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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原标题:五条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在“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的考卷中,阿茂出了一道简答题:“如果五条人的新专辑完全以粤语和英文演唱,是否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来并走向国际化?请简述和分析原因。”

叶三

1

2016年6月5日,广州大雨。鹭江商贸楼二楼的琴房,仁科和阿茂正在排练。

这是一间十平米的正方形小屋,没有窗。阿茂拧亮夹在架子上的阅读灯,光射向天花板;四周的墙壁工整地钉着红白蓝三色横条纹的塑料袋,那是仁科和阿茂用一天完成的装修。起初他们买来隔音材料贴在墙壁上,“估计甲醛超标”,阿茂说,“装完后屋里臭得进不去人”。

这二楼原本是个大排档,每个小屋都是个铺位。大排档倒闭后,铺位被改建成联排单间,不少广州摇滚青年租来做排练室,月租1000元。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造成紊乱的鼓点。吉他、贝斯、键盘、手风琴、鼓和音箱站着,效果器摊在脚边,音频线整齐地挂在墙上。仁科和阿茂拿起琴,摆好架势。此时屋里剩余的空间大概还能容下一只猫。

“他是个画画的,他是个画画的,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走鬼》)?”合着雨声,抱着吉他的阿茂在唱。他们的现任鼓手小宇在深圳,架子鼓后面的凳 子空着。唱到副歌,仁科停下手风琴,前跨一大步,倒拿鼓锤加上一串鼓点——在结尾,他干脆将鼓锤丢向他够不着的军鼓,补齐最后一拍。

大股大股的雨水绞成粗麻绳,不管不顾地浇下来。一个湿漉漉的青年背着贝斯在走廊上经过仁科和阿茂。他们同时丢掉烟头,相互点头问好。隔壁是个重金属乐队,阿茂笑眯眯地介绍道,这里隔音太差,“他们一开始排练,我们就只能休息了”。

2009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唱片让人们认识了这两个用海丰话写歌唱歌的青年。初版《县城记》的CD装在大信封里,信封内还有个户口薄,红色封 面一本正经,内有仁科和茂涛(阿茂)的履历和照片——仁科细瘦,阿茂精壮,两人都是南洋青年的典型面孔。唱片的歌词印在一张假报纸上,“县城记”三个大字 下面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他们的音乐古怪而才气横溢,像莽莽大地上忽然绽放出的一朵奇葩。那一年,五条人被誉为“广东民谣音乐圈最大的惊 喜”。

“条”在粤语中常被用为量词。名为“五条人”,《县城记》出版时,这个乐队只有仁科和阿茂,共计两条。关于乐队名字,仁科有各种各样的说辞,最为文艺的一个是,这个名字出自杜可风的电影《三条人》。

看《三条人》是在2005年,那时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历史最长的。它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部,周围是CBD的高楼大厦和商业街。进得写着“石牌”的牌楼,右手是池氏大 宗祠;再往里走,视野骤然收缩,目光所到之处全是楼。楼与楼之间距离不足一米,开窗便能贴面,当地人称石牌村的楼为“接吻楼”。抬头,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 不见天光,楼与楼间,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小饭馆、烧烤摊、理发廊、诊所、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商店……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混杂 着花香,饭菜香,泥土气,汗味儿,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

一平方公里的石牌村内住着五万多人,人均居住面积1.3平方米。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IT从业者、“走鬼(摆地摊)”的小贩、站街女、作家、酒鬼……当然,还有音乐人。

在搬出石牌村的时候,广州音乐人王磊写过一首《石牌村》:“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 望/白日真紧张。”来到广州的第二年,仁科和阿茂一起住进了石牌村。大半年后,仁科一个人租了个月租300的单间,有时候他会在六楼的天台上俯瞰这个城中 村落,弹着吉他唱歌。

2006年,盘古乐队的前贝斯手李文枫作为监制,将仁科这个时期的作品收录进仁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春就很好听了》。李文枫也曾是石牌村的居民。

十年之后的夏天,石牌村传来消息,改造计划又一次被推迟了。雨下起来的时候,池氏大宗祠的门口南方花朵开得恣意,年轻的姑娘撑起了雨伞,看宗祠的大叔们正在乒乓球台上激战。接吻楼的墙壁上,房屋出租广告仍然贴得里三层外三层。

仁科和阿茂结束排练的时候,雨已是尾声。他们斯文的牛仔裤和帆布鞋都还干干净净的。阿茂将吉他收入琴盒,背上帆布包,摆手召车,回他大学城的住所去。而仁科沿着新港西路,一路向西。“我喜欢走路”,他说。

