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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流亡与记忆 | 正午

原标题:柏林墙、流亡与记忆 | 正午

柏林墙是冷战的象征物,将欧洲大陆割裂成两半。墙东边的高压政治,使流亡成为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选择。有人选择了地理上的流亡,也有人选择了精神流亡。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莱和捷克的伊万克里玛,都选择了留下来,即使在苏联出兵占领了各自的祖国后。克里玛说: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作,讲述那些和我的生活有某种关联的故事,而我的生活又和祖国紧紧捆在一起。

作家余泽民住在布达佩斯,他在这里梳理了柏林墙的历史、东欧作家们的流亡和记忆。

柏林墙、流亡与记忆

| 余泽民

2007年夏天,我从布达佩斯去柏林会凯尔泰斯,给他送去我翻译的四本中文版书——《英国旗》、《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当时,凯尔泰斯和夫人玛格达仍住在康德大街一家小旅馆的出租房里,由于空间逼仄,他习惯将约会的地点定在聚离凯撒-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不远的凯宾斯基大酒店大堂咖啡厅。

那是我第一次去柏林,路不熟,还没GPS,加上误闯进施普雷河边的一片工地,等我和艾丽卡满头大汗地冲进咖啡馆时,已让两位老人等了许久。两位老人坐在一张圆咖啡桌后,一同起身冲着我们微笑。玛格达女士一边跟我握手,一边不无嗔怪地笑道:能让诺奖得主等四十分钟,你也可以获个奖啦。

凯尔泰斯则温和地安慰我:柏林要比布达佩斯大多了,第一次来这儿约会的人,没有不迟到的……”随后他问我们从哪个方向过来,我掏出旅馆的名片递给他看,他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说,嗯,我第一次来柏林,也是从东边过来的。

老人说的东边,指柏林墙的东边,即冷战时期的东柏林。

《柏林墙东边》,我联想到90年代末在布达佩斯看到的一部电影片名,导演是德国的维兰德斯派克。他拍这部片子时,柏林墙还没有倒塌,他的身份还是西德导演

影片的开场很琼瑶:讲一个西柏林的男孩费利克斯带他的美国朋友去东柏林一日游,在街头邂遇金发、俊朗的托马斯,两个阳光男孩一见钟情……然而,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同志言情片,故事用冷酷的笔墨描画出一墙之隔的两个敌对世界,政治的铁幕将同城的同胞无情地分离。按照东德政府的规定,东德人不许到西边,西德人可免签到东边,但只能当天去当天回,午夜之前必须离境,而且必须花够25马克,一旦违规,以后将被拒绝入境。因此,热恋中的两个年轻人无法相拥过夜。午夜的钟声如同魔咒,迫使费利克斯像灰姑娘似的无奈逃离,并在查理检查站受辱。后来,他们的约会越来越难,托马斯不但遭到监视,举报和威胁,甚至还被工厂开除,最后他决定铤而走险,转道捷克,试图从那里偷渡到西德。最终是否成功?没有人知道。

你们第一次来柏林,一定去看看柏林墙。凯尔泰斯接着刚才的那句话又补充了一句。

那天老人穿了一件熨得平整的浅黄衬衣和白色西裤,面色红润,笑容和蔼,手掌宽厚,握手的时候沉稳有力。没等我的凯尔泰斯先生叫完,他就打断我说:别叫先生,就叫伊姆莱!

要么,我还是叫伊姆莱大叔吧……”我支吾说。毕竟在我面前是一位77岁的老人。玛格达笑着挥了下手制止:伊姆莱不喜欢别人叫他大叔,感觉太老。你就这么叫吧!

我们刚围着咖啡桌坐下来,老人就像等待礼物的孩子一样急切地问:书带了吗?

