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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李巍 张玉环:“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

原标题:【中美关系】李巍 张玉环:“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

学人简介

作者分系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及中国经济外交等问题等; 张玉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

内容提要

随着特朗普当选并就任美国总统,其经济政策方案渐成体系,形成了一套对内新自由主义,即强调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弱福利国家;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强调美国本土经济利益的“特朗普经济学”。“特朗普经济学”迎合了美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心理,充分反映了美国所处的经济和外交困境。“特朗普经济学”的实施将为中美经贸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中国需充分研究特朗普采取的政策举措,精心准备相应预案。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以“反建制”而著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约翰·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意外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成为继英国脱欧之后的第二起“黑天鹅”事件。面对一个处于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困境中的美国,特朗普正在对各项政策进行历史性调整。在经济领域,将以振兴国内经济、增加就业为核心,对外经济政策则表现严重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本土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冒险主义倾向,而这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因势利导,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降低“特朗普冲击”给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的不利影响。

1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

特朗普获胜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经济政策着眼于振兴美国经济及增加国内就业。从美国国内看,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衰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包给新兴经济体,国内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美国仅专注于成为世界的研发中心和世界银行家。这导致美国的国内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作为美国民主制度根基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扁平橄榄形社会结构正在坍塌这为民粹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温床。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着眼于解决当下美国中下阶层的经济困难。金融危机以来,为重振美国经济,奥巴马采取的措施是重新构建全球贸易规则、发展高端制造业,这些政策体现了美国重掌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以新技术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雄心,然而却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广大中下阶层民众也未从中获益。不同于奥巴马,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以“美国优先”为核心,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特朗普在其选举获胜后的演讲中表示:“我们能够让经济增长率提升一倍”。在竞选阶段,他明确提出要在10年内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可以说,特朗普执政最大的特点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实现此目标,特朗普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等领域都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一)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的产业政策。第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特朗普选择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希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比如修复美国内陆城市,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等公共设施。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获胜演讲中表示:“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让数百万民众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在胜选后公布的政策大纲中,特朗普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建设更高效、更安全的交通网络,其经济顾问、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表示未来或成立一家“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引私人资本对美国的基建项目进行投资。特朗普上任后还颁布行政令,要求加快基础设施环境评估和审批程序。

第二,加快实现能源独立。加快能源产业的发展将成为特朗普振兴实体经济的抓手,其促进能源产业发展的计划主要包括:一是将充分利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二是发动一场能源革命,使美国成为一个能源净出口国,以此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三是向化石能源生产商开放离岸和在岸土地和水域的租赁,促进煤炭等化石能源发展;四是撤销有碍美国能源产业包括页岩气和清洁煤炭在开采、使用方面的限制,其中,释放近十年来新兴但却一直被政治打压的页岩气页岩油产业,将成为特朗普能源战略的切入点。上任后,特朗普签署两项总统备忘录,重启美加“拱心石”XL输油管道项目和达科他管道项目,以此重振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离岸开采,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维护美国能源安全。

在气候变化方面,特朗普在竞选阶段表示要退出《巴黎协定》,其政策大纲中提出将废除奥巴马政府的气候行动计划和清洁能源计划,短期内美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将不会积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确定下来的很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已经在施行过程中并成为常态化机制,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特朗普政府虽然可以减缓出台新的举措,但是很难停止已经到位的所有政策和措施。

第三,促进制造业复兴。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那些失落的制造业工人,他认为美国产业空心化是导致失业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特朗普希望通过重振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经济发展。一是鼓励制造业回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征收惩罚性关税防止企业转移至海外。根据英国资本经济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最新数据,美国公司在海外拥有2.5万亿美元现金,这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如果这些产业资金能够回流美国,将促进美国制造业的复兴。二是主张基础设施建设应采用美国制造的产品,特朗普上任后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商务部长制定一项计划,要求所有在美国境内修建输油管道的公司使用美国制造的钢材。三是通过对其他国家施加较高关税保护国内制造业发展。

(二)以振兴经济为核心的财政金融政策。第一,实施以减税为核心的财政政策。特朗普财政政策的核心是“减税”,以刺激企业和居民扩大投资和消费,以带动经济和就业增长。减税计划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目前的七档简化为12%、25%和33%三档,其中将富人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9.6%降到25%;企业税率由35%降到15%;企业海外利润按10%的税率一次性纳税。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宣誓将废除遗产税,认为遗产税是不公平的重复征税。特朗普表示其税收计划“更低、更简单、更公平,更有利于增长”。

