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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与白天鹅

原标题:霍英东与白天鹅

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从建酒店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打算在全国的大城市,建几家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1978年国务院成立“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提出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建八家涉外宾馆,其中三家,放在广州。香港新华社受命做牵线工作。

1978年夏天,广东省中国旅行社经理张贵一向霍英东提出,能否在广州投资旅游业。随后,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匆匆南下,在广州与霍英东见面,希望他带一个头,在北京或广州,建一家有1000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

廖承志邀请了一批港商到北京,包括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彭国珍、胡应湘等人。邓小平会见了他们。这批富商很快达成共识,广州的三家酒店,由霍英东、彭国珍建一家(白天鹅宾馆);李嘉诚、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建一家(中国大酒店);利铭泽、叶汉家族、李兆基、郭得胜、黄球建一家(花园酒店)。

霍英东与彭国珍合组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一个领导小组到了香港,霍英东代表香港维昌,具体洽谈在广州投资兴建高级宾馆的项目。

当时双方还未就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等种种细节,达成共识,但为表示诚意与决心,1979年1月23日,霍英东与广东省旅游局签订了《白天鹅投资与兴建旅馆计划意向草案》。随后,霍英东又致函梁威林副省长,表明他个人绝不计较将来利润收益之多寡,白天鹅宾馆开始经营后,他个人所分得的收益,将全部用于在国内的再投资,或捐赠给教育、医疗或其他公益事业。

4月5日,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正式下文件,批准了该项目。

白鹅潭

酒店选址,既要顾客方便,又要风水好。中国的涉外酒店,因为市内交通不方便,通常都建在火车站或友谊商店附近。但霍英东觉得,这不足让客人领略到中华文化与广州风光。旅游局在淘金坑友谊商店对面划了五万平方米的地给霍英东,但他觉得那是农民的菜地,征用以后菜价贵了,老百姓要骂他,所以不要。那块地后来用来建了花园酒店。

“经过几天对全市的亲自观察,发现沙面河畔有一块淤塞沙滩,”令霍英东眼前一亮,“我认为在这里兴建宾馆最为理想。因此,要求以填河方法获得土地用来兴建,方案马上被接纳了。”后来霍英东见到了叶剑英,说起他准备在沙面盖宾馆,叶剑英告诉他,那地方叫白鹅潭。

沙面位于广州珠江岔口的白鹅潭畔,面积只有0.3平方公里。霍英东选择这个地点,有人说,是借鉴了湄南河畔的曼谷东方酒店,但霍英东不以为然,他说,白天鹅宾馆面临珠江三江会合的白鹅潭,河面辽阔,风景特佳,比湄南河更具雄壮气派,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拆迁任务。但最大的遗憾是填掉了6000平方米的珠江河道,那时还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不是很重视水资源的保护。为了改善沙面的环境,霍英东又捐赠了300万港元,把原来英、法租界的前堤花园、皇后花园,改建为“沙面公园”,供市民休闲。

酒店初定名为鹅潭旅游宾馆,后改名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了5000万港元,彭国珍投了1250万港元(1983年彭国珍病逝,霍英东把他的股份买了下来),广东省旅游局投了400万人民币。另外由白天鹅宾馆向中国银行贷了3631万美元;1982年10月,霍英东、彭国珍与白天鹅宾馆法人代表朱一明,在东方宾馆签订《合作经营白天鹅宾馆协议书》,这笔贷款也就由霍英东背起来了。

这份协议,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合作的甲乙双方,已不再是广东省旅游局与香港维昌,而变成了白天鹅宾馆与香港维昌。这样一来,白天鹅宾馆与香港维昌的关系,就有点含糊不清了,白天鹅宾馆到底是甲乙双方合作的一个项目,还是它本身就是合作的甲方呢?

但霍英东本着合作精神,并不计较。穗港双方,在澳门葡京酒店接着开会,决定由穗港建筑师各自做设计方案,择优采用。广州方案的建筑师,以佘畯南和莫伯治二人为领军人物。莫伯治是广东东莞人,一生奉献于岭南建筑艺术的研究与设计上。他的早期代表作包括白云山的山庄旅舍、双溪别墅和矿泉客舍。

霍英东在白天鹅工地上

3月19日,广州方面在华侨大厦召开设计研讨会,做出了一个“折板型”的方案,于3月24日送交香港征求意见。香港方面很快表示赞成。4月4日,香港建筑师带着他们设计方案到广州,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折板型”的方案。一下火车,就声称与广州方案不约而同,带有双方共同合作设计之意。但这时广州方面已经改了设计,另提出一个“腰鼓形”的方案。

