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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吴思:潜规则和原规则之后 中国的样态涌动

原标题:独家|吴思:潜规则和原规则之后 中国的样态涌动

编者按:社会内部总是暗藏着一些涌动的岩浆,或许我们能够看到,甚至有所感受也只是在火山爆发之后。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来看,社会都是在多个层面运转。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需要浮在表面生活,另一方面如果可能也需要逼视社会的深层运转。。

受人类头脑构造的限制,我们能够记住的只有那些留有印记的事件,以及离我们更近的时间。2016年就要过去了。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雾霾,以及以及俄罗斯大使被枪杀。不安宁的一年。社会的内部正在进行什么样态的涌动?带着关于社会样态的一系列疑问,编者最近和著名历史学者吴思进行了一番探讨。

吴思在十几年前提出了“潜规则”这个概念,这个“灰暗”的词已经进入了普通人的认知体系。后来他又提出了“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来解释历史的运转逻辑。

“礼是一种各方面都认可的规则,而潜规则也是一种规则,在“规则”的意义上它跟礼是一致的,但是多了一个“潜”字,它必须藏起来,跟公认的道德或者法规是有冲突的,所以才有必要藏起来。辨别潜规则跟礼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能否公开。”

“暴力最强者想要取消他人的所有权就可以取消,想要收归官有就可以收归官有。当然他们也要进行“杀鸡取蛋”还是“放水养鱼”之类的计算。”

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吴思的全文:

嘉宾介绍:吴思,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195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现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

吴思

一,从川普当选谈起:精英的优势在于对全局的理性把握

搜狐文化:有一种观点,川普的竞选成功说明了西方民主的衰落,民粹主义的抬头。您怎么看待川普的当选?

吴思:按照史学家的要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觉得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得出民主衰落的结论。

对川普要有一个整体性的看法,是否能把他看成是一个民粹主义的代表?我有点迟疑。即使川普是民粹的代表,也很难出现多数人的暴政。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美国自由传统,他有多大能耐摆脱议会和法律的制约?他有多大能力侵犯美国公民以及媒体的自由?他的选择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美国的制度经过了200多年,相当稳固成熟,即使有调整也是小调整,现在还不能说民主自由制度受到了挑战,不能断定美国出现了从民主自由走向民粹、失去对少数人的权利尊重的趋向。

倒是在本次选举中,精英媒体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反对川普,报道和评论如此失衡,显得有点过分。

搜狐文化:怎么看待精英和民众的关系?

吴思:精英的优势是他们读了更多的书,更了解历史,帮助他们更理性地把握全局。这种对全局把握的平衡感,以及对历史纵深的把握,有助于精英准确地判断某一项政策的利害。这是精英的优势。但是,如果他们的知识本身有缺陷,又过于自负,他们反而会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

比较而言,一般民众缺乏历史纵深感和全局感,看不到复杂的互动关系,比较关注自身的眼前利益。“身在此山中”,经常会觉得某条路更好走,但实际走起来,那可能是一条更艰难曲折的道路,或者干脆就是死路一条。看起来迂回甚至反向的路或许是最近的,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精英往往能够看到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前景。这是民众弱于精英的地方。

但是民众的表达依然很重要。民众本身就构成了社会环境的各种主体,他们的自身利益和临时利益受损,他们所表达的感受以及要行动的愿望,是真实的,直接的,很有力量的。美国民众选川普当总统就表明了这种力量。

综合起来说,一方面,精英应该了解民众,向民众学习。另一方面,精英又要创新和传播知识,说服民众,引导民众。了解环境,改造环境,所有生物都如此,精英应该比较自觉。

二,当代的政治谱系

搜狐文化:如何来区分当代的政治谱系?

吴思:在现当政治学的谱系里有两个极端,左端是极权社会:高度的一元化,权力高度集中。右端是自由民主社会:高度的多元化,通过三权分立,民主选举,限制各种独裁专制,让少数人的权利也能得到尊重。

在左右两端之间,像佛朗哥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蒋介石、蒋经国统治下的台湾,既不是极权社会,也不是自由民主社会。那里有市场经济;有一点民主,县市一级可以民选;有民间媒体,有一点言论自由;司法方面也有相当的独立性。总之不是高度的多元化,而是有限的多元化。这样的政体叫作威权社会。

当代新加坡属于半民主半威权社会,没有走到民主,但已经超过了威权,比威权社会多了一个反对党。反对党虽然受到了很多限制,没有达到多元民主的水平,但仍然是一个合法的反对党,他们可以在议会中竞选。

搜狐文化:这些政体的发展情况如何?