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只塑料袋,再从塑料袋里掏出书一本本地递到他手里。老人兴奋得用指尖摸封面上的烫金,凑到妻子身边指给她看:你看,还印了我的签字。他那副郑重的神情非常可爱,感觉像自己的作品第一次问世。

那天我们聊了四个小时,要不是因为另有记者等他,肯定还会聊下去。分手前,凯尔泰斯伏在我带去的一张柏林地图上圈圈点点,建议我该去看什么地方:勃兰登堡门,大屠杀纪念馆,国会大厦,维姆·文德斯拍摄《柏林苍穹下》的胜利纪念柱,除了残存的柏林墙外,他还要我们一定腾出半天来,参观一下位于腓特烈大街的查理边境检查站遗址。19611027日,就在柏林墙竖起两个月后,东西两侧各动用了三十多辆主战坦克在边界对峙。

柏林墙,不仅分裂了柏林,分裂了德国,还分裂了整个欧洲大陆。用凯尔泰斯的话说,奥斯维辛虽被烧毁了,但人们随即建起一个新的、更大的集中营,在一片战争废墟的瓦砾上修建起一片和平的废墟。这是他写在中篇小说《英国旗》里的一句话。

我和凯尔泰斯夫妇在柏林约会,他说他第一次来柏林,也是柏林墙的东边。凯尔泰斯于2016年3月去世。

电影《柏林墙东边》给我印象极深,讲述了一墙之隔的两个敌对世界。

真正在残存的柏林墙下散步,感觉是参观一个露天的画廊,色彩艳丽,讴歌和平,但远没有我抵达之前想象中的那么震撼。想来,这段不到四米高的墙体虽是原来的,但只是真正柏林墙结构中的一道水泥板墙,现在我们看不到由钉床、拒马、壕沟、探照灯、瞭望塔、报警器、围栏和连巡逻兵都不能入内的控制区构成的、宽为百米的死亡地带。更不要说当时还有数千名装备有火焰喷射器、军犬、坦克、装甲车和枪支的边防军。

据查,在1961年柏林墙修建之前,冒着被射杀的危险逃到西柏林的人东德人约250万;柏林墙修建之后,即便在不可能穿越的情况下,还是有5043位东德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当然也有三千多人被捕,五百多人死伤。最后一个被射杀于墙下的是年仅21岁的克里斯·格弗罗伊,时间是198926日,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死于越过柏林墙的人,同年38日,33岁的温弗里德·弗洛伊登伯格在试图用热气球飞过柏林墙时不幸坠落身亡。

这是世界上第一道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肯尼迪曾于1963年在柏林墙的西边发表演讲说,自由困难重重,民主亦非完美,但我们从未筑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事实上,墙再高再坚,也无法阻止东德人离开。你参观了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就会知道,东德人的逃亡是一首史诗。凯尔泰斯一边继续在地图上勾画,一边用慈爱的嗓音跟我解释。

查理检查站博物馆,也称柏林墙博物馆,曾是冷战时柏林最重要的哨卡。展览的内容十分详实,讲述了冷战大逃亡的悲壮历史,我在那里受到巨大的震撼。这堵墙的修建本身就是奇迹,两万东德士兵在从1961813日凌晨开始,仅用六个小时就将柏林开膛破肚,竖起一道长达46公里、用铁丝网和水泥板做成的临时屏障,阻止东德人逃向西德;中午1237分,柏林墙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意味着东、西德人正式骨肉分隔,时任东德首脑的乌布利希得意地称之为中国长城第二

就在东德军人拉铁蒺藜,筑水泥墙的同时,许多西德人闻讯赶来,越过障碍物朝对面的同胞投掷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后来不少东德人使用这些证件偷渡到西德。13日下午,第一个越墙的勇士挺身而出!一个年轻人以跨栏冲刺的速度冲向一段铁丝网,三名军警尾随追捕,就在年轻人翻身越境的刹那,军警将他扑倒,年轻人的腿被刺伤……这时,西柏林市民们的怒吼吓坏了军警,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已越到铁丝网的对侧,于是战兢兢地退回到东柏林那侧,越境者一瘸一拐地侥幸脱险。

艾达·西格曼家的公寓楼骑在边境线上,后窗就是西柏林。822日她从柏尔诺街48号的三层纵身跳下,不幸身亡,成为第一个为越墙死难的人。据统计,就在修墙的六小时内,越境逃跑的东德士兵85人,东德市民有800多人。