在博尔赫斯书店,仁科买了一本吉尔.德勒兹的《运动-影像》。他熟练地在扉页上盖上博尔赫斯书店的钢印。收款台旁边的书架上摆着菲利普图森全集,封 面是仁科的女朋友设计的。其中一本《急迫与忍耐》的封面上,一个人安详地躺在远去的公共汽车旁,双手放在胸前。仁科说他是这幅画的模特。

仁科双子座,他说自己眼下29.7岁,还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来了广州近十年,他似乎活得很得章法。指着路过的学而优书店,他说他有打折卡。又指着 不远处的一家老牌酒店,他说他每天都去酒店里只对宾客开放的泳池游泳。“我有办法”,他平和地解释。雨已经完全停了,他决定散步回家。夜幕降临到广州,路 口此起彼伏亮起了灯,他左右望望,倏忽消失了,既像是一滴水,也像一尾鱼。

仁科、鼓手小宇和阿茂在排练室中。

2

仁科生于1986年,阿茂生于1981年;两人都在少年时期随家人迁居到海丰。

2003年,阿茂已到广州两年,靠卖打口碟为生。从中学开始,他就在听哥哥大茂从广州带回的唱片,国内的崔健、祖咒、舌头、盘古;国外的平克、枪 花、涅槃;各大牌摇滚乐队还有港台音乐,阿茂混起来,什么都听。开始卖碟之后,他也听自己进的货,除了英文唱片,还有阿拉伯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各 种小语种都有。刚开始写歌时他用普通话,歌词叛逆又稚嫩,多是“我的兄弟,我明天要走了”之类。

忽然有一天,在买菜的路上,阿茂哼着一个旋律,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用海丰话唱了出来。

阿茂的哥哥大茂有个朋友网名“区区500元先生”。500元先生比阿茂大4岁,当时在海丰中学当美术老师。有一次在广州,阿茂跟500元先生聊天, 提到他写的海丰话歌曲,说打算在街头唱着玩玩,500元先生听了说,那干脆搞个大型的,联系一下其他有写歌的本地人,搞一个“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

那个时候,仁科16岁,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老师告诉他,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他说:“还要五十块?那我不要了。” 听到“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消息,又听到500元先生说“只要是自己写的歌就可以参加,什么歌都行”,仁科马上躲进房间去练吉他。

报名来参加音乐会的人不少。演出场地在定在文化局的门口,当时文化局的领导说,过年做这种活动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好事,节目可以搞得丰富多彩一些。另 外,歌词要交上来审查。有一首歌叫《海丰雷鬼》,某领导看了说:“过年过节的,雷鬼这两个字看着很不吉利,改个名字。”500元先生告诉他,雷鬼嘛,就是 海丰天上的雷公……其他不知道歌词的歌500元先生就现场瞎编歌词,或者写“纯音乐”,报上去。

大年初三,海丰原创音乐会如期举行。海报是500元先生和朋友们用广告颜料手绘的,贴得满街都是,像牛皮癣;音响设备也是500元先生四处搞来的。文化局的老式楼大门宽敞,门口两只大柱子,几级台阶,台阶上就是舞台。怕社会上的人捣乱,公安局还派来一队人坐镇。

文化局在海丰的主干道旁边,赶上过年,路过的年轻人、中年人、阿公阿婆、摩托车、小孩猫狗,听见热闹,又发现免费,都忍不住停下来看看。阿茂的演出 曲目中有一首叫《高等教育》,那是他在华师大宿舍里写的歌,最后一句是“高等教育狗屁狗屁!”一听这个,全场兴奋地一起高喊“高等教育狗屁狗屁!”还有观 众冲上舞台一起唱。 500元先生在台下捏了一把汗:“幸好是过年,要不然被人举报我们就惨了”。《高等教育》唱完,观众大声问:“怎么样快演完了吧?后面还有没有?”一边吵 一边往台阶上挤,包围着舞台的圈子越来越小,观众和演员混在了一起,几乎面贴面,场面极为混乱。在阿茂后面上台的仁科看着,心想这还能演吗?——500元 先生一把拉过他说“到你了,赶紧去!”

