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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就像一个赌场,不会无限制地让你在桌上|封面

原标题:创业就像一个赌场,不会无限制地让你在桌上|封面

创业就像一个赌场,

不会无限制地让你在桌上

创业的底色与此间的少年

本刊编辑部

“创业”这两个字自带魔力,在“双创”提出的这三年,它以极强的渗透性进入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毫不留情地收编了你的身边人,也许是你无话不说的爱人、亲密无间的发小、隔壁工位的同事,或是小区门口推车卖豆腐的阿姨,“一言不合就创业”;它风驰电掣般塑造着城市的面貌,在北京中关村,几乎每走几步就有一个“创业”字眼的招牌,大到街道写字楼,小到一个煎饼一杯咖啡……

创业就像是一个镀金的万能前缀,迅速消解着其本有的意义边界,在野蛮生长中衍生出更加复杂的内涵。于此,局内局外,有人迎合,有人对抗,有人无视。你很难去定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创业者,即便有千万篇的文章、评论和自述在表达和探讨。但我们试图去弄明白,在乱象和纷繁之下,创业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选择,是否依然彰显出某种共有的底色?如果存在这种底色,身处其中的人又如何看待那些欲涂上底色的“画笔”?

据界面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11月,我国全年新增创业公司数量较2015年同比骤降76%,VC、PE的投资案例数大幅下滑31.97%。从2015年中开始的创业“寒冬”依然料峭,追风和不理性的泡沫被继续挤压;这个庞大群体,如今有谁在坚持,有谁在逃离,又有谁在慨然迈入?

创业像一张试纸,敏锐地考验着社会和裹挟其中的每一个人。那些我们视之为事件的是另一些人的平凡生活。在宏大的叙事之下,估值、融资、身价、排名之外,我们希望看到事件背后的人和他们流淌的人生。我们为此找到了几位创业中的“少年”,他们有70后,有80后,有90后,这些创业者个性突出,绝不典型,却提供给我们一个切口,从中或许可以看到某种处于时代之中的创业群体所共有的、那些支撑他们选择决断的关键逻辑。

所谓创业之难,不在于它是一座垂直的陡峰,或是波峰波谷大起大落的惊险,而更像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将一根纸条扭转180°后两头粘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如果不在开始旋转时认清起点和终点,就会忘记来路和去途,在不断的循环里迷失。从这个意义上看,创业又大抵跟人生并无二致,只是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时间的一次选择。让他们呈现不同走向和结果的仅仅是他们的底色: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抛弃各种fancyword的包装,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属于每一个青年人的影子。

入局

风眼时刻

本刊记者 陈洋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实习记者 高伊琛,何钻莹,孔德淇,邱礼斌,冯程程

三角兽创始团队,CEO王卓然(左)、CTO亓超(中)、COO马宇驰

其实,“创业”这个词对三角兽的三位创始人而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一个被人为赋予太多的词语,他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桩生意,“本质上这个事儿是做公司,是不是创业公司无所谓”;他们反感“追风”,但在入局之后,他们却在风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他们也着力把自己打造成“风”中最具话题性的公司之一,碾过泡沫,尽快乘风而起

不到一秒,王卓然便答应了亓超的邀请,这让亓超多少有些惊讶,他“去”了一声,再次确认,得到同样的答案。

那是2015年底的一个下午,百度大楼下,一根烟的功夫,两个人的关系从同事变成了合伙人。彼时,距离王卓然离开生活十年的英国加入百度不到半年。在此之前,创业是他从未有过的选项。

过去一年,他创办的三角兽踏准了国内这波乘风而起的人工智能(AI)浪潮,成功完成三轮融资,继2016年4月获得洪泰基金和天善资本1000万人民币天使投资、9月获得君联资本和赛富2000万人民币投资之后,2017年1月,他们再次宣布获得东方网力、恒生电子和索道资本的5000万人民币投资。

根据《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6》公布的统计结果,全球平均每10.9小时就有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诞生。而亿欧智库2016年12月23日公布的《2016中国TOP50人工智能创业公司》数据显示,最新一轮融资额超过5000万美元的有八家公司,占比16%,该报告称,“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互联网成为一级和二级市场的新活力。”

三角兽的一年,或许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呈现某种“风”中的姿态。

运气

王卓然的人生本应是一条全然不同的轨迹。

他将自己的大学生活概括为一句话——“以一个非官方身份在另一个学院做事”。身在通信工程学院的他对计算机更感兴趣,从大二开始,他便跨学院师从刘挺教授从事神经语言程序学(NLP)的相关研究,还成功发表了当时实验室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大学毕业,他直接申请了英国的计算机博士学位,主修机器学习方向。

欧洲学术圈注重理论研究,“更前瞻一步,但又离产品远了一步,创业氛围没有那么浓。”王卓然在爱丁堡读博期间,跟老板一起做过一个类似语音助手的项目,当时他们跟学校谈,结果学校提出的投资条件是占股40%,“这就没法谈了嘛。”后来,国内“双创”火爆,王卓然也没动过创业的念头,“国内大家都红红火火地跟风去创业了,我反而比较抵触,觉得只要是跟风的就是不对的。”那个阶段的他觉得在一个大公司先待着比较好。他把自己界定为学术型的技术,已经获得英国国籍的他习惯了国外的生活,即便是归国加入百度,他也并不打算就此落定,他给自己的规划是当产品经验积累足够后,“再跳去一个不管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一个更好的公司”。