1962817日,柏林墙发生了第一桩血案。18岁的彼特·费希特尔已经冲过封锁线翻到了墙顶,随着一声枪响,他跌回在墙的东侧。西德边防军听到呼叫,扔过一个急救包,西柏林市民愤怒地呐喊:杀人犯!法西斯!五十分钟后,一位勇敢的西德军人冒死越墙,但躺在他怀里的费希特尔早已咽气。之后几年,柏林墙加高加厚,长达169公里,层层把守。墙东边称它反法西斯防卫墙,墙西边则斥之为法西斯墙

东德人为了逃离专制前赴后继,动用了所有的想象力和才智。他们有的挖地道,有的潜水,有的开体育飞行器,有的自制热气球,有的藏在特制的汽车座位里,有的而开车撞墙,有的借助于下水道系统……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摩托车马达、钢板及自制导航、压缩气体系统造了一艘小型潜艇,花了五个小时横渡过步行几分钟就能走过桥的施普雷河,不仅获得了自由,还被高薪聘为机械师。1979年,又有位东德人研制出一个28米高的热气球,带着两对夫妇和四个孩子从2600米高空飞过柏林墙!他们飘了半个小时终于落地,但不知道自己是在墙东,还是墙西。就这样躲了一天一夜,直到被巡逻的西德军人发现。

布鲁希克在德国人心目中是一位英雄,他开着大客车撞墙逃亡。随着一声轰隆,已经中弹燃烧的大轿车将柏林墙撞开一个缺口,穿墙而过。但当西柏林人激动呼喊着涌上来时,发现布鲁希克身上中了19弹。不过布鲁希克要比费希特尔幸运,他是在墙的西边停止的呼吸。

今天,人们在柏林墙上能看到一幅从布鲁希克壮举中获得灵感的名作——《穿越柏林墙》:一辆东德生产的特拉邦牌轿车穿墙而过,车牌上写着“NOV·9-1989”1989119日,正式柏林墙倒塌的日子。

在柏林墙未建之前,约250万东德人这样逃亡,有一半是知识分子。

两万东德军人从1961年8月13日凌晨开始仅用六个小时就建起一道长达46公里的临时屏障。

这幅《穿越柏林墙》的作品就是从布鲁希克壮举中获得的灵感。

我第一次到柏林墙,感受冷战严酷的气息。

请最后一位离开边境的人,把灯关掉。这是冷战时东欧人爱说的一句笑话。虽然幽默,但也悲凉。

事实上,更多的东德人是像影片《柏林墙东边》中的托马斯那样绕开柏林墙,或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偷渡到西德,或通过匈牙利、南斯拉夫偷渡到奥地利。当然,在冷战的年代,逃亡的不仅是东德人,整个东欧阵营都在唱逃亡大合唱,逃亡者中很大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不乏诗人和作家。在匈牙利的作家中,最出名的流亡者当属《烛烬》的作者马洛伊·山多尔,他早在1948年就嗅到了专制的血腥味而流亡西方,理由是他们不仅不让我自由地说话,而且不允许我自由地沉默;女作家克里斯多夫·雅歌塔在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后,怀抱四个月大的婴儿和丈夫一起偷越奥匈边境,后以难民身份移居瑞士,用法语写下代表作《恶童日记》三部曲。在捷克作家里,众所周知的是米兰·昆德拉,他于1975年逃到法国,后加入法籍,甚至表示自己的作品应列为法国作品;捷克女作家、翻译家海达·马格利乌斯·科瓦利,她年轻时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逃亡英美,天鹅绒革命后才返回家乡,以自传《悲星之下》传世。在罗马尼亚的流亡作家中有两位获得了世界声誉,一位是1986年流亡欧美的诺曼·马内阿,他也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代表作为《黑信封》和《流氓的归来》;另一位是1987年与同为作家的丈夫理查德·瓦格纳一起流亡德国的赫塔·米勒,后来在德国获得了诺奖。在流亡诗人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和在波兰的切斯瓦夫·米沃什,后者也是在流亡美国后获得诺奖。

不久前,我刚翻译了诗人苏契·盖佐的一本文集《太阳上》。作者也是一个流亡者,一个50年代出生在罗马尼亚匈族区的匈牙利诗人,年轻时因反抗齐奥塞斯库的高压政治而多次被捕,1986年流亡瑞士,东欧剧变后回到罗马尼亚,之后定居匈牙利。他不仅先后成为两国的议员,还担任过匈牙利政府负责文化领域的国务秘书,相当于我们说的文化部长。不过,保加利亚的乔治马尔科夫则没有上面讲到的这些同行们的幸运,他于1969年流亡到英国,1978911日在伦敦滑铁卢大桥上的公车站遇刺,凶器是著名的毒伞枪,据说是保加利亚当局委托克格勃干的,为独裁者日夫科夫的生日献礼。