这场音乐会让仁科认识了阿茂。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是一场很成功的演出。

那一阵子,仁科不上学也不上班,每日在家画画弹琴,还有就是跟一个叫楚雄的朋友聊天。

一天,500元先生从海丰中学下班回家,在路边看到一张卖刻录CD的手绘海报,联系人就是楚雄。楚雄认识了500元先生,经常去找他借书读。500 元先生对楚雄的感觉很复杂,在他看来,楚雄是个理想化的人,“而且是一种很混蛋的方式”。楚雄博览群书,酷爱思考,也是个摇滚迷;他吉他学得不错,但总是 对自己不满意,也看不上其他所有的吉他手;他与家人关系恶劣,向很多朋友借钱以维持生活。500元先生说:“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东西说不通,但是他 的整个理论系统还挺完整的。如果用理性的方式跟他聊天,会觉得是跟一个疯子在聊。但是我很尊重他的思维和他的世界。”

仁科在500元先生家里认识了楚雄。楚雄推荐大量的音乐、小说和诗歌给他,读完听完,两人认真地讨论“哪里好”和“为什么好”。除了文艺,仁科还会和楚雄聊哲学,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和形而上观念。“有时候聊到早上八点钟,不睡觉,那时候不睡觉也不会困。”

两人聊天的地点经常是海丰烈士陵园。有一次,他们聊到裸奔,仁科说他觉得要考虑到身材,“如果身材好一点,可能我会裸奔”。楚雄说,你这样想错了, 裸奔的点不在这儿,真正裸奔不会考虑身材。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他马上站起来把衣服脱掉,在烈士陵园里走了一圈。“很丑,他的身材。”仁科说。“当时 聊了很多,他的观点我不一定所有都同意,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马上都懂。但是他唯一跟我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不能假,一定要真。”

有的时候谈话密度太大,仁科会跟楚雄说,我太累了,不聊了,我们一个星期别见面。二人就不见面。除了仁科,海丰没有人会跟楚雄聊天。

仁科说,楚雄是个很聪明、很颓废又很绝望的人,“他给我灌输了很多知识”。在16岁的年纪,与这个朋友的高强度交流为仁科许多本质上的观念定了调性,譬如,“生活是没希望的,这就是命运”。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仁科经常想,如果现在跟楚雄聊天,肯定两个人会聊得更好。

2004年,认识楚雄八个月后,仁科决定去广州投奔阿茂,“我要走了,还经常给他打电话——不是给初恋打电话,是给他打。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初恋。”

仁科有个同学哥哥是开黑车的,双层卧铺大巴从海丰到广州,走国道要走六个半小时。同学想去广州玩,仁科就跟着,他根本没告诉这个同学,他到了广州就 没打算回来。前一天,仁科住到了同学家里,身上带了140块钱。仁科的油画颜料还剩不少,一瓶十多块钱卖给别人,凑够了这笔钱。他跟爸爸说还要点钱,但家 里一分钱都没有。临走那天晚上,爸爸有点不好意思,出门买了一袋香蕉给他。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在烈士陵园门口,仁科拎着一袋香蕉上了车。

500元先生最后一次见到楚雄,是好几年之后在海丰的麦当劳。在厕所旁边别人最不喜欢的位置,楚雄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坐着,什么都没点,“好像在谈理想”。听说他曾经去了好几个城市打工,也去过苏州的一个酒吧驻唱,但是经常和别人合不来。

离开海丰后,仁科和楚雄缓慢地失去了联系。仁科在广州,楚雄去找过他两次,仁科将这事儿写入了《疯马村永恒的一天》。“从前你们都说楚雄他疯了/他 居然跟马在赛跑……今天楚雄来石牌唱歌/戴着墨镜身材高大/他和我们不一样/ 唱着最美丽的歌谣”,第一段之后,歌词变成了唱名。“拉西都米都西,拉西都米都西”,在轻快的手鼓伴奏中,仁科悠然而认真地唱完了这首歌。

原陈炯明“将军府”,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海丰。摄影:梅二。

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石牌村住所,墙上是仁科的画。2005年。摄影:云胜。

3

仁科在广州落脚的第一站,是华师大小北门附近阿茂的住处。“很好,第一个月免租。”仁科说。

阿茂高考考得不好,又不想复读,就在2001年来了广州,投奔他在华师大读书的哥哥大茂。最初的一年半,他住在华师大的男生宿舍里,混大学里的的的 各种电影课程,还义务参与了华师大甘小二老师的电影拍摄。之后阿茂想着应该挣点钱,于是开始卖打口唱片,档口设在华师大西门的斜对面。