似乎一切规划都是用来打破的,他所参与负责的“度秘”,一款对话式人工智能秘书,自2015年9月由李彦宏在百度世界大会中推出,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因为公司战略方向的变化,产品就经历了几轮转型,“AI这种,实打实地说,没有成熟到我可以把它捏成一个任意形状的产品,我们做任何一个方向都需要对它投入精力,然后把它打磨到最好,这是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初衷,但你两三个月转一次型,我要在哪个方向上去打磨这个技术?我们就会很困惑。”因为是“兄弟team”,王卓然和同项目的亓超私交不错,时常一帮人相约在公司楼下抽烟,“抽烟就吐槽。”

依据三角兽提供的资料,亓超是“微软小冰技术创始人”,微软小冰是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在2014年中发布的一款人工智能伴侣虚拟机器人。“他应该是预谋已久的,”王卓然回忆起亓超向他提出单干的情景时笑称,“你可以理解他的心路历程啊,他经历了小冰一点一点孵化出来,做到一个轰动世界的知名产品,但因为公司战略的问题,不是按照他当初打造一个产品的方向去走,于是去了百度,从头开始做,又看着这个东西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是你,你也会想我为什么不自己做呢?”专业领域高度互补的两人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既然这个方向在这个时间点上是一个大有可为的事情,为什么要局限在别人的方向上去做这件事呢?我们大可以出来按我们自己对这个方向的认知和理解去做一个我们想要的产品。”

那时正值2015年末,人工智能在国内还看不到半点“风来”的痕迹,资本寒冬依然笼罩着创投圈,“我们可能当时还真没有那么大远见,说从大行业上要爆发。”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很长一段时间要不到钱嘛,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先出钱,把这个事情慢慢往前做着,可能要扛过几个月。”王卓然想过,实在不行,就回英国工作。

最糟糕的情况没有发生,反而等来了第一阵“风”。

并非“空穴来风”。王卓然介绍,人工智能领域近年来最大的突破是在语音识别领域,语音识别曾是人机对话最大的障碍,该领域的突破使得人机对话成为可能。由此,2012年国外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第一波创业潮,主要做的是个人语音助手,包括苹果公司推出的Siri、加拿大深度学习初创公司Maluuba(已被微软收购)、做语音应答的创业公司Evi(已被亚马逊收购)等等。可是这一波创业潮很快就“风平浪静”了,“你看微软也做了苹果也做了,各个手机厂商都做了语音助手,但是没有很多用户在用,产品没有真正切到用户的痛点上。”在王卓然看来,第二波创业浪潮是以Api.ai(已被谷歌收购)为代表的语音交互平台,做的是开发者应用平台,这一波出现的创业公司中的佼佼者大多被大公司收购,而正是从这时,国内开始跟进,“就在2016年年中把这个行业炒火了”。

王卓然感叹运气好,风来的速度让他惊讶,“2016年5月份开始,一时间到处都在追捧AI,到处都在打AI的概念,打chatbot人机对话的概念,整个行业都在帮我们造势。”

洪泰基金投资经理宋楠回忆说,三角兽出来融资时,全球瞩目的世纪人机大战——AlphaGo对战李世石——刚刚结束,“我们判断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新一波浪潮的到来,整体AI产业会有一个爆发”,“当时(的项目)跟几位老大基本上都是见面一次就决定必须要投。”2016年4月,成立两个月的三角兽获得了洪泰基金和天善资本1000万人民币的天使轮投资。

方向

2016年10月18日晚,锤子科技 2016 上海新品发布会进行到2小时17分35秒时,罗永浩的单口相声被朱萧木打断,他提示罗永浩,当天锤子发布的Smartisan OS 3.0 中的三大主打功能之一“炸开”功能(Big Bang 语义识别)的技术提供方“三角兽”在PPT上被错写成“独角兽”。

在这场内场普通区域门票被炒到近千元、科技界最有话题性的发布会现场,老罗的这次“口误”和鞠躬道歉让“三角兽”这个名字成为一大看点,当晚很多自媒体推文都将它作为一个(非)正经的段子做了调侃。次日上午,坚果手机的官微更是发了一条“认错”微博,写了47遍“三角兽”,并配上了三角兽logo的九宫格图,科技媒体迅速跟进,在之后的一周,三角兽的名字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耳熟。

对王卓然而言,跟锤子的这次合作是三角兽的一次公开摇旗。“我们很明确的就是,在天使轮和PreA轮之间,这一段时间我们是打品牌。我们切的就是行业内声音比较大或者宣传效果比较大的(公司),”三角兽联合创始人兼COO马宇驰说。根据简历,他“拥有十年顶尖企业品牌及市场经验,连续创业者,第一家公司由真格基金徐小平投资,曾服务Intel、可口可乐等品牌”。

马宇驰是王卓然的高中同学,毕业后,王卓然留在了东北,马宇驰则来到了北京,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就读通信工程专业。王卓然在海外期间,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王卓然找到马宇驰时,他还在另一个O2O项目中担任COO,这个项目起始于2015年2月,做的是高端厨师上门服务。跟大多数O2O项目一样,在经历了一年的黄金期后,到了2015年底,“整个增长非常缓慢,几乎是一条平线。可以作为一个生意,但是作为公司创业来讲,意义不大。”

王卓然和亓超虽然技术互补,但都是技术出身,当时对于商业的认知有限,马宇驰的加入让三角兽的三只脚得以稳固。他很快从O2O项目中退出,成为三人中的第一个全职。

从北五环外的百度大楼到东二环马宇驰家楼下的咖啡馆,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在没有离职的时间里,三个人每周都会选出一两天时间聚在一起讨论公司相关的各种问题,“BP、商业模式,计划是TOC还是TOB,我们要切的行业……”马宇驰也开始在投资圈四处打听大家对AI的认知和认同。

透过窗户,冬日的阳光打在王卓然的蓝色衬衫上,泛起一层莹莹蓝光,说起话来自带一种反差萌,经常说着说着就“呵呵呵”地笑起来,遇到认同的地方,会连说三个“对”字,偶尔能听出些东北腔。马宇驰同样是一身合体的白色衬衣,普通话字正腔圆,语调平缓,娓娓道来,显得诚恳稳重,多年的市场背景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油腻感。