柏林墙是冷战的象征物,将欧洲大陆割裂成两半;墙东边的高压政治,使流亡成为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选择。有人选择了地理上的流亡,也有人选择了精神流亡,比如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莱和捷克的伊万克里玛,他俩都选择了留下来,即使在苏联出兵占领了各自的祖国后。

1968年夏天,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当时克里玛正在伦敦访问,尽管他明知前途未卜,但仍执意回到国内,认为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种致命的决定,因为你失去了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1970年,克里玛应邀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课时,他的党籍被开除,他写的作品和他办的杂志均遭封禁,他的作家朋友们要么入狱,要么流亡,要么失业,但他仍放弃了美国人提供给他的教职,回到祖国,理由和上次一样: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作,讲述那些和我的生活有某种关联的故事,而我的生活又和祖国紧紧捆在一起。于是,他主动选择了承受高压和禁言,流亡到孤独的写作之中,作品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才得以出版。与他的同胞昆德拉相比,我们很难说这两种流亡那种更好;对于作家来说,只要保持精神的独立,都好。

凯尔泰斯跟克里玛很像,他选择了留在现场的精神流亡,他说的要比克里玛更直接,他说我想以最近的距离看看这台恐怖机器是如何运转的。在《英国旗》里,他记录了几种自己在场流亡的特殊方式:去外国人开在布达佩斯的卡尔文商场吃一块不需要肉票的高价肉排(宁可透支下月的工资,也要用这种犒劳帮助自己超脱忍受了一天的卑贱和耻辱),去国家歌剧院听一场瓦格纳的歌剧《女武神》(尽管之前他并不爱听声乐作品,除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但坐在歌剧院里的感觉还是要比待在外面的世界好),去卢卡奇浴室形单影只地泡一次澡(那里碧绿的温泉水是他可以栖身的避难所,尽管他清楚这种躲避只是短暂的),去开设在布达佩斯的意大利文化馆学意大利语(只因为它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使用的、承受屈辱的母语),不管去哪儿,他都将一本《歌德与托尔斯泰》夹在胳肢窝下(因为在托马斯曼写的这本书里,光自由与高贵高贵的魅力疾患这样的字眼就足以令人陷入深思)。

在一次次这样小小、暂时的逃亡中,凯尔泰斯无法抗拒地认识到一个另外的真实世界的存在,即个体的存在,更准确地说,个体的精神生活的存在,尽管这种认知带着某种犯罪感(因为与现实的法规相抵触),凯尔泰斯坦言:恰是这种隐秘的认知,是我对自己的真实认知。

克里玛在自传《我的疯狂世纪》里讲述了他为什么坚持在场,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凯尔泰斯在一次次暂时的小小逃亡中认识到一个另外的真实世界的存在——个体的精神生活的存在。

柏林墙分割了欧洲,但在被柏林墙分割的东欧版块里,还有进一步分割的墙。我翻译过的另一位匈牙利作家巴尔提斯·阿蒂拉,就是在15岁的时候随父亲一起从罗马尼亚流亡到匈牙利,准确地说,是被放逐,是被齐奥塞斯库当局驱逐出境的。

巴尔提斯是匈牙利最有实力的中年作家,1968年出生,童年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匈族区长大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特尔古穆列什市),单从他的出生地看就可以想象:他从哇哇降生的那一刻起,就背负了一个民族屈辱的记忆。历史上,他的家乡属于匈牙利王国领土,一战后被割给了罗马尼亚。巴尔提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记者,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先后五次被捕,第一次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时只有13岁,20岁被冠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有期徒刑,在监狱里度过十年的青春。出狱后屡遭迫害,最终被当局注销了罗马尼亚国籍,于198411月驱逐出境。

