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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东京路 | 廖公派我做《光明日报》驻日记者

原标题:风雨东京路 | 廖公派我做《光明日报》驻日记者

新中国首批派日本的者共七名,他们对“中国”,每人都代表一家社或通社。我本来供于外文局《人民中国》志社,怎么竟成《光明日者的呢?

这还需要从头说起。

【图片说明:70年代初,者刘德有(中)、刘延州(左,文汇报)、姜殿(光明日)在京的居民区采访时与日本的家庭主及其孩子合影。

1964年4月,日本友好人士松村三先生第三次访华。周理、廖承志等领导人与松村行多次会。松村先生与周理会谈时,我本人担任了翻工作。 4月12日,作的成果,在北京,任国院外主任的廖承志先生与崎嘉平太先生互了《廖承志和高碕关于互派代表并互设联络所会谈纪要》。廖主任和松村先生了《廖承志和高碕关于中日双方互闻记者的会谈纪要》。有关中日互派者的会商,参加的人中方有平化、王云、吴学文等同志,日方有竹山祐太郎、崎嘉平太、古井喜和大久保任晴等。

协议内容看,交闻记者的人数,中日双方各8名以内(后改9名),原上每家社(通社、广播台、电视台)派遣1名者。协议既保障了中国者在未建交的日本活动时的安全,又争取到中国者的采访不受歧位也撇开了当时亲台的日本会。同协议也照到日方的实际情况。例如,当按日本政府的定,来自“共党国家”的中国者在日本逗留超一年要按指,我日本当局的一侮辱性的做法,但又无法改日方的定,于是决定同意采取一次逗留一年,回国后再赴日延一年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按我的需要常下去,又不按指(要者按指纹这一条,中日复交后取消;但在一般外国旅客入境仍然取指)。

双方签订了互派常驻记者的《会谈纪要》后,新社在国院外的直接领导下,于 1964年7月开始物色者人并着手筹建新京分社。当确定的“人丁拓(首席)、刘德有、刘宗孟、刘延州、田家、李国仁等同志(中方保留了两个名)。人民日社的者人一直未定下来,隔了一段时间,最后定派李同志。我7人当中有的同志期从事新工作,经验丰富,像丁拓同志年轻时曾奔赴延安,在窑洞的昏暗油灯下译过日本同盟社罗马字新稿。李同志作人民日报记者曾常驻过英国;有的是“科班”出身,刘延州同志就是人民大学新毕业生,已做几年新工作。我本人期在《人民中国》从事日宣和翻然也属于新工作,但没做过记者。由于工作需要,这时我从外文局被借到新社。我7个人,除李同志是学英的不会外,其他人都会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当年7月,决定赴日的7位同志集中到新社学。当社的工作条件比差,没有足公室,我们临时在新社院内找了一狭窄的房,大家冒着酷暑,在小屋里看文件、座讨论。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央批准的LT者的工作方以及整个日方政策,同时还积极学习业务,包括指思想和编译写新稿。中央批准的工作方有一条重要精神,就是在当的中日关系下要注意“期立足”,不要“授人以柄”。

于派出中国者常日本,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行前,毅副理在人民大会堂接了全体人。此前,我作一名译员曾多次为陈日本代表包括新界代表对陈“豪放磊落”、“爽直痛快”的人格魅力印象很深。得那天是在人民大会堂接的,他的讲话如同跟老朋友心、拉家常,温馨而富于教益,他重心地向我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并一再嘱咐我日本是一个本主国家,是个“大染缸”,中国期在那里工作,要做到“出泥而不染”。

赴日前,廖承志同志也在国院外公室接了全体同志。人切地称呼廖承志同志“廖公”。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廖公在毛主席和周理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具体的日工作领导。从20世50年代我跟日本开展民往来以后,到1972年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直到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止,我国日本的方政策的制定以及具体践,没有哪一没有注着廖公的心血。廖公在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和两国友好关系,促中日邦交正常化方面做了特殊献,具有重大影响。

幸自己从1954年起在廖公领导下做了一点日工作。我只是一名翻,做一些具体的事,但通工作中有限的接触,深感廖公作政治家和革命家立场坚定,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如此,他具有憎分明、以相待、情豪放的外交家度,部下又是那的平易近人,体入微。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忘。

廖承志同志日语说得极好,日本人也公。他操的是一口非常流利的“老江,加之他熟知日本人的俗、掌故、民情和心理,使日本人感到跟他谈话就像跟自家人一样亲切,毫不感到拘束,而且可以了解到中国威人士的想法。