三角兽的商业模式一开始并不明晰,“我们跟投资人说TOC、TO B两条线都做,就会被拍得特别狠。”王卓然介绍说,做人机对话如果直接做TOC,一开始很难找到一个能快速切入的场景,同时,场景背后要求有载体,之前毫无硬件产业链经验的他们做硬件不现实,如果做软件,推一个APP,又需要耗费极大的成本,“等于把成败都堵在这一锤子买卖上了。”

相比之下,TOB更容易上手,“因为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推产品,用户自身就有载体、有应用的出口、有场景。”确认了TOB的大方向后,他们又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服务(商业、媒体、金融、客服等领域)、智能终端(智能家居、智能车载、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和音箱等)和泛娱乐(二次元、游戏、偶像角色等)三个具体的领域,选择的标准同样是能保证“快速切入、快速应用”。

扩张

如今,马宇驰经常会在朋友圈发布三角兽和人工智能的信息,常常几十个字里有一半的人工智能领域专有名词,一些之前做市场的朋友看到了还会在下面调侃一句“完全看不懂,但不明觉厉”。

作为连续创业者,马宇驰在2010年前后做过一个微博微信营销公司,2014年到2015年做的是O2O项目,获得了徐小平的投资,加上这轮AI热潮,他笑称自己“赶上了三波大事”。

“O2O和AI本质的不同就是O2O主要拼的是商业模式和商业拓展思路,AI在商业上和技术上基本是一半一半。”入行一年,马宇驰学习得很快,“基本上这个领域普通的技术(员),有时会把我当成技术(员)。”虽然到深层依然有很高的专业门槛,但无论是王卓然还是马宇驰自己都认为“够卖了”。

马宇驰并不认为从O2O到AI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我是做市场公关和企业品牌这块的,这个事的变通在于我把产品卖给客户,和把公司卖给投资人,本质上没有大的、绝对的差别,都是了解你手里的东西,并让觉得它好的、可以为它买单的人去买单。”

他们觉得“创业”本身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前缀,“我们仨呢,本质上这个事儿是做公司,是不是创业公司无所谓,你用投资人的钱还是自己的钱,还是银行贷款,都是做公司,都得活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你怎么把钱拿来,怎么创建团队、扩大公司,怎么把钱花出去,这些才是公司的核心。”

跟很多迅速成长的初创公司一样,起步阶段的三角兽一直经历的痛处在于“人怎么招,可规模化的程度,以及是先扎技术还是先服务更多的客户”。王卓然回忆说,人手最紧张的时候,一度是12个人12个项目。

马宇驰介绍,这里面的压力主要在于,“从demo到prototype到技术打磨,线扯这么多,大家压力都非常大。你要么砍掉不做,你如果做到一半,投了很多精力,又没达到人家的要求,就是砸牌子的事。”王卓然回忆,当时做锤子科技的项目时,只要对方一有需求他们就会立即响应,“锤子整个项目能写代码的,加上我和亓超,可能才五六个人,就把它给搞下来了。”那段时间公司经常开房给团队住,一熬就是三个通宵,“没有办法,就生扛!”

马宇驰认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系统平台做得越成熟,你做东西越快,但你又不是研究院,只是闷头做不接项目,那风险就很大。如果你接项目做自己的平台,肯定人力上的投入会超过预期。只能不断去平衡,一方面不断地动态调整,根据公司的短期、中期、长期的发展目标来筛选客户,另一方面大家都会超出正常工作时间很多,但没办法,创业嘛!”

2017年开始,王卓然希望将技术团队再扩张一倍,但会保持在40人以内,主要增加的是算法工程师,“AI这一块特别新,我没办法一下子去找来这么多有经验的人,要有时间去打磨和建立结构化的体系。”他特别提到了加拿大深度学习初创公司Maluuba,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公司2017年1月被微软收购,“他们的估值应该是超过一亿美金,核心工程师不超过40个人,AI团队也就十个人左右。”在他看来,技术团队不需要这么多人,主要在“精”和“团队战斗力”。

Rokid的创始人Misa是三角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对三角兽的技术实力非常认可。在Misa看来,三角兽所选择的TOB是一条相对容易切入的模式,但目前市场上这种模式并没有见到大规模增长的案例,NLP本身作为独立公司,商业想象力还需时间摸索和证明。在他看来,一年多时间,三角兽的团队成长了很多,“原来主要是技术问题的讨论为主,现在更多是在商业模式上的交流了。”

创业之前,王卓然的生活很简单,“你每天只要考虑一件事就行,就是怎么把技术做好,额外的时间我可以想很多无关的事情,比如调个酒啊,打个高尔夫啊,等等”;而现在,每天最愁的不是技术,更多的是思考公司的发展方向,“包括每一个重要客户拿下来的意义,以及怎么拿下来;包括投资,谁进来,我们要怎么去谈;我们公司将来的商业壁垒要怎么建立,我们怎么更大规模地扩展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要切哪块的行业和市场,是要切国内的市场,还是国外的市场,还是国外本土化的市场……很多都是之前没有系统接触过的东西,现在不得不系统地去思考,去摸索。”

纠结和争吵是难免的,“我们仨就关在屋里去碰撞啊,去吵啊,去争论啊,讨论出一个结果。我们觉得万一不准,好,再去问问别人。还是那句话,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再去做决定。”马宇驰说。