巴尔提斯回忆说:我直到199012日,才第一次被允许回乡探亲。而我父亲,直到199112月都不许入境,甚至被禁止参加我爷爷的葬礼。当时,罗马尼亚边防军耍了一个这样的花招,将我父亲的护照拿进哨卡检查,过了一会儿,他们从屋里出来,说我父亲持的是无效护照。怎么会无效?因为护照里缺了四页。实际被他们撕掉的。说来很巧,当我听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的消息时,我正好在德国,就在同一天我得到我孩子出生的喜讯。我当即赶回布达佩斯,然后去了艾尔代伊。

青少年时代的残酷记忆,使巴尔提斯无法摆脱冷战时代的噩梦,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耻辱经历,给了他的写作以强大的动力,从《散步》到《宁静海》,到新近出版的《结束》,作者一次次用解剖刀似的笔剖析冷战中的人性。在我翻译的那本《宁静海》里,他通过一个相当极端的母子故事,揭露了独裁的色厉内荏和独裁下人性的变态扭曲。小说里的儿子安多尔是一位作家,母亲莱贝卡是一位著名的话剧演员,没落贵族的后裔。故事讲述的是:十五年前,安多尔的姐姐、年轻小提琴家尤迪特叛逃到西方,出于政治的迫害,母亲的舞台生涯也就此结束,从那之后,母亲十五年足不出户,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监视和控制自己的儿子身上。

什么时候回来儿子?

你去哪儿了儿子?

十五年里,儿子每次出门、进门,都要回答母亲同样的问题,或者编织不同的谎言;十五年里,在无数次什么时候回来你去哪儿了之间,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政治剧变,东欧解体,乌托邦的桃源里建立起拜金的宗教,十五次颁发诺贝尔奖,三百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三种亚洲语言被宣布为死亡语言,三千名智利的政治犯在矿难中销声匿迹;十五年中,在这个没落贵族的最后两名成员之间,只有日趋变态的情感纠葛勉强维系。尽管每天是儿子在出门时将母亲反锁在房间里,但事实上儿子才是母亲的囚徒:他不仅要为母亲买面包、唇膏等一切琐碎用品,不仅要忍受母亲的歇斯底里、苦杏仁的体味和阿耳戈斯式的监视,还要以被母亲象征性活埋掉了的姐姐的名义给母亲写信,并将母亲的回信锁在自己写字台的抽屉里,直到有一天抽屉被母亲撬开。

尽管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铁幕拉开,东欧人在变革中开始呼吸。但对小说中的儿子来说,屋外的专制解体了,屋内的专制变本加厉,80平米的家变成了令人窒息的地狱,他只能借助于写作进行内心的逃亡。然而,情况越来越明朗,无论他怎么逃,都无法逃脱十五年里母子俩共同编织的依恋与憎恨的蛛网,他越是幻像自由,也越清楚自由跟自己无缘,直到有一天他在自由大桥上偶遇想要跳河的艾丝特……但爱情也无法帮他挣脱母亲与记忆的绑缚。母亲宁可鼓励儿子去找妓女,也要毁灭儿子的爱情,她从一个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专制者。

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作家处理冷战题材的一部杰作,通过个体命运透视一个时代,不仅勾勒出表象,更掘出心理内核,难怪就连《钢琴教师》的作者耶利内克在读了德语版《宁静海》后赞叹:这本书写得比我的更好。

我与巴尔提斯·阿蒂拉在他的家中。我认为他的《宁静海》是一部处理冷战题材的杰作。

在一夜之间筑起的柏林墙,将无数德国家庭拆散了三十年。铁幕森严,但是日子还要继续,于是德国人在铅版一样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掏出了一个喘气的窗口,这就是匈牙利的巴拉顿湖。

巴拉顿湖位于匈牙利的西部,天蔚蓝,水碧翠,水域浩瀚有六百平方公里,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每到夏日,湖上白帆点点,岸边青峦起伏,灵秀剔透,是避暑的圣地。对于没有海岸线的匈牙利人来说,巴拉顿湖像多瑙河一样是上天的恩赐,难怪当地人称它为匈牙利海。自从有了柏林墙后,巴拉顿的夏日旅游火了许多倍,而且一半都是德国游客,有来自墙东边的,有来自墙西边的。对西德人来说,在这里度假十分便宜,可以有挥金如土的幻觉,而对经济不那么宽裕的东德人来说,在这里度假也能担负得起,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这个,而是由于匈牙利当时的相对开放,无论东德人还是西德人都能抵达这里。所以,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巴拉顿湖一直都是东西德家庭团聚的天堂。有一个数据很说明问题:1965年到匈牙利旅游的东德人数为8.5万,1975年增长到32.3万。

