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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净流入人口增长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原标题:武汉,净流入人口增长的背后没那么简单

要评估城市核心竞争力,除了统计人口流入数量外,还要研究新增人口背后的具体产业是否“高端”。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冯建来过武汉数十次,今年已来了两次。

对一个外地人而言,这已十分频繁。

“街上的人流量很大,到处是行色匆匆的人群。”作为武汉市创新岗位特聘专家,冯建的研究方向是人口,他日常的聚焦点也经常放在人口上。

今年初,像所有关注武汉发展的人们一样,冯建的朋友圈被一份涉及武汉人口数据的媒体报道“刷屏”。

这份报道参考了近年的统计年鉴:“武汉最近7年内净流入人口从2009年的74.45万人增至2014年的206.49万人,到2015年已突破230万人。”

“数据背后反映的趋势,就是武汉的吸引力已逐年强劲起来。”冯建说。

两个标签:年轻化、高端化

在研究领域,冯建与武汉最早结缘于上一个猴年。

2004年,冯建完成“武汉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2005年,他又带领团队研究和撰写“武汉市人口规模预测及人口构成分析报告”。

2014年,冯建主持新一轮武汉市人口发展专题研究工作,最终报告中他预言“2030年,武汉市人口或将达到1720万人。”这句话,在当年也引发了一轮热议。

如今,武汉净流入人口从在2015年突破230万人——这意味着什么?

做个简单的对比——去年底,襄阳市城区共有常住人口172.2万人。也就是说,当年武汉市净流入人口绝对值是襄阳市城区人口的1.3倍。

武汉多年来致力于实现“复兴大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愿景,而国家中心城市一定是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汇聚之地。

因此,人口增长强劲的趋势,也让熟悉武汉的冯建十分欣喜。

“武汉市流动人口增长近10年来比较突出,比净流入人口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是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中,武汉市外来人口由103.0万人增加到283.1万人,年均增长10.6%。”冯建说。

但这批净流入人口有何特征?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支点》记者提供了两个标签: 一是年轻化,二是高端人才占比不断增多。

在5月4日这个属于年轻人的节日,QQ大数据《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显示,武汉已成为二线城市中,年轻人口新增率、净增率最高的城市。

“家乡在慢慢变老,武汉则越来越年轻。”——记者朋友圈中,一位在武汉从事工程设计行业的人士转发该报告时,配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年轻态,使武汉延长了人口红利,高端人才则凸显了独特优势。

比如,国家存储器基地项目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已然落地,计划5年内投资1600亿元。2020年前后,该项目员工数量将达1.7万人。

“单这个项目,就要招聘1万名以上的工程师。一人来汉、全家来汉,这种以人才流入为特征的流动,也是武汉一个独特的标签。”叶青说。

另一个案例,则是TCL集团旗下华星光电的第6代LTPS(低温多晶硅)显示面板生产线项目已落地东湖高新区,如今已有2000多名研发、生产人员入驻。

除此之外,光谷已成为国内外大企业密集来汉建研发中心的高地——腾讯云基地、摩托罗拉全球研发与质量测试中心、辉瑞武汉研发中心……仅华为武汉研发生产基地建成后,研发人员总数就将达4万人。

人才+产业=城市核心竞争力

很多人都愿意到公共服务好、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的大城市生活。在他们看来,大规模人口流入就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体现经济好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GDP,也与人口增长相互呼应——2010年,武汉市GDP总量5566亿元,全国排名第12位。2014年,武汉市GDP总量跨越1万亿元大关,排名提高到第8位。2015年,武汉市GDP达1.1万亿元,同比增长8.8%。

不过,在冯建看来,人口净流入背后的答案没这么简单。 “强大的产业实力,是吸引八方来客的源泉,要评估城市核心竞争力,除了人口流入数量外,还要研究带来新增人口的具体产业是否‘高端’。”

冯建曾主持苏州人口专题研究。苏州工业园区建设时期,外来人口由2000年119.4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454.4万人,增幅比武汉同期快很多。

尽管有这么多的外来人口流入,苏州却并不“开心”,原因在于相对低层次的制造业带来的人均效益并不高。

总而言之,大规模、持续的人口流入,能侧面反映出该城市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未必就能代表该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这一逻辑着眼武汉,可看到制造业仍是招聘大户,但产业换挡提速创造“智造红利”,将制造业“高端化”的道路也在推进之中。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富士康、武汉联想、海创电子、奋进电力、天马微电等企业聘用的人才门槛越来越高。

对此,人力资源机构智通人才武汉地区负责人表示,随着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和本地经济发展,东部回流到本地的就业者将越来越多。

以往招不到人,需要抢,现在很多优质产业工人流入,挑选余地也会大些。

高端服务业中,武汉也有不少优势产业。

设计行业在高铁、桥梁、冶金、公路方面都有世界级作品,承担了以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工程设计项目。

目前,世界建成跨度1000米以上悬索桥29座;世界建成和在建跨度600米以上的斜拉桥21座。这些世界级桥梁中,“武汉造”桥梁占半壁江山。

另外,现代信息服务业也是高端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而湖北省在这一领域已出现了企业、人才回流趋势。