王卓然举了个例子,在Big Bang做完之后,王卓然和亓超从技术角度想了许多可以在原功能基础上扩展的点,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会给产品交互体验带来全新的改变,还会产生很多新的收益模式,未来前景会很大;但是马宇驰却从商业角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个概念太新了,如果去推这个概念很难有人买单,那时候三角兽还处于一个很初级的阶段,投入大量精力如果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卖,就是一个风险。”在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三人最终达成了共识,“没有像我们这么激进地去推这个事,也没有把这个完全切掉,我们会不断地在技术上把一些积累往这个点上去转移。”

出路

王卓然喜欢调酒,学习调酒已经有七八年了,“很小我就发现自己五感里只有味觉发达,而调酒是基于味觉创造力的极致追求。”随着工作的迁移,无论是在爱丁堡、剑桥,还是北京,每次新家必备酒橱,里面常年整齐地码列着几十瓶酒、各种酒杯和各式专业调酒工具,酒橱上的显著位置摆放着2012年10月由英国调酒师协会(UKBG)颁发的认证证书。

回国之前,调酒曾是他朋友圈的主要内容,但“现在真的很少调了,真的没有时间”。在被问到,如果有空会给自己调一杯什么酒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old fashioned,枫糖版的,现在喜欢更复杂的味道。”

王卓然说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research(研究)出身的人”,这类人都有一个特质,“假如有一天我成功了,有了很多钱了,我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喜欢的事情上,我就不用再去考虑百度给我的钱是不是比在东芝的时候更多,然后我就要换一个组去做,我有我的课题就好了,就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在追问之下,他说,如果未来公司被收购了,他还会回到欧洲。

采访尾声,我们又说起了“创业”这个词。

“创业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这几年才有的概念。你看,原来只有谁才能说创业,比如说李彦宏、马化腾,已经做成了一个企业帝国了,再来说我年轻创业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应该说,我当年做买卖是亏了,还是赚了。懂这意思吧?就是说,你的业在哪呢?你就创业,你先创出来才能有那个业呢。”王卓然笑道。

胜局

完美生活

本刊记者 陈洋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黄允松

你很难去定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创业者,因为在人和环境的互动中,任何的范式都是空洞的,但在这样一个非典型成功创业者的身上,或许可以看到某种创业群体所共有的对于对抗和坚守的理解和践行方式

“我花了两天时间就把《未来简史》看完了,你能不能理解,你看一本书的时候,和一个陌生人取得了观点的一致,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立刻想抱着他亲,太感动了。”

黄允松两眼放光,感冒陪着刚刚出差归来的他,从广州回到北京,鼻音严重,桌上的水杯在开始对话半个小时后彻底被主人忘记,只在他讲到激动时被双手挥舞的余波震荡起一点涟漪。

今年39岁的他个头不高,除了一副黑色细边框眼镜,样子有点像知名漫画形象“TinTin”,两个酒窝对称点在嘴角边,时不时在对话中跳跃出来。发际线较高,衬托着头顶发丝根根直立,他自嘲这是在IBM十年工作的结果。

在合伙人甘泉眼中,他“不是一个太正常的人”;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一个没追求的人”。这是他创立青云QingCloud的第五个年头,作为一家企业级基础云服务商,目前公司已经成功完成三轮融资,最新一轮融资(C轮)规模达到1亿美元;今年2月,公司宣告“成为国内首家实现盈利的云服务商”,“为逾65000家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不要变成只知道贫穷和富有的人”

Geek,翻译为中文是“极客”,被用于形容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

这,很黄允松。比如谈到机器人时,他说他不仅有“非常聪明的”iRobot,也有“不是扫地机器人但基本上就是个扫地机而已”的各式国内产品;比如谈到手机,他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比划出一米来高的距离说,“我家的手机有这么一摞,什么样的都有,山寨的,牌子的。”三室一厅的家里专门有一间房用来堆放他的各式“收藏”,“所有电子产品我都会买,买回来就拆。”

但黄允松绝不是你脑海中典型的Geek形象。他欣赏乔布斯,但用的却不是苹果手机,随身的手机是一部“一加3T”,“2016年美国和英国排名第一的手机就是这款。”并不是崇洋媚外,他说问题的关键是信赖英美的评测,“不像中国一些主流的评测机构,谁给钱多谁就好,或者直接被手机公司控股了。”

除了自带应用,他手机里的APP不超过三屏,包括Twitter、WhatsApp、Slack、Prisma、YouTube等等,除了一些常用的社交、阅读,以及客户的APP,黄允松会经常下载美国APP榜单前列的产品,体验一两周时间,然后更新。今年春节他专门下载了Prisma,发现Prisma的图形处理对GPU有依赖,便开始考虑是不是要在未来的产品中调整这一块的优先级。“我们是科技企业,我要决定公司产品的走向,就必须得保证我提供的东西是符合这个社会的主流消费需求的。”

在被问到最近一个感触深刻的发现时,他想了几秒便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应用市场GooglePlay上的热门APP排行榜,前十名中几乎一半都是VPN服务,“所以你得出什么感受呢?”他自问自答道,“人们渴望自由地交流。这就会引导我去想,一个怎样的网络产品会更加符合人们的沟通需求,这是第一点。”他没有停顿,接着提到了采访当天一则“实习生遭圆通恐吓”的新闻,“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有很强的关系,人们一方面渴望自由、无障碍地交流,与此同时,隐私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春节期间黄允松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这个就一定会催生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就是在网络、技术层面,你的产品能够保证人们进行良好的沟通,不受到非必要的阻碍,与此同时又得到必要的隐私保护。”这些“粗糙的想法”在经过论证后会成为产品设计的重要逻辑。

黄允松认为自己一直在做的是“寻求用技术的方法解决问题,而且是高效率低成本,还得带有普适性”。云服务竞争的主要领域是“IT底层技术研发”和“IT运营系统”,“商业模式没有机会创新了,能创新的就是技术。”事实上,青云创立之初,在技术上对标的就是当时全球云计算霸主——亚马逊的AWS。