第二,改革金融监管政策。特朗普将“大市场、小政府”作为经济治理的首要理念,承诺废除旧规,实施自由和放松管制的政策。特朗普将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作为改革金融监管政策的主要内容,认为该法案生效以来取得成果甚少,尚未解决银行“大而不倒”老问题,而且金融危机已经过去,这一过时的法案不仅严重阻碍美国民众从银行贷款,抑制了市场活力,还导致美国经济难以加速增长,其团队将提出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方案取而代之。2017年2月3日,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令,分别要求放宽金融监管和废除一项“信托规则”,这意味着审查并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将提上日程。第三,倾向弱势美元政策。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美国经济相对好转的形势下,目前强势美元的结果更多的是市场避险情绪的反应,是市场力量推动了美元升值。但从长期看,为配合特朗普的产业政策,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一个弱势美元的货币环境。竞选阶段,特朗普的货币政策态度出现过反复,曾发表过支持低利率的言论,但也表示过低利率环境会损害储户利益,他还认为强势美元会损害国内贸易、提高债务成本。弱势美元政策能够提高美国企业在本土的盈利能力,增加税收,同时能够为美国的财政赤字提供支持,减轻债务负担。从特朗普经济政策主张来看,低利率环境利于减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计划的实施,然而这一财政刺激计划会加速国内通胀,这也会刺激美联储进一步加息,进而推高美元走势。不过,特朗普仍可通过加强对美联储的影响力,促使其采取配合其政策的货币政策,目前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空缺两名理事会成员,而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副主席费希尔的任期也将在2018年年初结束。可以预见,特朗普将通过任命理事会成员对美联储施加影响,进而塑造其货币政策。而且,特朗普可能通过货币外交达成第二个《广场协议》,逼迫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货币大国实现本币对美元的升值。

(三)以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对外出口为核心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对国际贸易持强硬态度,其目的是促使本国制造业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特朗普的外贸政策主张包括:其一,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或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双边自贸谈判取代多边及区域自贸谈判;其二,对损害美国制造业的外国竞争者采取更严厉的外贸政策;其三,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发起更多贸易诉讼。特朗普甚至提出退出WTO、对中国和墨西哥产品分别征收45%和35%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极端政策落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特朗普时代美国采取更多贸易保护措施成为大概率事件。

为了更有效实施贸易政策方案,特朗普还专门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White House National Trade Council)作为新的贸易机构,并提名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担任委员会主席。该机构旨在为总统在贸易谈判中提供创新策略,协同其他机构评估美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和国防工业基础帮助美国失业者重获合适的就业机会。同时,在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的政府采购和项目中,该委员会将负责实施“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计划,履行总统竞选承诺。特朗普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是试图贯彻其核心经济策略的重要举动,即振兴美国制造业、在国内工业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任命纳瓦罗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也预示着未来美国贸易政策内顾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四)以迎合中下层白人为核心的移民政策。出于保护美国就业岗位及维护国内安全的考虑,特朗普坚决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其胜选后公布的政策大纲移民政策部分包含了十项具体措施,包括修建高墙、驱逐外国罪犯、废除奥巴马移民行政令等。在“百日新政”视频讲话中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上任后会让美国劳工部调查滥发签证的问题,将就业机会重新还给美国工人。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对H-1B签证政策非常不满,外籍技术人才和毕业生可以通过H-1B签证最终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特朗普认为这项政策对美国工人“非常不公”。倘若废除H-1B签证政策,则会对硅谷企业吸引科技人才产生不利影响。上任后,特朗普履行竞选承诺,分别签署了“修墙”和移民行政令,着手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并禁止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引发巨大争议,政策落地将面临重大阻碍。

总体来说,特朗普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经济政策构想,即对内实施新自由主义,强调减少国家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削弱福利国家;对外实行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强调美国本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海外经济利益。这种混合的政策主张非常类似于美国19世纪后半期经济崛起时的经济政策,本文姑且称之为“特朗普经济学”(Trumponomics)(见表1)。

“特朗普经济学”是特朗普为在全球化浪潮中受挫的蓝领阶层兑现承诺的重要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政策的实施增加了民意基础。另外,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又为特朗普推动其政策提供了国内制度基础。然而,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落地还存在很大的未知性,这也增加了未来美国经济政策方向的不确定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经济政策有的违背基本经济规律,有的是在逆时代潮流而动,有的是以伤害他国利益为代价,因此这些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挑战。如果特朗普真能借助这些政策工具提振美国经济、增加就业机会,那么特朗普将有可能成为美国战后历史上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的“伟大总统”,如果他不能有效面对这些挑战,其经济政策归于失败,特朗普则可能成为最为臭名昭著的总统,更受从一开始就不信任他的精英界人士的嘲弄,特朗普的历史命运将没有中间选项。

2“特朗普经济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内向性”明显,其外贸、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可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特朗普曾多次提及中国,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抢走”美国就业岗位等,虽然特朗普很难对中国实施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但中美经贸关系显然将面临严峻挑战。