去年4月,《出了雷军周鸿祎,为什么湖北却消失在互联网的版图中》一文火遍全国,让读者都担心武汉“企业出走,人才何归”的问题。

过去困扰武汉互联网产业的一个难点是,优秀公司回武汉找不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优秀人才回武汉又没有足够多的企业供选择。

如今,情况正在加速向好。随着斗鱼、盛天网络、卷皮、航班管家等颇具影响力的公司甚至是“独角兽”企业在武汉安家,企业与人才正形成良性循环,互联网产业也日益繁荣。

“北上广深的大公司太多,人才流动性大,斗鱼容易被淹没,武汉会好很多。”斗鱼CEO张文明如此解释从广州搬到武汉的原因。

高端人才向武汉聚拢的另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大咖来武汉创业。去年,在谷歌、阿里巴巴、万达电商都有过从业经历的龚义涛,来到武汉开启了新的创业征程;1号店创始人于刚也在去年加盟总部位于武汉的卓尔集团,每月至少要来武汉一趟……

“新武汉人”成购房主力

除却最为实在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吸引力外,每个人对武汉人口净流入现象背后的原因,其实都有自己的看法。

每次来武汉,只要有空余时间,冯建都会去东湖转转,体验一下湖上泛舟。在船上,他会像做社会调查一样,与船家聊各种各样的话题。

如果有更长时间停留,冯建会走到长江水边,与垂钓者聊上几句,会在跳广场舞的大妈旁边观赏一阵;看到在地上写字的大爷,还会借他们的笔过过手瘾。

近年来汉时,冯建吃早餐也会故意不在宾馆吃,钻小巷口吃豆皮、锅盔,穿越那密集的建筑边上一家家小门面,好像是一种乐趣。

“武汉区别于其他大城市的地方,就是‘市民化’,浓浓的生活气息是武汉的城市魅力,每次离开了都令人怀念。”冯建说。

不过,与这种略显感性观点不同的是,很多人的看法更理性: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太高,“逼着大家离开”。

前微软亚洲工程院工程师、前海豚浏览器核心团队成员、美玉秀秀CEO黄锦在北京待了7年。如今,他毅然决定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开始创业。

“现在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很多湖北籍互联网人才都想回到武汉。”发现这一需求的黄锦,利用业余时间发起了“猫友会”社群,用互联网方式把试图回归武汉的湖北籍人才聚起来。目前,这一社群人数已超过1200人。

在湖北省直机关工作的黄小姐,同样发现了这一趋势。她原来在武汉上学、在北京上海等各行各业工作的同学,今年扎堆一起回到武汉。

黄小姐长期观察后得出结论——随着一线城市居住、生活成本上升,人们会更乐于选择回到跟自己有交集的地方。

在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处长刘金伟眼中,政策吸引力也十分重要。

“武汉在阶层差异、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待遇差别、社保方面的表现,领先其他城市。”对武汉人口政策,刘金伟赞赏有加。

去年起,武汉力推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积分落户制度,欢迎新市民。除高学历人才,也鼓励有专业技能的农民技工、高职生转入。

武汉市房管部门透露,这批“新武汉人”已成为全市购房主力军,占六成左右。一些投资客甚至计划“众筹”购置光谷房产作为投资渠道。

融合才刚刚开始

湖北省统计局大门并排的机构牌匾有几个,其中一个是《统计与决策》杂志社——这是一份由湖北省统计局主管,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优秀学术期刊。

仅看了一眼,这个杂志名就印在记者脑海之中—— 统计数据是如何影响决策的?而净流入人口的流入又意味着什么?

“净流入人口迅速增加,为武汉发展提供机遇,也提出了挑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问题。”叶青说。

对此,不少城市措施是用限购、限号等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匹配。

包括叶青在内,大部分采访对象的观点是,武汉应顺应大城市人口发展规律、提前谋划,为未来增长谋划空间。

谋划空间除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一点是实现“新老武汉人”的充分融合。

不同身份、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融合问题,既受到人的观念与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也与不同人群生活条件和生活境遇有关。

“如在北京,老北京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予盾就很少,相互之间融合得很好。而在上海就不同了,老上海人与外来人口之间有时还存在一定歧视,有一些矛盾。苏州情况虽然没有上海那么严重,但也存在融合矛盾等现象。”冯建说。

为此,冯建曾在苏州专门做了个针对“老城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和邻里关系”的问卷调查,发现老城区本地居民对小区和邻里关系满意度相对较低。

“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旅游资源开发对本地居民惠及度较低,甚至对其生活形成了干扰。但另一方面,本地人对外来人口又有‘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他们内心里对未来邻里关系改善充满希望。”冯建说。

冯建认为,苏州的调查结果可供武汉借鉴。

一方面, 城市发展、尤其是产业发展(包括制造业、旅游业等产业)要惠及“老武汉人”,尤其是收入相对较低甚至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相对贫困人群,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感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

另一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或多或少对“新武汉人”的生活还会产生影响,因而要采取措施实现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在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求医等方面应该逐步实现无障碍通道,减少甚至消除因户籍不同而造成的生活境遇的差别,为真正实现‘新老武汉人’的融合铺平道路。”冯建说。

茫茫九派,包容万物。要成为中部的开放之城,在武汉的开放性与包容度与未来抱负之间,还有巨大空间。

《支点》2016年7月 本刊策划《我在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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