“我之所以能做得好,是因为我特别懂技术。”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有野心的人”,而“野心”的背后是“两条腿”,“一条腿是科技、智慧,一条腿是人文、意识。我一定要知道好坏、真假,不要变成只知道贫穷和富有的人。”他认为纯理工科出身的人不擅长长远战略的思考,而人文能“帮助你做生意和与人交往”。

“我家没有一本计算机和理工科的书,全是人文类的。”他介绍说自己曾是红学交流网站红楼艺苑的创始人,“二十四史我都读过,《明史》我读过四遍。”因为喜欢历史,他每年会参加五场以上与历史相关的圈内活动。在他看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面临着自己的挑战,每一个时代的英雄们,都在寻求解决方案,“历史会告诉你过去和未来,科技给你提供工具,金融给你提供杠杆。”

他习惯拿历史里的事件作比喻。他的朋友圈会经常分享一些历史、政治甚至是宗教类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附上评论。2015年,黄允松决定要拆除VIE架构回国。“投资人反对这事,他们甚至给我提过折中的建议,我都拒绝了。”决策的原因在于他依据历史对时局的预判,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要在最合适的时机回来,“了解这些东西,使我不会人云亦云。”

他的思维极其发散,如果你见过南国的榕树,会体会到其中的某些相似,一根小枝即能垂下数缕长须,气根落地入土后成为支柱根,柱根相连,柱枝相托,枝叶扩展。

“绝对不卖,因为我不需要钱”

不同于绝大多数商界人士,黄允松敢于采用绝对性质的词语。采访前翻看一些报道,你会惊讶于这一点,比如谈到甲方时,他会说,“我百分之百符合他们的需求”;谈到在IBM工作的十年,他会说,“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极度自信、对自我高度把控的人。

另一方面,他会强调“责任”,强调“使命”,但说出来的感觉又跟互联网圈说滥了的“情怀”味道不同,比如,“我的责任不是获得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利润率,而是让整个社会能够以极低成本和高利润运转。”

黄允松从不看电视,家里唯一的电视是为三岁儿子添置的,“用来看《熊出没》。”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极度乏味到只有一件事——工作”,“我没有任何旅行,私人照片也没有,你很难想象吧,我去所有地方出差,都是干活,飞机落地,坐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干活,干完活之后,回到酒店睡觉,醒来再干活。”青云市场部的王玉圆回忆,黄允松曾和同事们开玩笑说,自己工作起来不用吃饭不用睡觉,“最累的时候他还在办公室晕倒过。”

2012年创立青云时,黄允松和之前在IBM的同事甘泉、之前带的实习生林源三个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闭门开发。投资中国网的一篇文章记录了那段被他们称为“炼狱”的时光:为了想好存储和网络,三个人共制定了十几套方案,每天在成千上万行的代码里一遍遍地熬,一个不行,推倒重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倒数第二个方案,三个人踌躇满志,非常兴奋,当时很确定地认为这个方案肯定行,结果上线测试只跑了两天多,稳定性就出事了。在删代码的时候,三个人都很沉默,甘泉突然沮丧地说了句:‘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

在青云创立的那段时间里,国内的创业环境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人民币基金、股权投资在中国尚未发端,云计算企业还处于大规模亏损阶段,美元基金也不敢进入这个领域。“但我很有信心,因为我做过,我能做到你需要花1000万去买的东西,在我这里只需要100万。”黄允松拿出了自己“小几百万”的全部积蓄作为启动资金,直到完成2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从2003年毕业来到北京加入IBM,黄允松只在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买了一套三居室,便再没有投资过房产,买车只选便宜实用的大众。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在几千元,不抽烟不喝酒。他指着身上的一件黑色薄针织衫说,“这个穿了五年”,又扯出里面一件蓝白灰格的衬衣,“这个穿了十年,好像运气好不褪色”,脚上一双棕色的皮鞋,“大市场买的,299元两双。”在百度图片搜索中输入“黄允松”,会发现这套衣服以不同组合伴他出现在很多公开场合。虽然不是知名品牌,但收拾得干净整洁。

他自称是“典型的西二旗码农”,“我就喜欢底层的硬科技,我不喜欢只为赚钱而做的科技。”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完美,“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2月14号,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都是一直生活在完美中,对,就是从来没有不好过,有也只是小波折而已。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这辈子追求的就是这个。”

他觉得底层科技吸引他的地方有两方面:其一,他们所做的事就像高铁一样是基础设施,是很多产业行业获得突破所必需的,同时极具挑战;其二,“底层科技有它自己的逻辑,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其实跟你跟我这样普通生活在地球上的消费者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封闭世界,我们进入它的世界,必须按照它的章法去工作。”

他认为克制是很多CEO所不具备的品质,他把这个归于自己儿时受到的教育。从小跟外公长大的黄允松家教严格,出身军营的外公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导师,后来进入IBM,严谨的企业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他。“一个公司一定要有自己的边界,我们的边界就是硬科技,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科技像水跟空气一样,让人感知不到它存在,但是能为人类社会提供动力。我不会去踏足那些能够赚到丰厚利润的应用程序开发。”在他看来,大多数CEO的不称职在于控制不了自己膨胀的内心。事实上,青云在2013年完成金额为20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时,全公司只有七个人。而今年公司很快就要满五岁,总员工数还保持在两百多人。

“我肯定做青云一直做到干不动。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大概也就是我设计的10%,”他说青云曾收到过四次来自国内外的收购请求,“但绝对不卖,因为我不需要钱。”

“你的合伙人也这么想?”