仁科有两个舅舅在广州打工,一个卖手机,一个卖家具。家里人想让舅舅们给仁科介绍工作,到了广州,他给舅舅打电话。三天后,一个舅舅来和仁科见了一 面,给了他200块人民币做本钱。阿茂想,自己在卖打口碟,不能让仁科也卖,“这样会抢生意,打架也不好”。于是建议仁科去卖盗版书。

阿茂将仁科介绍给一个走鬼卖盗版书的朋友赵云。赵云生意做得好,有很多老顾客,他很痛快地带着仁科去了进货点。用那200块钱,仁科进了一批畅销 书:《中国农民调查》、《水煮三国》、《潜规则》、《血酬定律》、《细节》、《谁动了我的奶酪》。“走鬼往哪里走?只能跟着老手。盗版书有很多进货点,但 那个鸡贼一开始只带我去一个点,”仁科说,“后来我对他很好,取得了信任,他就带我多去几个点。”这位赵云,几年后也出现在五条人的歌《走鬼》中。

仁科的摊子摆在阿茂旁边,挨着卖,不冲突。第一天仁科就卖了一百多块钱,生活问题解决了。

那个时候,仁科和阿茂一起住在一套只刷了墙壁的毛坯房中。两室一厅中的厨房也被用作房间,常住人口五个,峰值时期达到十人。一伙年轻人满屋乱睡,天 气热的时候,大家一块儿睡天台,睡到早上太阳晒屁股时起来,想做生意就出去转转,大多数时间还是一起胡玩。家里有几把质量很差的吉他,随便谁都能捡起来弹 一段,唱一会儿。“那时候如果有人提出,我们搞一个乐队发展发展,”仁科说,“肯定会被笑死。”

2004年夏天,卖打口碟攒了500块钱,阿茂伙同一帮朋友出门远行。在天河立交桥下,十个朋友每人花80块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阿茂个子高,车矮,他把车座锯掉,再用电焊增高,骑上试试,“舒服了一点,出发”。

十个人的出行计划是一路骑到云南。“我们什么也没带,没钱,没睡袋,每人就带一件厚衣服,就十个乞丐的样子。”白天使劲蹬车,晚上睡停车场,用洗车 的水龙头洗澡。骑了五六天,一行人终于出了广东省。同行的朋友里有几个是学生,到阳朔,他们掏出学生证,到教育局的科室里睡了一觉。

到了阳朔,由于意见不一致,团队分裂了。五个人往回走,阿茂和另外四个人继续前行,骑到三江,二手自行车坏得差不多,实在骑不动了。阿茂改坐火车从 桂林出发,坐十几个小时到昆明,再转到他喜欢的大理。“那是我第一次坐最破的绿皮火车,几十块钱,脏得一塌糊涂。现在想起来都可怕……青春无悔。”阿茂把 单车放上另一列火车运回来,交给留在广州的仁科。

这次出行仁科没有参与。他当时的理由是“我在广州也是旅游的状态,在一个陌生城市街上走,和我在广州街上走是一样的——实际上是没钱。有钱就去了,没钱要想各种逻辑,来说服自己这是对的。”仁科逻辑很多。

阿茂出发的那天,仁科目送他们到了火车东站,心想:“这帮人走了,广州就属于我了。”

仁科卖盗版书,自己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书包,里面放书,城管一来他不跑,镇定地站在原地,把书包起来。结果某日,他的包和书一并被没收了去。他跑去城 管楼想把书包要回来,无果。“刚好我那天下了重本,拿了很多货,全部被收了之后,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手头没钱,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我不是要靠这个一路 发展的。”阿茂奋力蹬车的时候,仁科占领了阿茂留下的市场空白,把阿茂的打口碟拿出去卖,“但是我没坑他,卖一张分他一半钱。”

四辆自行车回到广州,仁科带了个哥们儿,一个人踩两辆从东站骑回来,完成了阿茂的冒险。仁科说:“这个,以后我要拍成电影。”

阿茂回到广州后,打口碟的生意更上一层,他成了发货的上家,有了更多的空闲,他和仁科一起混在街头,打各种各样的零工玩。他俩最为津津乐道的“项目”,是为某运动品牌做校园推广。

那年,这个品牌设计了新LOGO,要在大学里贴海报,贴贴纸,发传单。“它让我们在大学宿舍、教室宣传栏各种贴,那个东西一贴上去撕不下来,我们发现这个很没公德心,就发明了一招,在地上磨了砂一贴,贴完拍照,再撕掉。”