(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毫无疑问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在竞选阶段提出要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宣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采取更多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保护措施,并对中国产品施加45%的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表明,特朗普的对华贸易保护政策如果实施,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贸易战。从特朗普经济内阁来看,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西泽(Robert Lighthizer)、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等均对中美贸易做出过相对鹰派的表态,其中,罗斯曾在钢铁贸易领域同中国发生过摩擦,不乏“斗争”经验;纳瓦罗被认为是著名的反全球化斗士,长期以来认为“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往来于美国有害”;莱特希泽一向对华态度强硬,曾参与多起涉及中国钢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这一强硬的经济内阁使得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从特朗普上任后的行动来看,更不能放松对其实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警惕。近些年来,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呈持续增长态势,据美方统计,2015年为3341亿美元,同比增长6.2%。伴随对华贸易赤字的增长,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调查日益增多,例如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光伏组件、汽车零部件等产品进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2015年还对钢铁产品发起了“337调查”,近期,美国商务部又分别对中国卡客车轮胎和不锈钢板带材征收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在中美经贸关系紧密依赖的时代,特朗普政府若继续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调查力度、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发起“贸易战”,则会进一步对两国的贸易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动摇二战以来以自由贸易为基石的美国信条,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

(二)贸易摩擦之外,中美之间还可能爆发“汇率战”。

特朗普在竞选阶段宣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根据美国《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美国财政部每半年会向国会提交一份国际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书,并通过国会发布。从1989年至1994年,中国和韩国都曾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在1994年后,美国财政部就没有再将其任何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官员也曾公开表示“这种称谓过于政治化”。不过2003年后,美国国会不断有议员施压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尽管美财政部一直没有采纳这些议员的建议但仍然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压力。特朗普上任之后,很有可能和国会部分议员合谋重新挑起人民币汇率问题。

(三)特朗普强化制造业发展将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美国制造业回流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尽管奥巴马政府任内制造业并没有在增加就业、缓解赤字上发挥显著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美国依然保持着科技和人才优势,并且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政府对于制造业的政策支持,以及新兴国家制造业成本逐渐增加,这些都会成为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因素。强化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关注的重要经济战略,其对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的影响也需引起重视。

第一,美国对华出口动力增强,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施压中国开放市场。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鼓励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另一方面也出台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增加出口。奥巴马总统上任初期即实施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从对华出口数据来看(见表2),近些年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总额持续增加,且占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呈增长趋势。特朗普在重振制造业的同时,很可能仍会采取有力政策扩大对华出口,减少贸易赤字。

第二,中美双边投资逆转趋势增强,影响中国金融安全。奥巴马政府鼓励美国企业“选择美国”,同时吸引外资进入美国,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则是美国政府确定的“选择美国”十大投资来源地之一。这一政策若能延续,则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仅如此,最近一两年,中国经济形势前景不明,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疑虑增加,人民币面对较大贬值压力;相比之下,美国经济企稳,美元相对稳定,这将促进中国对美投资增加。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连续第四年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见表3)。2015年中国在美投资总额逾1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6年中国在美投资有望翻番。2015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完成171宗投资交易比上一年增长13%,投资遍及全美42个州,横跨362个国会选区,为美国带来1.3万个就业岗位,迄今中国在美投资已为美国带来累计逾9万个就业岗位。

相对而言,美国对华投资则将受到限制,一是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出台更多政策限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中国营商环境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逐渐降低,美企可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中美之间的生产性资本流动的逆差趋势持续扩大,将进一步带动中国资本外流,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甚至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隐患。

第三,特朗普复兴制造业将加剧中美产业竞争。过去30年,中美经济关系的空前发展是建立在中美产业高度互补的基础之上。但近几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在全球失去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升级取得了一些成效,中国正在全球价值链上向高附加值的方向攀登。而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和回流,则意味着美国将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争夺,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从之前的产业互补性关系转变为竞争性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成本相对于美国优势日渐丧失的背景下美国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将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强大压力。

(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中美BIT是两国目前进行的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协定谈判,旨在解决双边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双边投资的深入发展。中美BIT谈判从2008年开始,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31轮谈判,负面清单完成了三次出价。然而,中美BIT谈判仍存在较多阻碍。一是中美双方就BIT谈判内容存在分歧,负面清单谈判尤其艰难。中方关切美国将国家安全、重要技术等列入负面清单,美国希望中国扩大金融、通信等市场的开放程度,推动负面清单谈判完成仍需中美双方做出妥协和让步。二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为中美BIT谈判增加不确定性。中美BIT对美国投资、贸易和就业意义重大,特朗普政府继续进行BIT谈判的可能性较大。特朗普多次发表攻击TPP和NAFTA的言论,但从未就中美BIT公开置评,特朗普继续推动中美BIT谈判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不会被认为是违背竞选承诺。但是鉴于特朗普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贸易“对手”,美国有可能在谈判中提高要价,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设置更多壁垒,从而增加谈判难度。