“不一样的话,我们早就解散了。”

“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干。每个人都光鲜亮丽,那是华尔街的投行吧。那我来干咯,反正我不嫌脏不嫌累。”他顿了顿,接着说,“说实在话,你习惯了那种生活你就不觉得辛苦了。”

“让可怕的东西柔和一些”

黄允松出生成长在湖北省仙桃市,家庭条件优渥,跟他平辈的这一代基本上也都在家乡非富即贵。作为家里的独子,他很小就感觉到自己跟家族其他成员间巨大的认知鸿沟。他从没带父亲来过公司,“我爸爸就觉得我没追求,没吃过好吃的,没穿过好衣服,没开过好车,也没住过好房子。”他很少回老家,也从没想过可能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自己会过上那种“有追求”的生活,“不过听我妈妈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说自己要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的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精良的产品”,“我不希望我的公司是一个平庸的企业。你知道,我需要去解决人和社会的问题,这样才有价值。这个对我很关键。”

在他看来,《未来简史》里描写的那些可怕的情景都会发生,“比如说人会分成两种人,万分之一不到的人会变成神人,然后通过系统控制剩下的人——无用阶层。人类的生命是不平等的,而高科技的发展会令这一切以另一种更可怕的形式呈现。”而他想做的就是通过他的努力,“让这些可怕的东西柔和一些,公平一些”。

他提到《黑客帝国》里“门”的概念,“如果把这个世界看成一堆代码、一个计算机程序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backdoor(后门)的,它可能会走到99%的黑暗,但还会有1%的光明,我就一定要追求那1%的光明。”

出局

创业的人并非死于失业

本刊记者 王燕青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创业就像一个大赌场。所有的选手都会坐上桌打牌。创业者是赌徒,想要成功地从这个屋子走出去,有几扇门他得清楚,赌场的规则是什么他得清楚,赌场不会无限制地让你在牌桌上

这段时间集中见了一批创业者,其中一些是连环创业者,至今还在寻找创业成功的出口。对他们来说,创业的目的最终归结为一种成就感,成就自己,然后成就他人。

“没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其中一位创业者坚信这是最好的时代。他从2009年开始就离开了程序员工作岗位,依靠技术外包赚得的第一桶金维持着创业历程。他想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介质来承载他的价值观。他试着组过团队,也试着嫁接优质资源,但最终,按照他的理解,“组建一支队伍并不能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

在他的概念里,创业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创是伤的意思,一定要破坏一些什么东西,没有棱角怎么破坏呢?”他解散了团队,准备单干,“我对世界(有)比较独特的理解,我觉得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方式更好。”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独特理解为孤独,甚至是孤僻。他构建了一个虚拟星球,赋予星球上每个人物灵魂、性格与故事,他要与他们一起以小说的形式开始新一轮创业。

他只是众多创业者中最普通的一个。有多少想要创业的人因为方向、资金、团队等各种问题被挡在了创业成功的门口,我们无从统计。“创业真不是穷人玩的!一是(需要)时间,二是(需要)资金,三是(需要)特殊能力和资源。”他现在依靠每年10%到15%的财务投资收益维持着家庭的正常支出,没有强烈的物质欲望。对他来说,所有失败的尝试都已经归零了。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名字,想了很久给我发微信说,就叫“自由电子乙”吧。

截至2017年1月中旬,共有1390家公司处于已关闭状态,占全部创业公司的3%。仅2016年关闭的就有401家。这意味着,2016年倒闭的创业企业,在所有关闭企业中的占比高达28.8%,接近三分之一。我想这仍然是一个乐观的统计。

创业就是一场修行,有人悲观,有人乐观。杨绪纲大概经历了极致的悲观与乐观。他从上一家单位辞职后连续找了几个月工作,几家谈下来都不顺心,干脆单干。他擅长技术,研发了循环水处理技术,申请了设备专利。他面向的主要是轨道交通、办公大楼、医院政企运营机构等大客户,可想而知市场竞争的激烈和难度。

起初,杨绪纲不懂得经营公司。他的河北老乡来给他当财务总监,一到年底发现已经入不敷出。大冬天,他坐在屋子里,浑身出大汗,毛巾湿了一条又一条。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我想,对创业者来说,那种逼仄的内心窘境可能更甚于此。

杨绪纲去见投资人,他觉得投资人有病,一开口就要控股权,要不就是要参与管理,“(专业问题)什么都不懂怎么参与管理?”直到后来,创业项目没有大的起色,他去读了新华都商学院才大致了解了公司的构造和运营,也明白了投资人在其中的角色与地位。他并不打算放弃与投资人的这种拉锯。有时候,这些创业者都像养育一个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公司或项目。他们深陷其中。

经历困境多了,杨绪纲有了一种莫名的乐观和淡定。“天助。”每遇绝境,比如年底公司账上没有现金流,员工工资发不出去,杨绪纲就安慰自己办法总会有的。果然,第二天,有了进账,有些事由大概连他自己都不清楚了。这种在我看来是混沌的状态,他归结为难以言说的一种神秘的力量。

他没有宗教信仰,但每逢路过寺庙,都会虔诚地进去拜一拜,什么都不求。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片段,不断在创业者身上重演着。但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至少在他们成功前。

靳伟

靳伟在连续创业六次后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且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反思。

梭哈

1999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候互联网刚刚要起来。我们当时的偶像就是中国的首富,比如陈天桥、黄光裕。那时也没有所谓的“创业家”这个词。我想在商业上做一番事业,但是我自己想象中的商人,应该跟企业家更接近。商人是逐利的。

我那时有一个理念,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如果在100年前,可能我也去闹革命了。其实这个时代是我们这些创业者最好的时代,因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想做一些事情,创业是一个人意志的体现。我(决定创业)最核心的想法是我想做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我要验证它的与众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我的价值。