仁科做包工头,他和阿茂一组,阿茂的表弟和阿茂的弟弟一组。每人拿着海报拍两张照片,拍完换身衣服,再拍两张。海报拍几张,撕掉,传单也是。整个大 学贴完后干干净净,一张海报都没有。然后照片发回传播公司验收——“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用了摄影技术”,仁科说,“一沓传单扔在垃圾筒,这是很缺德的,但 是他们付的钱只够这么干。”

做完这个“项目”,仁科分了一千多块钱,他独自出门旅行。这是仁科第一次坐火车。上车前,他根据电影发挥想象,带了吉他又带了书。车开得慢,人很 少,很舒服,仁科对着窗户,在一个本子上写了很多东西。 “本来还打算卖唱挣钱,但是火车上人太少了,而且火车上播音乐。所以想象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仁科在外面待了一个星期,一千多元全部花光。

说起卖打口碟的岁月,阿茂对仁科有一点愧疚。有次仁科介绍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去找阿茂,一次性买了一千多块钱的碟。“我自己觉得我平时都是不会亏待人的,但那次不知怎么回事,我没给他钱。”阿茂看着仁科。

“没事, 我不记仇的,你现在给也不迟,都说出来了,快给。”

“对,算一下这笔账——那些钱就用利息抵了。”

来广州之后,仁科几乎只管阿茂一个人借过钱。借钱的情况一定是他没钱吃饭了,借的数目不大,二十、三十、五十、很少超过一百。“我放心借给他,”阿 茂说,“因为总是有借有还。” 看那时候的照片,仁科身上的衣鞋不是大就是小,有一些是阿茂给的,有些是老同学寄来的。除了房租、吃饭和看演出,仁科的想法是尽量不买任何东西。

“因为对生活没要求,就不会为了钱发愁。”仁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穷,他说,这种观念,大概还是来自16岁时跟楚雄的讨论。“现在年轻人去参加歌唱比 赛,他是有希望的,不管他玩得怎么样,他会希望这个东西发财。我一直到出唱片都没有对这个抱过期望,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也许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出 唱片。”

2007年,为筹办亚运会,广州开始严打“走鬼”。摆不成摊,仁科和阿茂在广州美院旁边的大学村租了一栋老房子,做了个唱片店,专门卖唱片给大学 生。那段时间,他们就住在那栋房子里,整理几年内两人积累下来的作品。这些歌,普通话和海丰话都有。他们第一次有了意识去完成一首歌,但是还没有做唱片的 概念。

第二年,周云蓬到广州领“青年领袖”奖,通过李文枫,仁科和阿茂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周云蓬在“喜窝”酒吧演出,仁科和阿茂作为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

听了三首歌,佟妍马上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仁科想,这可是北京过来的人,这么牛。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拿着迷笛音乐节500元的邀请费,仁科、阿茂和另一个朋友去了北京。音乐节因为奥运会被取消,但仁科和阿茂还是很开心,他们第 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太漂亮了,交通又好,天啊云啊,特别舒服。”他们去了故宫,又在故宫后面的胡同里修好了仁科坏掉的手风琴,还办了暂住证。在北京, 仁科和阿茂又给周云蓬做了一次暖场嘉宾,随后在江湖酒吧演了两场专场。回到广州,两人用佟妍提供的经费录了一张6首歌的小样,第二次来到北京时,交给了佟 妍。

2009年3月,仁科、阿茂在厦门朱芳琼的录音棚录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录唱片时,两人为乐队起名,觉得“两条人太少了”,想起之 前在天台上胡玩的年月,他们将乐队定名为“五条人”。唱片文案包装由老朋友区区500元先生设计,7月份,佟妍创办的独立厂牌“刀马旦”发行了这张专辑。

当年年底,五条人当选《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人。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仁科、鼓手小宇和阿茂为“大时代歌厅演唱会”拍摄宣传照,2015年,广州。

4

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中,五条人在《踏架脚车牵条猪》里这样唱:“阿朋友/汝唛问我/有呒听过海丰个公共汽车/摩托车声/路口彼个聋耳还科咋啊惊”。2012年,上海人梅二第一次来到海丰的时候,觉得所唱不虚。

梅二出生于1977年,曾在电视台工作多年。2001年,他与大学同学陆晨等几位朋友组建了“顶楼的马戏团”。这是一支风格多变,以搞怪著称的朋克摇滚乐队。与五条人一样,他们的大部分歌曲也用家乡方言,也就是上海话来演唱。