吴思:所有的极权政体都是失败的。苏联东欧转型之后就走到了威权和民主之间,有的从半民主半威权退到了威权,像中亚五国和俄罗斯;有的继续前进,入了欧盟,像匈牙利和波兰。

威权社会适度地尊重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垄断没有那么激烈,公民社会有一定的空间。这种社会通常有一个现代化的目标,走起来虽然磕磕绊绊,泥泞不堪,但转型之后回顾来路,还比极权道路绕的弯子小,转型相对平稳。

英美两国的民主自由是自我演化出来的,内生的。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的结果是有财产权的人控制了政权,这种政治权利逐步扩大,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但是工人阶级一再争取,一战之后选举权普及。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内生的,是受到了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和冲击之后,主动或被迫学习模仿的。当然,英美政体也受到其他政体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就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三,民主制度下,潜规则的空间被压缩

搜狐文化:您提出“潜规则”这个概念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从您的研究来看,在君主制下,潜规则情况如何?

吴思:有多种君主制。有些宪政民主的国家就是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至少包括封建制和郡县制。像西周那样的封建主义制度,和欧洲的封建制度近似,可以比作商会制度:许多小老板会员,拥护一个大老板会长,但是各个公司都是独立经营的。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吞并了小老板,建立了一个垄断公司,自己当董事长,宰相就是CEO,各级官员都是公司雇佣的代理人,不能世袭,不能独立。这种皇帝主导的郡县制,我称之为官家主义。

同是君主制,在以上三种体制之下,潜规则的比重是不一样的。在代理人占优的官家主义制度下,潜规则会更多。在小老板占优的封建制度下,潜规则会比较少。

搜狐文化:民主制度下面会有潜规则吗?

吴思:潜规则在民主制度下也有存在空间。潜规则是代理人为寻求自身利益造就的一种隐蔽的规则体系。所有的“主”,民主也好,君主也好,都需要代理人。但是君主制度下的潜规则空间更大,可以严重偏离明文规定,因为受害的一方,通常是民众,他们没有选择权,缺乏反制手段,政治制度中缺乏议会、媒体和独立司法,于是,代理人以权谋私的风险下降,任何一个环节的代理人都会有更大的作弊空间。所谓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代理人一路往上骗,受害者的反抗成本太高,高额的反抗成本保护了代理人以权谋私的收益,这个空间就是潜规则的存在空间。

在民主制度下,一定也会有代理人以权谋私的空间,但是民众抵抗的成本下降了,媒体、议员的监督积极性更高,所以,在民主制度下,潜规则的空间一定会受到压缩。

四,在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儒家在哪儿?

搜狐文化:在整个现代政治学的谱系之中,极权主义,民主自由加上中间的威权,那么儒家在什么位置?

吴思:传统的儒家比较接近威权。看看《盐铁论》,还有司马光所代表的元佑党人对王安石变法的抵制,传统儒家肯定反对极权式的一元化,赞成有限的多元化。

但传统儒家是前现代的产物。英国推动这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后,威权需要适应新时代的环境,通常就有了现代化取向。这个时代的儒家,例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有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儒家也在变化。原始儒家试图以天命和仁义制约君主,汉代儒家制约失败,在皇帝的影响下以三纲五常辅佐君主,民国的新儒家我缺乏研究,说不清楚。当代儒家,各种取向都有,想辅佐的,想制约的,还有人试图从内圣外王开出民主宪政来。

总之,儒家的底子接近威权,但是,从威权向民主宪政演进的每一个阶梯,都可能出现儒家的身影。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远远看去,好像这就是儒家在政治谱系中的位置。

搜狐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的关系?