由于德国游客多,著名的阳光大饭店专门开辟了一家有300册藏书的德语图书室,不过这些图书都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东德是计划经济,连游客口袋里的钱也要政府计划,外国人到东德旅游设有最低消费(增加外汇收入),东德人到国外旅游设有最高消费(控制外汇流出),所以东德游客通常多带几条浴巾、几双凉鞋卖给当地的匈牙利人,换些福林补贴开销。当时东德毛线紧俏,也有不少东德人来匈牙利买毛衣,所以在酷热的夏季,巴拉顿湖边开有好些毛衣店。

当然冷战无处不在,天堂也不会平安无事。每年夏季,就在东德人晒着日光浴跟西德的亲友聊天或吃着亲友送给他们的巧克力时,东德的国安部也没有闲着,他们在巴拉顿湖畔扎营设点,派出许多间谍进行监视,用千奇百怪的职业手段调查每个东德人来这里的动机,与西德人关系的性质,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最重要的任务是阻止叛逃。那些年里,确实有许多东德人在这里寻求西德人帮助逃亡到西方。

2009年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在巴拉顿举办了一个题为《德国在巴拉顿统一》的纪念展,搜集了大量的照片、录像、信件和回忆文字,很有故事。有一位政治忠诚的东德女士坠入了一个来自西德的有妇之夫的情网,后来藏一卡车的大蒜、萨拉米肠中间偷渡到奥地利。一位西德福音派的年轻牧师,每年举办东-西德年少年夏令营,组织墙两边的年轻人见面,交流,试图打破主义的隔阂,建立血缘上的共同语言,但他自然成了东德秘密警察的监视重点,留下了许多偷拍的照片和窃听的录音。

60年代,英国的披头士乐队风靡欧洲,匈牙利虽在东欧阵营,但并不像东德那样将西方的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所以东德人到巴拉顿淘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成了时髦。但是,他们购买唱片时一旦被间谍盯上,过海关时即便把唱片藏在衣物里或粘在汽车的底盘下,也会被东德海关人员查出来没收。由于东德年轻人无缘看到真正的披头士乐队演出,所以翻唱披头士曲目的匈牙利乐队成了被追星的对象,伊莱什与欧米伽乐队的音乐会场场爆满,台下多是听不懂匈语的德国人。70年代,披头士乐队解散,匈牙利人又带领东德人追约翰·列侬,巴拉顿成了东德人了解墙那边世界的一个窗口,墙两边人民的情感系带。难怪德国人会感恩地说:柏林墙倒塌,巴拉顿也有一份功劳。

冷战时期的巴拉顿,不仅有东德间谍,也有本国的间谍,巴拉顿工作队就是一个这样的情报组织。后来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写了一本小说就叫《巴拉顿工作队》,记录了铁幕下秘密的争斗。道洛什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用他的话说,虽然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他的个人命运与中国的历史紧密纠缠。年轻时在莫斯科读大学时,他用俄语写过一篇分析赤眉军起义的论文,60年代末,由于钦佩中国的独立自主和不畏强权,卷入了轰动一时的毛派分子案,被以颠覆国家罪非法组织极左学生团体的罪名判以七个月徒刑,不仅被开除出党,还被工厂辞退,作品成了禁书。

由于在冷战时期被卷入漩涡,所以后来道洛什专注于冷战史的研究,他在小说里处理冷战题材独树一帜,要么偏向纪实文学,要么干脆以史学家的逻辑虚构历史。四年前,我翻译过一本他写于1981年的反乌托邦小说《1985》,在国内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书名就可以猜到,这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续作,书中人物也取自《1984》。小说开篇从老大哥病逝写起,真实、立体地讲述了老大哥死后铝派与纸派的激烈争权。《1985》承继了《1984》的思想性、批判性和黑色风格,并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大胆尝试,采用多角度叙事(三位主人公的交叉回忆)、多维度叙事(正文与历史学家的序、批注和后记)、多体裁叙事(插入讣告、新闻、声明、信件、小说、诗歌)等多元手法,构思巧妙,杂而不乱,亦虚亦实,既有政治悲情,又有人性浪漫,即使现在读来,仍具有先锋和实验性。