听到《县城记》的时候,梅二对海丰的想象是“街上走着猪的小县城”。后来他想,必须去一次海丰,才能知道他们到底在唱什么。

海丰吵。走在海丰的市中心,梅二感觉他坚持不了十分钟。路上的大货车、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和摩托车,还有被当地人称为“泥克西 (Naxi,Taxi的戏仿,Na在方言里义“踩”)”的三蹦子,没有一辆不在使劲按喇叭。每个商店的门口都有个大音箱在放歌。负责接待外来文艺青年的地 头蛇500元先生指指点点地告诉他,你看,这个公园只有一个门,门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个天桥,也是个摆设,从来没人走……梅二说,海丰其实跟中国其他的南 方县城没什么区别。它有一个CBD,有饭馆,有麦当劳,有大商场,有网吧。他跟500元先生两个人去看了一部电影。

五条人的《彭阿湃》写的是彭湃,海丰县的名人。史载,彭湃本是大地主家的公子,在海丰闹革命,搞土地运动。五条人将这首歌处理成一出荒谬的独幕剧, 半说书半吟唱、仿地方戏、方言对白……在结尾,官与民浑浑噩噩地合唱了起来。梅二去了老城区彭湃当年闹革命的红场。红场就在当年开“海丰原创音乐会”的文 化局旁边,大门红色,里面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导题字。

梅二说:“去了海丰,再回头听他们的歌,就会发现对家乡,他们没有乡愁,也没有赞美,完全是……自嘲。”

2015年春节,梅二第二次来到海丰,为五条人拍摄新专辑《广东姑娘》中《像将军那样喝酒》的MV。这一次,他赶上了五条人已持续7年的“回到海丰”春节专场演唱会。

两个小时的演出,仁科和阿茂全程用海丰话,观众约七百人,舞台上下气氛热烈。为拍摄MV,五条人事先借好了服装和道具,演出结束后,阿茂拜托观众再 留十分钟。“结果观众很兴奋,特别配合。原来演这首歌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一听说要拍MV,大家都开始Pogo……”拍完演出现场,再拍海丰街头, 工作全部完成已是凌晨四点,而海丰街头的大排档仍然热闹,一行人一起去吃了个牛肉火锅作为夜宵。

500元先生说,海丰人民的生活重心在消费,在吃,在玩。海丰的夜晚,KTV、酒吧和夜总会灯光闪烁,大排档锅铲铿锵,人群熙来攘往,街道上喇叭长鸣。梅二在海丰完全睡不着。500元先生告诉他,这就是海丰。

每一年,五条人“回到海丰”的春节演唱会都由500元先生和一伙当地朋友促成;选场地、搭舞台,音响或借或租,从广州开车拉过来。500元先生说:“我希望在海丰,或者是朋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跟我聊这些事情。”

直到几年之前,500元先生都承担着类似于五条人“幕僚”的角色。他是他们的第一听众、文案、唱片包装设计师和宣传。当年 “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句话就是500元先生想出来的,他甚至还捏造了一句:“有媒体评价,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后来这句话被 各种媒体反复转载引用,没人深究出处。

500元先生说,仁科和阿茂喜欢广州。“过年的时候,仁科在家里是坐不住的,有一年他搞完音乐会,第二天就跑回广州了”。

仁科和阿茂觉得广州自由。但其实,他们在广州的朋友很少。有哪个乐队邀请他们当嘉宾,除了他们的前鼓手老尾的沙漠乐队,他们都要先听,听完以后不认 同就坚决不去。《中国好歌曲》邀请过五条人几次,他们拒绝了。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动,要他们去唱《绿苍苍》,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多少钱?”导演尴尬了 半天,说我们中央台邀请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着来,你还问我要出场费?仁科说,没有就算了。

与国内的大部分音乐人,五条人几乎全是泛泛之交——包括曾经影响过他们的那些。仁科说:“交流没用,要靠作品去交流,因为有一些人他未必能把话说好,但是他可以把歌写好。”

500元先生说:“他们有这方面的优良品质。他们本身很有自己的尊严感。”

无论在海丰,在广州,还是在其他地方,仁科和阿茂之间一直说的是海丰话。“他们没有脱离过海丰,也没有进入社会,也没有加入圈子,”500元先生 说,“除了自己跟世界对话,他们就两个人这样对话。”他不觉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是夸张,“他们真的是听了很多世界性的音乐才来创作的。他们从来不觉得 方言是必要的条件,也从不标榜。”