吴思:按照文革中的说法,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就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所以当时狠批儒家。有意思的是,文革评法批儒,法家也属于传统观念,却受到赞扬,可见法家的赤裸裸的专制传统并不属于彻底决裂的对象。这个事实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无论是谁,必然根据利害关系进行选择。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比如胡适那样的人,在生活中对传统的儒家道德相当尊重。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是垄断产品店,并不意味着打倒孔子和儒家。

搜狐文化:自由主义为什么一直没有在中国生根?

吴思:自由主义是外来的。自由主义最核心的概念,比如自由,公民权利,在中国的传统里缺乏根基。例如,一般老百姓往往以为自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西方社会对于自由的理解是,自由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活动,自由的边界终止在与别人自由交界的地方。在中国的传统里没有这样的对自由的理解。

搜狐文化: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否完全不相容?

吴思:即使把儒家定义为传统儒家,也就是支持威权但不支持极权的儒家,在目前的情况下,儒家和自由主义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认为两者完全不相容的自由主义者,对儒家批评大概强调了儒家主张与自由民主宪政的差距,而忽略了两者的共同之处。

现在的中国是半极权半威权社会,如果继续走向多元化,逐步走向民主法治,那么,地图上的下一站是威权社会,然后是半民主半威权社会,最后一站才是民主法治社会。至少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它和儒家的政治关系,在到达威权之前,可以成为同路人。

更要紧的是,儒家一直在演变,充分发掘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融合潜力,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方向。我们一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传统的前途在于创造性转化。

五,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搜狐文化:如何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吴思:首先,儒家和自由主义在根基上是有共同点的。自由主义和儒家都赞成“自利、利他”,首先尊重个人利益,然后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绝不意味着自私自利,损人利已,个人主义同样重视同情心和正义感。

其次,儒家的某些核心概念,例如名分,本分,安分守己的“分”,已经含有权利义务的意思。不过分,就是谨守自己的权利义务,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也不代行他人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权利——rights这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翻译为“权分”,想象一下,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不是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当然权分或权利的边界有古今之变,公民权利的边界,肯定大于臣民权利的边界。但是,有一道大家都要尊重的边界,在边界内可以自由活动,这点是一致的。儒家可以向自由民主的方向演进,重新解释边界的位置,把臣民边界扩展为公民边界。

再次,如何论证权分边界的正当性甚至神圣性?西方往往求助上帝。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很少讨论超自然力量,但是也尊重天,儒家的最高权威是天命。天命,也可以有各种解释,可以解释为超自然力量,也可以解释为动态的整体环境,近似“造化”。儒家从天理和心性两个方面论证权分边界的正当性,按照《中庸》的说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性是天命造就的,按照人性行事就是“道”。经过规范整理,划分出边界的道,就是“教”。儒家又被称为礼教、名教,这两个叫法,都强调了名分在儒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六,辨别“礼”与潜规则差别的关键:能否公开

搜狐文化:您如何理解传统文化之中的“礼”?

吴思:《礼记》记载了周代的风俗习惯和规定,人际交往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基本规范,属于规则的大范畴。

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的解释,礼是由名分构成的。不同的名分,等级森严,大小错落,构成了礼的立体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礼就是中国传统的权利义务体系。这个体系更强调自觉和自律,不像法律那样强调他律和强制。

搜狐文化:如何区分是“礼”还是潜规则?

吴思:礼是一种各方面都认可的规则,而潜规则也是一种规则,在“规则”的意义上它跟礼是一致的,但是多了一个“潜”字,它必须藏起来,跟公认的道德或者法规是有冲突的,所以才有必要藏起来。

辨别潜规则跟礼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能否公开。比方赠送一盒烟,这是礼;但是如果这一盒烟里卷的都是人民币的话,那一定是伪装成礼的潜规则,这也是一些人行贿的方式,是不能公开的。

七,要求人人都成为英雄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搜狐文化:在建立一个良好社会的过程中,相比于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是否需要有更多的要求?