由于道洛什在匈牙利被禁言,所以《1985》的手稿几经辗转,于1982年首先在西柏林出版,引起轰动,随后被译成英、法、土耳其、丹麦、瑞典和日本语等,直到东欧剧变,才于1990年出版匈文版,许多读者惊叹于书中的预见性。道洛什谦虚地解释:当时我写这书的目的,其实就想向我想象中的西方人讲述我们东欧人的现实生活。如果说预见,是因为吃透了极权的逻辑。”2010年,道洛什荣获莱比锡书展奖,被表彰为"最能代表欧洲精神历史的中欧人"

这道墙,不仅将柏林城劈开,更将一个民族撕裂成两半。

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巴拉顿湖一直都是东西德家庭团聚的天堂。

道洛什是为历史学家,他在小说中处理冷战题材独树一帜,要么偏向纪实,要么以史学家的逻辑虚构历史。

在位于巴拉顿湖北岸的巴拉顿弗莱德市里,有一个民间兴办、官方赞助的匈牙利翻译之家。那是一栋离湖滨不远的花园别墅,白杨窜天,丁香满园,古希腊石柱上藤蔓盘绕,后花园的草坪柔软如毯,别墅是一座双层小楼,有六个客房和共用的厨房、会议室和图书馆,专门接待翻译匈牙利作品的外国译者,负责人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拉茨·彼特。

这栋别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前主人利普塔克·伽博尔是一位豪爽、好客的作家兼记者,从40年代起直到1985年主人去世,这里都是匈牙利文学、艺术精英聚会的据点。作家去世后,这栋别墅被捐给了匈牙利创作艺术公共基金会,从1995年开始,匈牙利翻译之家在这里落巢。每年,我都会申请去那里住上些天,一是能专心赶一赶翻译进度,二是享受一下那里联合国的氛围,房客来自五湖四海,但交流都用匈牙利语。还有一个原因,在这里翻译家是中心,许多匈牙利作者会慕翻译家之名登门造访,为翻译与作家的相识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平台。有一次,我刚放下行李就有人敲门,开门一开,竟是大名鼎鼎的艾斯特哈兹。他说,他从翻译之家的网页上看到我来这里工作的日程安排,所以出门时顺道来看看我,当时我正着手翻译他的《和谐的天堂》。每年六月份,这里都会举行一次花园聚会,上百位翻译家、作家、画家、音乐家聚到一起,炖古雅什牛肉汤,喝葡萄酒和帕林卡,谈文学,谈艺术。

在前两年的一次花园聚会上,拉茨·彼特先生讲了一桩旧事:根据当局刚刚解密的一批冷战时期的绝密档案,发现利普塔克家从六十年代就遭到了监视,国安部门收买的告密者就是隔壁的邻居。拉茨先生付印了厚厚的一本告密信,陈列在翻译之家内利普塔克纪念房间内的书桌上。

告密者,这是冷战历史的又一话题,但在作家的笔下成为创作题材,还是从艾斯特哈兹彼特开始的。艾斯特哈兹是东欧的一个古老而重要姓氏,在过去七个世纪里,这个家族逐渐强大,进入了中欧诸国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核心。在他的家族中,出过大臣、将军、大主教、州长或宫廷卫队长,彼特的祖父在一战期间当过总理。二战后,家族被削掉世袭的爵位,财产充公,他的父亲成了末代伯爵,被强迁到外地当了瓜农,那一年小彼特刚刚出生。

生为平民的彼特,确实在贵族精神的教育中长大,创作了一系列家族小说,最重要是700多页的巨著《和谐的天堂》,书中用我的父亲的称呼写了我祖祖辈辈的父亲们,不仅折射出欧洲历史的风云变幻,更剖解了个体在历史坐标系上复杂的人生,也讲述了父亲的品质与责任。在这些父亲榜样中,当然包括马伽什伯爵。