“评比会变成一场舌战。”佘畯南后来回忆,“经过两天激烈的论战后,腰鼓形方案具有高层建筑的基本因素而被采纳。”不久,来自新加坡的丹麦建筑师,也带着一个设计方案加入评比,“但交通线要通过沙面才能到宾馆,而且总体布局甚乱,未被采用。”

霍英东参加了评比会,仔细聆听双方的争辩。他感觉到,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30年,建筑师们对新事物缺乏认识,而香港建筑师对内地也不甚了解。“譬如,内地设计要计算预防地震、餐厅与厨房的比例,工人宿舍、饭堂和放置单车的地方,宾馆要自己组织车队等,甚至有的部门建议在宾馆顶楼安装高射炮。由于设计工作涉及部门达30多个,所以,我认为必须由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负责设计比较合适。”于是,霍英东邀请内地的建筑师到香港参观考察,开阔眼界。“他们的智慧便充分发挥出来,终于设计了一间矗立如玉屏,配以飞瀑流涧、花艳草翠,堂内庭园中西合璧的白天鹅宾馆。”

夕阳中的白天鹅(陈莉摄)

广州方案最终被采纳,这意味着白天鹅宾馆将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佘畯南由衷地说:“这要感谢霍英东博士的支持和霍震霆先生的帮助。”

林西指示施工人员:“要尊重建筑师的意见,凡是经总建筑师最后确定拍板的东西都不要改。”当时有一条规定(不是建议),出于备战需要,凡30层以上的高楼,天台都要装高射炮。这条规定,被霍英东顶住不执行。

1979年7月19日,填江造地工程开始。1980年12月24日,宾馆在一片彩旗飘飘、敲锣打鼓声中,奠基开工。霍英东仍然采用承包方式,把工程包给内地的建筑公司。这幢9000万人民币造价,占地三万平方米,楼高34层、102.7米的广州第一高楼,在1981年12月27日4时30分封顶,施工时间一年零三天。

酒店设备与物资的采购,是一项庞杂繁琐的事情,一家酒店需要采购的东西,不下10万种,大如空调、电梯,小如专用信笺、信封、毛巾、牙刷,许多在国内无法解决,要向国外采购。霍英东把采购工作交给内地自行负责,他只从旁协助,其用意,为内地培养采购人才。

至于酒店的经营管理,霍英东决定完全交给中国人自己负责。1982年2月,广东省旅游局委派朱一明副局长兼任宾馆总经理。整个宾馆两千多员工,包括总经理在内,没有一个做过酒店行业,都是边干边学。霍英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炎黄子孙有无限丰富的智慧与才能,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是可行的。”

白天鹅宾馆预定在1982年10月14日,秋交会开幕前,把五层楼的200个房间,先行试业。但直到开幕这天早上,霍英东巡视酒店时,房间还没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

霍英东邀请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席开业仪式,但他对任仲夷是否到场,并无把握。后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一个令他引以为豪的故事:

14日客人快要来了,我早上巡视厨房,发现炉灶还未安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只有一塘水。当时见到一位青年主管,我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来宾馆吃饭,就算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原来我以为只有很少客人,开几桌就够了,结果省市来了一百多位贵宾,但出乎意料之外,开出来的不是四菜一汤,而是颇具规模的晚宴,部分营业计划终于实现。

任仲夷不仅来了,还即席挥毫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内的“故乡水”

试业成功,所有人都欢欣鼓舞。1982年11月,白天鹅宾馆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由董事长梁威林主持,副董事长霍英东、朱一明,董事霍震霆、崔振青、陈斌、龚恩光参加了会议。霍英东决定酒店在1983年2月6日,农历新年前正式开业。不少人都担心是否过于仓促,但霍英东却担心另外一些事情,过了农历新年,就到雨季,天气潮湿,如果再不开业,宾馆的许多物资都会沤坏。他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宾馆一定可以按时开业。

到1月初,酒店的工程进度很慢,霍英东也开始有点焦急了,他索性搬到酒店,连续住了13天,亲自监督工程进度。在这13天里,据说,他没有脱过鞋子睡觉,累得筋疲力尽,脱去人形,埋下了日后癌症发作的病因。他曾以一种无奈的口吻说,胡应湘他们搞中国大酒店,利铭泽搞花园酒店,都是几个财团合作搞的,只有他搞白天鹅,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1980年代初,香港地产市道崩溃,彭国珍的嘉年地产公司亏损惨重,面临清盘,彭国珍自顾不暇,再无余力顾及国内的投资。