五条人粉丝有一个名为“五条人铁脯粉”的微信群。目前群里有将近两百人,大部分是汕尾海丰地区的文艺青年。群里聊行为艺术、传统文化、美食、哲学、 诗歌,甚至电脑技术,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得很深入。2016年6月,群里举办了“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题目包括选择、填空、简答和作文,一群人玩得很 开心。

几个朋友提议五条人经营一下自己,争取更红更受欢迎,然后卖卖周边产品,五条人拒绝了。“他们并不想着让更多人喜欢他们。”500元先生说,“以前仁科说他不希望用自己喜欢的东西挣钱,他宁愿去搬砖来维持生活。”

外来的文艺青年接触到500元先生和他身边的朋友,会产生误解,好像他们就是海丰青年的代表。“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仍然是很小的小众。在海丰,看夜 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K,读书没什么用,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跟着表哥去卖衣服,就这种心态。”市中心高唱着的大喇叭中,没 有一首是五条人的歌。

2007年,500元先生从海丰中学辞了职,过上了自由职业者闲散的生活。他住在海丰某个高档小区里,小区内花木青葱,露天泳池里孩子们在嬉水。 500元先生没有动过去广州或者其他大城市的心思。他觉得海丰的生活很轻松。每过一段时间,他会去采购唱片,影碟和书籍。他最大的心愿是身边的朋友能发 财,“发财之后拍电影、投资、搞音乐会,然后找我当个顾问,每个人给我几千块钱就行——个个都搞艺术就完蛋了。”

这几年,500元先生开始慢慢把自己当成五条人的一名普通听众。在他看来,仁科是个读书人,“天分极高又很勤奋,这很恐怖”。而阿茂性情,比较世俗,“他可以跟每一个人都打交道。回农村的时候,他碰到乞丐都会聊上半天。”

2016年的春节,文化局没有批准五条人“回到海丰”演唱会。

在很多年前的海丰,刚刚设立红绿灯的时候,路口经常有老乡因为违法交通规则被罚站,傻乎乎要站两个小时才让走。聊天时,五条人和500元先生曾构想 过一个故事:一个老乡从农村骑单车到海丰,交通规则不懂,被交警逮住了,他很紧张,又自卑又茫然,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警察叔叔我是从农村来的”。 这个故事,后来被五条人写成了《上县城》。500元先生说,这是五条人很喜欢捕捉的状态。“在走鬼的时候,他们已经对底层人士有很多判断。很多人从他们的 作品里读出对政治或者体制的批判,其实他们两个骨子里面没有这个意识。”

“总有人觉得五条人挺屌丝,很底层,”500元先生还说,“在我看来他们高贵得要命。咖啡手冲的,对麦当劳文化特别了解,喝茶也不会随便,三餐很正常,女朋友固定,这些都是正宗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人都看错他们了,他们生活得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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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楼的马戏团”刚开始用上海话写歌唱歌时,他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后才发现,这是一把双刃剑。

梅二说:“北方的乐队比如二手玫瑰和苏阳,他们用方言唱歌,大家还能听得懂。南方唱方言的乐队就非常痛苦,至少演出的时候,观众没有快感。用方言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捷径。我们通过方言出名,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达到所谓一线乐队的位置,因为大家还是听不懂。”

2010年10月,第四届雪山音乐节在云南束河举办。顶马演出的时候下着暴雨,气温很低。他们在台上唱着一首快歌《快递员》,台下全是一动不动的雨伞。远远地,梅二看到有两个没打伞的身影欢乐地在Pogo。

吃饭的时候,顶马在饭馆里遇到了两个浑身湿透的人。“你们是不是那两个在雨里Pogo的?”“对对对……”那是梅二第一次见到仁科和阿茂。音乐节结束后,梅二买了张《县城记》仔细听。

同一年,五条人巡演到上海,顶马主动提出为他们暖场,阿茂说“好好好,谢谢谢谢” 。自此形成惯例,顶马去广州,五条人暖场,五条人来上海,就是顶马做嘉宾。2012年,五条人到上海录制《一些风景》,录到最后一天,顶马找了几个女孩一 起去了录音棚唱和声。专辑完成,大家喝酒,仁科喝多了,阿茂也喝多了。阿茂握着手机给女朋友打电话,打着打着人就不见了。后来梅二才知道,阿茂永远这样, 一喝醉就会不见。“但是你明天还能见到他,他会很安全地回到旅馆。”

梅二一直在跟阿茂建议,演出的时候要有歌词PPT,“否则观众完全就是在听外语,不会有任何感觉。”