吴思:在职业责任方面,当然应该有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建构一个合乎现代化要求的良好的观念世界。

在道德方面,我觉得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不应该和对普通人的要求有太大差距。按照儒家传统和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自利利他”,首先是尊重个人利益,然后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道德要求到这个分上就足够了。如果要求知识分子更多地“利他”,那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承担的义务超出了普通公民的义务。在职分上,可以要求知识分子做出职业性贡献,他们也因此得到了职业上的回报。在道德上则不然。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是极权主义的要求,那种要求其实就是对人性的蔑视,认为先自利后利他的普通人性不够好,需要改造,改造大公无私,至少先人后己,结果就是蔑视普通人,使得人人都处于应该被指责批判改造的地位。

如果承认自利的优先性和正当性,比如“自利”占了80%,“利他”应该还有20%,这20%的利他之中还包含了长远自利或迂回自利的成分,那么,对一般人来说,要求在“利他”方面自觉自律,自我抑制20%就可以了。再有更多的要求,就超出了对于普通人的要求。高标准严要求对英雄没问题,但是要求人人都成为英雄,甚至成为圣人,本身又是一个大问题。

一般来说,用常规心态去要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任何人,如果他在20%的程度上保持对人的同情心、正义感,就很不错了。要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不是对正常人的要求。如果把这种超常要求作为普遍要求,那是极权主义改造人性的要求。用阿伦特的话说,那是反人类的要求。

搜狐文化:您如何来看目前公知的污名化?

吴思:当人对自己有所不满的时候,或者感到一种道德压力的时候,就会找各种方式来消解这些压力,包括贬低给自己造成道德压力的人。当然,不同的人,污名化公知的动机不同。如果污名化公知的主导动机是消解自己内在的压力,那么,公知被污名化,其实隐藏着一种现象:很多人内在地对自己不满,有内在的道德焦虑。有道德压力的人感觉不舒服,消解压力的风险最小的方向在哪儿?当然在权势的反面。于是就有许多人朝这个方向走。

八,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搜狐文化:除了潜规则,您还提到了元规则,如何来理解元规则?

吴思:元规则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个事实和逻辑都很简单。在中国历史上,说到底,各种规则最后都要有暴力最强者的认可,暴力最强者有否决权。他不一定能够做成什么,但可以让人做不成什么。他可以否决对他不利的东西,他可以让对手得不偿失。

搜狐文化:元规则在民主社会起作用么?

吴思: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作为一条元规则,同样在民主社会起作用。例如美国,公民有权选举总统,而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这个意义上,总统是暴力最强者,而总统只是选民的委托代理人,那么选民就是暴力最强者。元规则还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但暴力最强者从君主变成了选民。在民主法治的制度下,军队效忠宪法,总统也效忠宪法,但是宪法是可以被三分之二的选票改变的,最高权威还是选民。

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来看,“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条元规则都可以解释历史。

搜狐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产生了暴力?

吴思:暴力掠夺是人类的一种历史极其悠久的生存策略,比劳动生产的历史还要悠久。人类在会生产之前,在采集狩猎时代,有了竞争,就可能采用暴力手段,争地盘,争食物,争夺异性。后来生存策略分化了,有专门的生产者,还有专门的暴力掠夺者。国家出现后,专业分工更加明确,出现了专门以暴力为生存策略的人。

搜狐文化:从生存策略来看,暴力掠夺和生产劳动有何区别?

吴思: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和做工务农有一个很大差别:做工务农这些生存策略可以跟别人交换,但无法强制别人。暴力掠夺可以强制别人,例如让工人农民的产品上交10%,如果不遵守的话,就会遭到惩罚。同时暴力掠夺者还会找一个合适的抢劫比例,让别人能够继续活下去,不会杀鸡取蛋。一天吃一个蛋,可以从这只鸡身上获取尽量多的利益。

九,“土匪、强盗、圣主”是一个灰度系列上的不同刻度的东西

搜狐文化:如何从暴力的角度来看待国家?

吴思:如果把暴力掠夺看作一种生存策略,把暴力集团看作以这种生存策略为生的一个专业集团,我们就看到了国家或者政治集团诞生的原始线索。

最初的国家就是在暴力竞争中诞生的,暴力集团可能仍然参与生产,但是主要生存策略是暴力掠夺。掌握了强大的暴力要素,不仅可以抢劫,还可以征税,可以制定规则,可以立法。暴力最强者可以介入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失去了暴力支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不可靠,暴力最强者想要取消他人的所有权就可以取消,想要收归官有就可以收归官有。当然他们也要进行“杀鸡取蛋”还是“放水养鱼”之类的计算。

搜狐文化:引进暴力因素,如何来解释历史?