(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前身为小布什政府时期由时任中国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发起的一年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改为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表明,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对维持中美两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渠道有强烈的共识,而且这一大型对话机制确实发挥了增进相互了解和加强政策互信的重要作用。但是,特朗普的幕僚团队已经对外释放了信息,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完全是浪费时间,形式大于内容,美国新政府更希望就具体政策议题进行专题研讨,而非举行大型政府间对话。这意味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前景不明,运行了八年之久后面临停止的危险。

(六)中美经贸关系可能重新被高度政治化,经贸关系不再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压舱石”,反而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或“政治砝码”,这将加剧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趋势进一步明显,中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亚安全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短期内难以弥合的分歧。特别是随着具有“独”倾向的蔡英文担任台地方领导人,曾一度缓和的台湾问题可能重新成为中美政治关系议事日程的头号问题。在过去十多年里,中美政治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一直保持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格局,政治与经贸总体上互不干扰。但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将会重新将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捆绑,这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会以“政治牌”要求中国给予经济利益,而作为回应,中国则不得不以“经济牌”要求美国进行政治让步。

总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在2017年遭遇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的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

3中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特朗普执政所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由于特朗普的国内执政基础相对脆弱,其政策实施也面临多种挑战,中国大可不必高估特朗普改变既有格局和秩序的能力,但必须认真研究特朗普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精心准备预案。

第一,做好与美国打“经济战”的思想准备和策略准备。特朗普气势汹汹而来,将许多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重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确立“以战促和”的思维。一方面精细设计应对策略,对美国特定产业和部门进行精确打击可重点反击航空、农产品、医疗器械、电影产品、信息产品等产业;另一方面充分利用WTO规则解决同美国的经贸摩擦,反制美国的贸易诉讼,增强规则驾驭能力,维护国家利益。

第二,加强同美智库、游说集团、媒体、企业团体以及国会议员等的接触,利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系和多元社会体系等特点,达到“以美制美”的效果。美国各种利益、观点和政策高度竞争,2016年大选进一步暴露出美国社会的深度分裂,体现在收入分配、医保、种族、移民、堕胎、枪支管理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上。特朗普是美国近年来社会支持基础最为薄弱的总统,他的普选票少于希拉里就是一个明证,而且他将是一位和选民没有“蜜月期”的总统,面对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特朗普一旦在政策上出现失误,其反对力量可能群起攻之。因此,中国需要多多关注反特朗普、反民粹主义的社会组织、智库和媒体,让堡垒从内部攻破。

第三,继续在国际社会树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正面形象,努力提升中国在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和反全球化情绪渐长的情况下,在美国不断威胁要退出全球治理体系、不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随之起舞,而是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继续支持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坚持推动以IMF和世界银行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贡献中国理念和中国智慧。中国应该明确的基本战略方向是,面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正当其时,美国退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事实上是在“自毁长城”,美国的消极与中国的积极,将形成正反对比,从而扩大中国的“朋友圈”,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但同时,中国还应该避免展现过于进攻性的姿态,维护好和守成经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加强与欧盟和新兴国家的政策协调,强调治理机制改革的渐进性。

第四,加快实施中国的自贸区战略,构建中国的自贸区网络,这既可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可在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当前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国际制度之争,美国主导的TPP虽然已达成协定,但特朗普已签署政令退出TPP。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推动以我为核心的自贸区战略以及RCEP和中日韩等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同时继续推动中美BIT谈判,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贸易规则扩展至边境内措施,在全球新一轮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

第五,加强与美国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的合作,使之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增长点。中美在天然气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页岩气革命使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低廉,特朗普政府为刺激就业,将继续加大国内能源开发力度,中国则提出到2020~2025年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占比中提到10%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可通过鼓励美国放开天然气出口限制,协助美国建立液化天然气码头,增加天然气进口。此外,中美还可以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可能,基础设施建设是“特朗普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可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抓手。中美可以考虑成立“基础设施建设委员会”,最大限度利用双方优势,在短期内大幅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同时撬动中国在美国的大量存量资金。

第六,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继续淘汰以钢铁业为代表的过剩产能,加快制造业产业升级。特朗普任命在里根时期以打“贸易战”而闻名且代表钢铁产业利益的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因此中美“贸易战”可能率先在钢铁领域展开。美国可能会对中国的钢铁出口实施更加严厉的双反调查,并且发起类似当年针对日本的“自愿出口限制”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快淘汰国内的过剩产能,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对美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同时,中国还需加快制造业产业升级,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筹码。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起步之时,中国应抓住机遇,继续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略,打造“制造强国”,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以此应对可能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责任编辑:吴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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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02期;首发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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