(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黄光裕19岁就开始创业了,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他都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了,也是因为家庭并不富裕,(想通过创业成功)有一点改变。改变之后,新的原动力就是成就感。

我大学学的是自动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市场销售。公司是做快消品的。我经常出差去一些县城、甚至一些乡镇做调研,有时一天要跑几个镇,主要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我去虎门,发现虎门一个镇比我老家保定市还要发达,它有出租车,有五星级酒店,办国际展会。我觉得中国太不一样了。很多机会都在广东、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这些地方的认知水平每天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我做销售的第一天,公司派我到批发市场见一个客户,我西装革履,还打个领带,觉得终于可以去大显身手了。到了经销商那一看,老板连上衣都没有穿,光着膀子指着一箱货说,靳经理坐!从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要融入这个地方,那就要融入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环境。

大学毕业的第四个年头我辞职创业了。那时我非常年轻,才25岁。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决定从熟悉的日用品开始,我们代理了一些日用品,包括保健品,然后自己开店销售。但是一年多下来,我发现我们是没有这种(创业)概念的,我们只是比别人更能吃苦,别人一天干8个小时,我们一天干16个小时,以为就能赢,其实不是的。

一心想着把事情做好,但最后发现没有赚到钱,只能把货贱卖掉,我一个人亏了十万块钱,加上其他同学的,大概有一百万。家里只剩下七千块钱,全都给了我。我带着去了深圳,决心如果不混出个样子就不回来。那时候就是年轻人的固执和执念,没有上升到认知的提升,就觉得反正我得成功一把。

创业第一次失败是最痛苦的,无法承受,打击特别大,我拉的几个同学都是我的合伙人,他们也因此而失败了。我其实赔的钱并不多,但那个心结在,好像我走错一步路就要花几年的时间再回来,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其实回到原点是自我疗伤的过程,但是那时候是走不出来的。

(创业失败后)不想工作,什么工作都不想做。就像一个赌徒,一开始打得比较顺,突然一把梭哈,赌注全加进去,输了不相信自己会输,觉得我这个能力怎么能输,身边的人能力不如我他还赢钱。这个时候别人说你去打工,我才不打工,我得翻盘。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没有仔细考虑自己的视野和找人找钱的能力。

还有,我适不适合当老大?90%以上的创业者,其实最适合选择一个合适的老大和一个平台,跟着他走,然后积累经验,扮演老二老三老四的角色就好了。

我现在再选择的话,觉得可以先停下来,然后再去想创造一些东西,做一些新的实验。但在十几年前,我翻盘的目的性太强了,我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怎么翻盘,怎么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但是那种压力是让创业者心理成熟的过程。

加码

我带着七千块钱到深圳,去了一家咨询公司,积累经验以后又回到了老家,尝试跟我的同学一起合伙做咨询。

第二次创业我和我的合伙人没有设计很好的利益机制,觉得不好意思去跟合伙人谈利益分配问题。很多情况是这样,一开始是自己想,自己想做的时候会找一个人说一起做,这个时候尤其是很熟悉的朋友,两个人都不好意思说,也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要求,假设一共百分之百的股权到底怎么分?

有一次创业,我们都谈了两三个月怎么创业,一直到注册公司的前一天,我们才说到底要怎么分。对于初创的创业者来说,确实是不好意思。我说我给你20%,他觉得他至少得30%,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能力差不多,大家基本上就是平分,平分是最坏的一个结果。到后来成熟一点,我觉得我至少要51%的股权,一定得有个控制权,能做第一责任人。

我做过一个教育项目,找了两个当过老师的朋友,有教育行业资源,我恰恰是没有行业资源的,但我的战略分析能力、创业的经验比较多,或者说我更能承担。最后有几个解决办法,就是谁主导,主导的人必须全职,否则资源再多也不能是老大。第二次创业,我和我的合伙人,两个人都很强,但我们的方向不一致。我觉得他想做的没有带入我更多的激情和想象力。我们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常常吵得非常激烈。我决定先去北京扩大视野再做决定。2007年,刚到北京,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吃饭地方,大家叫盒饭,都要排队,或者打电话。那时候QQ、MSN刚出来,我觉得可以在QQ、MSN上做盒饭,建一个中心仓,优化营销渠道。

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份100万的商业计划书。我的一位亲戚有意投资我,但觉得我这个项目不好,让我去找1000万的项目。我找了十个月的项目。他每个月从香港过来跟我谈。他对我讲得最多的话是,你这个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事情的本质不是这样的。后来我意识到他在训练我找方向的能力,训练我成为一个合格的投资经理,训练我的眼光。

但那时候其实我还是赌徒心理,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借了八千块钱,也快花光了,手里还剩200块钱。我们两个最后在咖啡厅谈项目,我还请他喝了两杯咖啡,喝完之后我身上就只剩120块钱了。他觉得我的人脉和眼界并没有带来更好的项目。我说我已经没钱了,想要停下来去打工一段时间挣点钱考研,再出来创业。

我知道自己的,刚来北京没有什么同学圈子,又是个外地人,我的大部分同学比较保守,也没有什么创业投资圈。最重要的,有很多机会我看不到,逃不出自己的思维圈。

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我像打不死的小强,隔两年就创业一次,没钱了就去打工,赚点钱有什么想法了又出来创业。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创业生手,他们把创业不成功归结为“我没钱”。其实当有人给你钱的时候,你自己还找不到好的项目,这跟钱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底牌

2014年,我做了一个品牌,叫芝麻金融,这是我的第五次创业。

有很多人说,我都做了好多次生意了,但是每一次都没有特别大的创新和改变。就像烧开水一样,第一次烧到50度,第二次60度,第三次70度,对不起,没有烧开的水,你就是H2O。