“使用什么语言唱歌,是音乐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这样说,“怎么舒服怎么来。”2008年的广州“喜窝”酒吧,在仁科 和阿茂为周云蓬暖场的时候,张晓舟认出了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高个青年。多年前,他活跃在广州各酒吧操办演出的时候,那个青年作为资深歌迷,曾出现 在盘古、舌头、美好药店……和其他很多很多场演出中。

唱《绿苍苍》的时候,张晓舟听出来,那个青年的吉他弦没调准。一曲唱完,台上的阿茂重新调好弦说:“我自己不能接受。再来一遍。”

2014年12月,在深圳的旧天堂书店,张晓舟听到了五条人已经完成前期录音的新专辑,也就是后来在摩登天空出版的《广东姑娘》。随后,五条人成为 了摩登天空的子厂牌BadHead旗下乐队。张晓舟说:“五条人是目前最有趣的乐队之一,他们不仅仅是民谣那么简单”。当时,他对他们的判断是“他们有可 能挣钱,但不可能臭大街。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气勃勃。”

在“五条人铁脯粉第一次乡试”的考卷中,阿茂出了一道简答题:“如果五条人的新专辑完全以粤语和英文演唱,是否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来并走向国际化? 请简述和分析原因。”阿茂自己的回答是:“我觉得是可以的。首先,我们的英语先过四六级。再把口语练得滚瓜烂熟,粤语也是同理,过八级。其次,可以让仁科 去接拍一些洗发水的广告,提高知名度。这样就有可能走向国际化了。”仁科的回答则是:“五条人无论用什么语言都不可能在主流市场流行开并走向国际化。你看 人家五月天一直以五个人的形式老老实实在演出,而五条人到现在才凑到三条。”

2016年5月2日的北京草莓音乐节上,五条人在摩登主舞台上唱了一个小时。那是个暴热的下午,庞大的舞台前有人Pogo,也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群 被音乐吸引,打着遮阳伞缓步聚拢过来。唱到《像将军那样喝酒》时,仁科和阿茂背后的大屏幕上放着梅二导演拍摄的MV,歌词的字体被放得很大。

“我们喜欢小舞台演出,主舞台我们人太少了,又没有贝斯,像三只老鼠一样。”仁科说,“说真的,在主舞台演,我猜台下五分之四的观众是在等着别人。”五条人演出后,IZ在主舞台旁边的小舞台登场。仁科站在观众之中,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专注地望着台上。

直到如今,仁科和阿茂也没有明确的“音乐人”的自觉。创作的意识和表达欲望,这些在五条人还不存在的时候就早已有了。以音乐为生,有演出费,可以靠 这个生活,不用去工作,他们觉得挺好。说到对音乐的理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阿茂说,“比如像《广东姑娘》,我们觉得没错,这是我们觉得好听的标 准。”仁科则认为:“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把它当做艺术来看,它不是为了挣钱。唱片公司将我们做成音乐人,我无所谓,因为做音乐的过程也是在经历人生,在 这个过程中要思考。更多我们可能是在玩我们想要玩的东西。我们一直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音乐形式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就像六合彩一样,所有号码是公平的, 只是刚好那组号码中了而已。”

2006年秋天,仁科曾录了一首《时间是某天上午》。2008年五条人进京时,500元先生挑了这首歌,用一夜时间配上手绘图和照片,做成了五条人 的第一个广告式MV。《时间是某天上午》旋律优美,歌词浪漫中带着嘲讽:“要知道我是风的儿子/死于高贵的忧郁……众人惊叹无语/因为我确实是死于忧 郁”。仁科说,他怕死,但不怕老。那么,怕不怕失去才华或创造力?“早就失去了,现在靠智慧,”他用将来完成时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在我47岁 那年”。

2016年8月,五条人录完了他们的第四张专辑。在不演出的日子里,他们依然生活在广州。偶尔,他们会被粉丝认出来,热烈地聊上一会儿,然后拥抱合 影。为粉丝签名的时候,阿茂会细心地从侧面破开唱片的塑胶封套,撕去窄窄一条,签好名字,他再细心地将CD装回去。这是走鬼生涯留下的印记。有一次,在一 家潮汕饭馆中,拥抱合影之后,他们发现,粉丝离开前为他们这一桌买了单。长此以往,这会让他们膨胀吗?——“应该不会膨胀,因为还没到膨胀的点。这点小 事,太小了,怎么膨胀。等到大一点点的时候,你再来问我们好不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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