我在从事口和笔工作中,也曾得到廖承志同志的具体指。我在毛主席和周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很希望廖公能参加陪。有他在,我就有了主心骨,心里会踏实许多,遇到我听不懂的或疑难问题,廖公往往会上帮助我或者提醒,不当之也立即得到正,有他甚至会毫不犹豫地自当翻。我想以他这样高的身份替我做翻,真是不敢当,也十分意不去。但是,廖公的种灵活“应变”,保了重要接量,受益良多。在如何做好翻工作方面,廖公一代立了榜

廖承志同志抓日工作,既能抓住要害,又抓得很。有些中国代表赴日前他作指示,他都能高地答,并合代表的特点,日本形、交代具体政策。得 1961年3月我作为译员随以巴金和刘白羽同志首的中国作家代表赴日参加非作家会议紧急会前,廖公就向我了日本的形,并了赴日后的活和怎开展工作。他:到日本后当广交朋友,同日本作家交朋友不要用我准去要求方。日本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男女私情的描写,如果以我准去要求他,就不能团结多数。

正因我在工作中多次接触廖公并得到他的教,所以次作为记者赴日前能受到廖公接,倍感切。廖公在他的公室里坐在公桌旁,像平时办公似的与我侃侃而。我们挤坐在他面的上,在松的气氛中,廖公趣地们这些即将赴日的中国们讲了很,他分析了日本形了注意事

由于《互换记者的会谈纪要》明确定原上一家社只派一名者,而每人都需要代表一家新机构,因此当场还确定了每个者所代表的通社和社。丁拓同志是新者,李和刘延州分是《人民日》和《文汇报者。得刘延州同志那一年6月中国在日本大阪举办经济贸易展,曾去日本做接待日本媒体采访会事宜。李国仁供侨办领导下的中国新社。剩下刘德有供于《人民中国》志,而志社按《要》定的精神,不能派驻记者(日方也不派出志社者),有在国际书店工作的田家以及新社的刘宗孟,三个人代表什么社的问题没有解决。廖公灵机一,指着坐在面沙上的我三个人,“刘德有是光明日,田家是北京日,刘宗孟是大公定不能一家派两名者)”。就这样,确定了我7名赴日者的身份:丁拓(新社)、李(人民日)、刘德有(光明日)、刘宗孟(大公)、刘延州(文汇报)、田家(北京日)、李国仁(中国新社)。7人,外形成一的中国是新京分社。行前,新社社朱穆之同志在社长办公室会了赴日的全体者,并予了鼓励。

由于当中日之没有通航,双方人的往来大都取道香港。我7名中国者是 9月下旬由北京启程到达香港的。来也巧,我抵港,日本派中国的 9名者也到达那里。双方者相当晚在香港一家餐采取AA制聚了一次餐。

9月29日下午,中国者从九启德机机,晚8多到达了京羽田机,受到先期到达京的廖承志首席代表平化,以及高碕代表和日本众议员竹山祐太郎等友好人士、新界人士到机迎接。他们说,9名日本者同一天也到达了北京。

既然中国者派日本,得到廖公无微不至的关怀,行文至此,想再一件廖公平易近人、部下体入微的往事。

1964年秋中日互LT

[1]和互闻记者后,中方的常按当定都没有夫人随行。外人员带夫人,在今天已是平常的事,但在当是很困的。廖公此事一直在心上。到了1966年春,国内于同意LT首席代表平化同志、代表吴曙同志和随林波同志的夫人到日本常。新社也考到在京工作的中国者的具体情况,同意派刘延州同志的夫人和我的夫人去京分社做新稿的明码译电等内勤工作。因夫人大多是第一次去日本或出国,加上中国日人破天荒第一次有夫人到日本工作,所以在行前,廖公特意把大家安市的日本菜“和”一起用餐。廖公在席上切地向夫人们讲了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而且还顺便介了西餐的吃法。这对第一次去日本的夫人是多么大的鼓舞啊!

[1]LT,指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 L与 T分别为廖公与高碕先生的名字字

作者简介:刘德有,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顾问、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1931年生,辽宁省大连人。曾任职于《人民中国》杂志社。1964年首批派驻日本记者之一。1964年9月~1974年6月任光明日报首任驻东京记者。1972年6月~1978年6月任新华社东京分社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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