1983年2月6日,春节前一个星期,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春节放假那几天,许多市民不逛花市也跑到宾馆参观。当时所有涉外宾馆都是“闲人免进”的——几乎所有市民都是“闲人”,而白天鹅宾馆开了“打开门做生意”的先河,成为国内第一家对市民开放的高级宾馆。

包括宾馆的高层管理者,都担心开放给市民进出,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万一损坏了物资谁负责?光是宾馆内的地毯,一平方英尺就值10港币,能经得住那么多人乱踩吗?霍英东说:“广州沙面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以前就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历史创口:如今修了一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与当年的洋人买办有什么两样?”他说,如果宾馆的物品因此被损坏了,就算到他的账内。在他的坚持之下,宾馆的大门,终于向市民打开了。

一时间人如潮涌,门限为穿。不计其数的市民经过那条长长的引桥,涌入白天鹅宾馆。有些人挤丢了孩子,地毯被踩坏,连马桶盖弄烂了。宾馆餐厅的洗手间一天用掉400卷厕纸,这在世界的餐厅中,恐怕也是一项纪录。这种紧张的情况,经过一个星期之后,才稍为缓解下来。

本文作者(左)与霍英东先生哲嗣霍震寰先生

当人们依然习惯于几十年不变的几分钱一个面包时,白天鹅的一杯咖啡贵得让人瞠目结舌。广州街头的云吞面,五毛钱一碗,白天鹅卖四块钱;四毛八一瓶的啤酒,宾馆内卖到两元以上。连宾馆的主管经理都不敢同意,但霍英东认为,来宾馆吃东西的人,不光是吃到了食物,也享受了优美的环境、上乘的服务,这些都是要成本的。长痛不如短痛,不改变就没有出路。

“这是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阵痛。”学者何博传宣称,他把白天鹅的贵价咖啡视为“可能是全盘推翻计划经济的最早的引爆器”之一。霍英东在谈到白天鹅的高消费时也说:“价格影响市场,市场影响生产,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白天鹅宾馆还有一项对中国的银行业推动甚大的创举,就是在全国酒店中,率先使用信用卡结账。习惯现金交易的中国人,不太相信一张小小的卡片,可以代替现金。甚至连白天鹅的管理层,也多数主张等等再看,但霍英东再次力排众议,决定率先使用信用卡业务。结果,广州很多酒店都纷纷追随。

事实上,霍英东搞宾馆,对旧有的僵化体制,是一种正面的挑战。在员工中试行合同制,对工资奖金、商品市场试行改革,其冲击波,涉及到物价、工资和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霍英东说:“有人在参观白天鹅宾馆时哭了,说走回头路。对此哪能没有犹疑?”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下去。他对体制、观念的革新,其意义较诸其他有形的贡献,尤为深远。

1979年,就在白天鹅宾馆开始填江施工的同时,邻近的清平路,一个占地6173平方米的农副产品市场,也鞭炮齐鸣,开张营业了。霍英东常到清平路逛逛,感受一下国内市场复苏的气氛。人气鼎盛,货如轮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向认为,路通才会财通,因此,1985年,他又捐出五万美元,请广州市在沙面和清平路之间,搭建一座人行天桥,方便人们来往,让更多的人在买卖农副产品之余,可以光顾白天鹅宾馆。当年12月,一座长22米,宽2.5米的双悬臂简支钢梁结构天桥,便横跨在沙面涌上。

霍英东与广东省原定的合作协议,白天鹅宾馆的经营期限为15年,比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的20年少了五年,后来双方修改协议,改为20年,以示公平。200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合作期满,正式收归广东省政府。

霍英东曾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白天鹅宾馆的成就:一马当先——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落成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二十年——从1983年2月6日开业到交回给广东省,整整走过20年的光辉历程;三自——它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四门大开——中国第一家敞开大门允许老百姓参观游览的高级酒店;五十佳——两度蝉联“全国五十佳星级酒店”榜首。

这只振翅欲飞的白天鹅,从当年在滩涂填地上打下第一根桩,到成为总收入逾53.5亿元的世界一流酒店,霍英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亦受过不少冤屈气,甚至有人说他当初并没有投资。然而,就霍英东个人而言,他的付出与成果,在今天来看,都是历史性的。他可以无愧无怍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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