在做芝麻金融的时候,我能更成熟地选择我的合作伙伴,一个69年的博士老大哥第一个支持我,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而且两个人会造成一种势,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会想这么牛的人都跟你一起干了,说明你还挺厉害的。

筹备期间,我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办沙龙,每周两次,每天去咖啡厅找各种朋友聊。我管这叫“冷启动”,其实是不断地打磨方向和找人才的过程。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经常会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把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同学的同学、同事,可能我觉得同样不错的人,聚在一起聊,没有特别强的目的性。但是这件事我做了十年后,我已经成为了这个圈子的核心,成为想要创业的人中的焦点。

芝麻金融需要一个有银行背景的风控总监,我就在微信群里找,联系到一个农业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他刚过40岁生日,之前他一直都是副手,什么部门副经理、银行副行长。他不甘心,想做点创新的事。最后他也成了我的合伙人。非常感谢他的信任。

很多创业公司,合伙人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气场不符,或者利益分布不均匀。一共十块钱,两个人都想要六块钱,就没法分了,或者三个人都想要四块钱也没法分。一定要有人做出妥协和让步。

我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特别别扭,两个人里面肯定会有人发挥不出来。一个合伙人以前独立创过业,跟我合伙时,我负责销售,他负责技术。真正合起来的时候,发现两个CEO双能驱动,很多事情两个人都想做决策,要不都不做决策,非常乱,这种情况一定得有个人出局。

还有过超豪华的三个合伙人团队,表面上说有一个老大,但在命令执行下去时会有不同的声音,员工就会分成两股、三股力量。极端的情况,三个人都会很悲观地看待这个事情,会觉得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时资本会选择最优的方式。

芝麻金融最后有四个合伙人。一开始是我自己筹备了半年,独自做了两三个月,怎么融资都有一条套路了,合伙人进来认可了我这两个月的贡献。他会知道,肯定你是老大。投资人都觉得这个团队很优秀。但没过多长时间,互联网金融的创业窗口期过去了。

创业就像一个大赌场。所有的选手都会坐上桌打牌。创业者是赌徒,想要成功地从这个屋子走出去,有几扇门他得清楚,赌场的规则是什么他得清楚。赌场不会无限制地让你在牌桌上。对于屌丝创业者来说,过了那个时间点就没有了。选手已经变了。再到最后就是比拼资本、政策支持力度等。风险投资的门也已经关上了,因为市场大的格局基本形成了。

七八个月后,一家民营企业收购了我们。有了一个亿的投资,我们还想继续在这个赛道跑下去,但是资方派来的老大跟我们整个气场很不符,他们(观念)特别的陈旧,特别的土豪。到后来,也受到一些排挤,甚至不让我做任何的决策,我只是挂在那儿。我会拽着新招聘的一些市场人员,跟他讲芝麻的历史,告诉他们对外一定要负起责任,一定要有诚信。但实际上,已经失控了。我完全出来大概是三个月之后,完全出局,非常快。

很多创业者认为自己人生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他手里的公司。不要这么想,这绝对不是你人生中的机会,特别是你要判断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我再(在芝麻)等下去,对我是不利的,而且团队内部也会有不和谐的声音。

卖掉芝麻的时候我非常难受。“芝麻”这个名字是我从一百多个名字里选出来的,更大的失落是,我失去的是一个团队。

但是还好,虽然我已经是创业者群体里年纪比较大的了,那时已经三十六七岁了。我觉得我心态还是年轻的,现在可能是我最好的创业时期,我很成熟了,有丰富的人脉,对创业的理解也深刻了,我还有壮志雄心,我还有很多很多。这不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

开牌

第六次创业时我搭了一个很豪华的班子,有阿里等知名集团的副总裁,有从硅谷创业成功回来的VTO。但是搭完班子之后发现,(班子里)每进来一个人都要重新参与核心方向的讨论。我才意识到不是搭好一个班子,我给他们一个方向,人家是不认的。这个方向就像人剑合一,一定要拿一个合适的武器才能发挥出来。让马云去做马化腾的事,可能就做不成。

每一次创业,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有没有在创业过程中学到东西,有没有比上一次更好一点。我要在每一次创业过程中自我净化,然后捕获一些东西。

在创业这个大赌场里,有多少人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带着激情来,最后带着一大把钱安然无恙地离开?没有几个人。有一次我跟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聊天,他测算过,从拿到天使轮到上市,大概一两千人里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

赌场里有三扇门,第一扇门IPO,非常窄,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能够从这扇门挤出去的人,不但有好的能力,还有好的命和好的性格。第二扇门,盈利。大家都关注那些赢了大钱的人,马云刘强东这些。隔壁老王可能开了一个餐厅,一年挣50万,大家并不关注。第三扇门,并购。我开始研究并购,发现全世界并购最成功的案例都是把被并购方的CEO干掉,出局,几乎都是这样的。

最后我才意识到,生意人和企业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企业家关注未来,会改变一些现有的规则,还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我现在更关注的是怎么样能让我周边的兄弟有成就感,而不是我自己赚一千万一个亿。不光是周边人,我还想为社会做点什么。

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和失败。失败应该是一个常态,成功才是偶然。一个创业者如果没有经历过失败,很难特别成熟地思考创业这件事,哪有一上来就成功的?我身边大量的创业者,曾经很顺利,一下子失败就一蹶不振。

我帮助别人成功,而我也成功,我觉得投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未来五年是一个并购大趋势。很多行业会通过并购重新洗牌。我现在做的投资是选一些好的项目,然后重组它们,重组之后找上市公司的出口,上不了市我们找一些并购出口。

经历这么多,如果是三年前,我还特别想成为明星(创业者),让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我根本不想这些事,甚至我都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很多表面风光的创业者),过两年就没有这个人的名字了。

我的第六家公司名叫“积木投行”,我要成为搭积木的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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