但是,就在《和谐的天堂》将要付印前,政府解密了一批冷战档案。作家委托一位在档案馆工作的朋友帮他查查,有没有关于他的告密材料。结果,查出的秘密令他震惊:他深爱的父亲竟是化名查纳迪的告密者,曾出卖过许多家族亲友!看完这些卷宗我面红耳赤,头晕目眩,我第一次知道身体竟会产生这样的生理反应。他无法想象父亲生前的双重生活,难以接受自己是在父亲的谎言中长大的事实。他说:我父亲是一个被强权扭曲的人,即使卑鄙的告密者,也是一个好父亲,他既背叛了自己的价值观,同时又把他背叛的价值观传给了我。这个东欧社会最典型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谎言和假面,既然我无法描绘真实,那就描绘假面吧。两年后,他又写了一部《修正版》,揭露了政治的卑鄙和父亲的谎言。正是这两部书,使艾斯特哈兹从2002年起多次获得诺奖提名。

去年,我写了一部长篇《纸鱼缸》,里面也写了告密者的故事:一个告密的妻子和既被告密、又告密别人的丈夫,而且,他们的身世也是贵族。他们的原型既来自彼特的父亲,也来自赫塔米勒的好友奥斯卡帕斯提奥,也可以说有冯亦代、赵济年或舒芜的影子,毕竟我们两国的历史有着惊人的同步与相似。在写《纸鱼缸》的过程中,艾斯特哈兹的一段话总响在我的脑际:所有的一切都要他来记忆,还有所有的人:他母亲的记忆要成为他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父亲的记忆要成为他的,邻居的记忆要成为他的,义务警察的记忆要成为他的,所有的一切……”我把这段话当做创作《纸鱼缸》的内核。在我的讲述里,让偷渡者霁青承受了一切——他父母的记忆,邻居的记忆,佐兰的父母和邻居的记忆,本民族的记忆,他民族的记忆,反右与文革的记忆,大屠杀与专制的记忆,当然还有他自己的青春记忆,最后所有的记忆都封闭在霁青的体内,我想用身体记忆的真实抵抗虚构的历史。

按理说在东欧剧变后,随着欧盟东扩和回归欧洲,东欧作家的流亡命运也就此终止,昆德拉、苏契他们也完成了使命。但几年前又发生了一个流亡事件:20118月,匈牙利知名作家凯尔泰斯·阿考什由于在报上发表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抨击匈牙利人始终回避自己在犹太人大屠杀历史问题上所应担负的责任,从而引起了国内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攻击。布达佩斯市议会在无法规可依的情况下收回了他的荣誉市民称号,极右党派则以煽动危害公共安全罪提出指控。第二年,80岁的老作家出走加拿大,在那里申请下政治难民身份。

在布达佩斯,在离我家不远的安德拉什大街上,有一座旨在控诉20世纪强权的博物馆——恐怖屋,这座建筑在二战期间是匈牙利纳粹党的党部,在冷战期间是秘密警察总部。在博物馆门口立着一块从柏林墙拆下来的混凝土板。还有一个名为《铁幕》的雕塑:一堵用生锈铁链组成的墙。它们提醒着路人:柏林墙是倒了,冷战结束了快三十年,但不要忘记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中间,还存在着许多看不见的墙。

—— 写于201712日,布达佩斯。

我和诗人拉茨先生在巴拉顿湖畔的匈牙利翻译之家。

艾斯特哈兹的家族史折射出欧洲几个世纪的兴衰。

利普塔克(右1)和他的朋友们或许并未想到,他们的每次聚会都在邻居的监视下。

在我家附近的恐怖博物馆前,有一块从柏林墙上拆下来的混凝土板,提醒人们:记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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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余泽民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课教授。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移民匈牙利,现居布达佩斯。

主要著作: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纸鱼缸》,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碎欧洲》《欧洲的另一种色彩》《北医暖记忆》,艺术家传记《一鸣西藏》等。

主要译作: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英国旗》《命运无常》,马洛伊《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艾斯特哈兹《赫拉巴尔之书》《一个女人》,巴尔提斯《宁静海》,道洛什《1985》,纳道什《平行故事》,德拉古曼《摘郁金香的男孩》,马利亚什《垃圾日》,苏契《太阳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撒旦探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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