吴思:引进暴力要素之后,解释中国历史就会变得很顺畅,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加简明实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其实所有制的背后还是需要暴力支撑。暴力集团做的利害计算,决定是收还是放,“放”什么,以什么速度来“放”,“放”多久,这些都是暴力集团在计算利害关系后相应做出的决定。这些决定建构了经济制度。

搜狐文化:土匪的“暴力”有何不同么?

吴思:古人的说法是“成王败寇”,成功了就是王,失败了就是寇,就是土匪。如果土匪把天下打下来了,就是王,比王还要厉害的就是皇帝。皇帝让人推翻了,就成了匪。

“土匪、强盗、圣主”这些都是后人贴的带有道德化的标签。其实他们都是暴力集团,都以暴力要素为主要生存资源。如果是抢了一个地方就离开,那就是流寇;如果是非法占据一个地方,那就是土匪;如果半合法地占据一个地方,那就是军阀,如果是完全合法地占据了一个地方,进而拥有了整个天下,那就是皇帝。他们都是一个灰度系列上的不同刻度的东西。

至于道德,在灰度系列上的位置不同,根本利益也不同。世袭皇帝当然反对杀鸡取蛋。官家推崇的道德必定与他们的根本利益一致。

十,暴力是洗脑的必要手段,只是没有亮出来而已

搜狐文化:同样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可以造就不同的制度?

吴思:暴力都是强大的,是能够致人死地的。但是谁拥有暴力,是全民拥有暴力,还是一个小集团拥有暴力,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所尊崇的一个领袖绝对地控制了暴力,结果是不一样的。

民主制度下,公民是平等的,大家共同确立一个规矩,例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四年选一次总统,陪审团制度等等,保护每一个人拥有平等权利。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暴力最强者。如果一个小集团成为了暴力最强者,就是威权。如果打了天下坐了江山,凭着暴力控制了社会,不仅仅要控制权力,还要控制经济,控制道德,改造人性,这就变成了极权。极权者的道德未必是低下的,可能更高,他要把人类改造成天使,但是这种把人类变成天使的实践,实际是对所有的人性都不满。在这个意义上,最高尚的道德可能成为最恶毒的反人类的东西,如果加上暴力手段,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

搜狐文化:如果没有暴力呢?

吴思:如果剔除了暴力,那就会出现契约论的观点,假设人人生而平等,只有自愿表达自己意志的选择才是合法的,由此签订的契约才是有效的。更进一步,把平等的假设提到出生之前,还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搜狐文化:如何来看待洗脑这个问题?

吴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洗脑问题。从洗脑者的角度来看,他是去给别人洗脑,拿出一套道理,那套道理肯定跟他的利益有关,要别人接受对他有利的观点。

而对于被洗脑者来说,恰恰他又不知道自己被洗脑了,因为他只有一种观点,不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存在,所以被洗脑者恰恰是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的。一个真正被洗脑的人不知道别的选择,他觉得这就是从小到大都熟悉的一套,别人告诉他被洗脑了,他会觉得对方才被洗脑了。

搜狐文化:暴力在洗脑中是什么作用?

吴思:对洗脑来说,暴力是必要的手段,只是可能没有亮出来而已。对于洗脑者来说,只有他的说法是正确的,他可能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但是变了以后也要他人跟着他走,怎么变都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洗脑一定要有暴力手段,没有暴力手段,是堵不住别人的嘴的。

搜狐文化:现代社会中,为什么还会出现,甚至是普遍存在“被洗脑”的情况?

吴思:所谓威权制度,不那么讲究洗脑,他只要社会成员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要瞎操心,莫谈国事。极权社会要改造人性,洗脑就是基本国策。在半极权半威权的制度下,社会成员多少有一点选择空间,但是选择质疑的道路不好走。在这种情况下,被洗脑的话,可能不好说他有道德责任,但是至少有点智力上懒惰的责任。正常人难免偷懒,于是就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了,主要不是个人责任,就不好去指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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