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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一:公益领路人(上)

原标题:朱传一:公益领路人(上)

【编者按】

2015年3月9日凌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创所元老之一、资深研究员朱传一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

朱传一先生是中国社会保障领域的著名学者,被誉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第一人”;同时,他还是我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不但著书立说积极传播公益理念和公益文化,还身兼数家公益组织的董事、理事和顾问等职务,身体力行,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公益慈善界众多引领者的心里,朱传一先生是他们的领路人,对他们在公益慈善道路上的指引,让他们难忘终生。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顾晓今说:“2014年,朱先生已经89岁高龄,但他仍然保持着勤于思考的习惯,对慈善与公益一如既往地关注。此时的朱先生,更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环境下的价值和成长……一位耄耋老人,将他毕生的精力投入社会变革。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以慈善和公益促进社会变革的人。”

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说:“朱传一老前辈对行业理解非常透彻,跟我谈的东西也跟别人讲的很不一样,包括行业的重要性、国内国际发展趋势等等,他与我的谈话基本奠定了我对这个行业的一个全面或者深刻的认识。”

爱德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说:“回想起10年前,每一期爱德的简讯都有先生的批准和评论。2015年3月6日,是我见到先生的最后一面。坦白讲,那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先生的身体状况了。即便是这样,先生还是努力招呼我。我对先生说,爱德基金会今年要做几件大事:30周年、非洲、北美行。先生很高兴地竖起三根手指,并叮嘱说:‘中国NGO要走出去,这个过程中步子有快有慢,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我对先生的话铭记在心。”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朱先生退休后,就行业问题常常写信给我……我第一次知道‘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就是朱先生跟我讲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说:“在他晚年的20多年里,他把自己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为了让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慈善组织尤其草根组织快一点成长,他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推动政策改变,传播慈善理念和文化;为了培育慈善人才,形成团队力量,他屡屡与各种年龄、各类组织、不同岗位的人交流谈心,帮助解开心中的疙瘩,春风化雨、诲人不倦。90岁高龄的朱老,就像一座照亮我们前行的灯塔。”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还有众多公益慈善界人士也曾深受朱传一先生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的影响、激励和启发。在先生去世之后,宣扬和传承其思想和精神也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心愿和纽带。

2016年7月,陈越光、顾晓今、黄浩明、吕朝、丘仲辉、商玉生、徐永光、杨团等八人共同倡议,发起以朱传一先生名字命名的“传一公益文化基金”。这个基金的初衷是纪念先贤,宗旨则是筑造中国公益思想文化的建设、传承和推广平台,引领慈善公益事业发展,促进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建设。目前,该基金已确定设立为爱德基金会专项基金,全名为“爱德基金会传一公益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

为响应公益慈善界的这一行动,《中国慈善家》特约请参与爱德传一基金筹备的徐会坛女士,根据朱传一先生生前著作、书信、录音等资料,整理出以下自述体文章,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朱传一先生的经历、实践、人格和精神,并立志参与到以慈善和公益促进社会变革的行动中去。

由于篇幅所限,本期杂志先行刊登全文的前半部分,主要介绍朱传一先生的出身、青年岁月和赴美初期的经历及思考。其中,第四节《参与创建美国所》的主要内容曾由先生生前亲笔修订,并发表于《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

上海圣约翰大学

一 出身破落官僚家

我一直认为自己出身于破落官僚之家。祖父朱养田曾任清朝山东省高官(知府或道台之类),居济南市现历城区。父亲朱熙龄,元配肖氏无子,于是中年时买来只有15岁的我母亲唐宛宜为妾。她是广东中山县(现为中山市)农民之女,家庭非常贫困,在无以为生时卖掉长女即我母亲为全家五口求生。被卖来我家次年,母亲即生下我大哥朱传榘(后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的六位创始人之一,曾获得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颁发的“电子计算机先驱奖”),此后,几乎每年一个儿女,连续生下我兄弟姐妹六人,我排行第五。

在我初生后的记忆中,从未见过祖父母。幼年时,只知道家道中落。捉迷藏时,见楼顶房内堆积许多箱柜,内有大量古书和家具,包括善本二十四史等珍贵书籍,还有衣物细软等等。后来遭遇战乱,书籍几乎丢失殆尽,剩余的由我父亲运往上海,存姑姑家,解放后,书籍全部捐赠上海市图书馆,现馆内仍存有朱熙龄老人捐赠书籍专柜。

清末或民国初年,父亲被送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中国最早期的留学生之一,同学中不少人此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归国后,他曾担任民国时期刚建成的津浦铁路局(天津至南京浦口)局长。这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荣光的职务。此后,由于华北地区军阀混战,铁路寸断,大部时间他只能赋闲天津家中。此后,据我所知,似曾在石油公司或开滦矿务局担任闲职。

由于家道中落,我有印象的是家中常变卖楼顶箱柜内祖父遗物、家什、细软为生。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举家迁住上海,只留下我一人继续就读于英租界的天津公学(后更名为耀华学校)。父亲一直认为,男孩必须在一个教学优良的学校读书,此后才能振兴家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父亲决心自费送大哥赴美留学。我在天津时听说,父亲几乎倾全家积蓄供他赴美。由此,家庭生活再难维持。在敌伪统治下,他说自己不得已充任了戒烟局局长(戒烟,即戒鸦片烟毒瘾)。抗日战争胜利前,他辞去戒烟局职务,与母亲迁往青岛,听说做过麻袋、大米生意。

耀华学校校门老照片

二 亲历苦难中国

我读中学时代的天津市,是中国最典型的列强半殖民地,一直存在“八国联军”侵华后割让的各国租界。我读的中学,开始是英国租界当局办的,移交中国地方士绅后,由爱国人士赵天麟任校长。他的抗日爱国办校思想一直感染着全校师生。一声枪响,当他被日本特工打死在住宅胡同临街的伦敦道上,我和同学们赶去,还看到路边上的血迹斑斑。这就不能不迫使我们萌生投身抗日救国队伍的想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和学校沦为日本军队统治,使我永不能忘怀的耻辱,是作为学生在每天入校前,必须对站岗的日本兵先脱帽致敬鞠躬才能入校,出校回家时也必须如此,稍有疏忽不敬,当即挨揍!耻辱埋在心中的我和同学们,一直在策划着离开沦陷区,奔往抗日的中国。

终于熬到1943年中学毕业。我从一直独自居住的天津先回上海的家探视,经短期入圣约翰大学暑期班学习后,即冒充小商贩闯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国民党统治区,目标是赴经分配入学的昆明西南联大学习地质学。万想不到的是途中遇到日本侵略军发动“湘桂战争”,这段路竟然走了4个多月。

那是我一生首次看到兵荒马乱饱受苦难和耻辱的中国—万分穷困的农村,饥饿和衣不蔽体的农民被麻绳捆绑成串,被抓来的“壮丁”,被日军马队追逐溃不成军而四散奔逃的国民党士兵,溃退燃烧着的长沙大火,几乎成为空城的桂林。我孤身一人历经尚未完工的黔桂铁路时,还经历日军飞机的轰炸,见到爬登客车顶上的难民被山洞顶横扫下车的惨剧。

经步行、乘渔船、爬货车、抢登火车头上的煤车,绕经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南、贵州、四川,我终于到达重庆,但是,却因疲劳过度发40度高烧,又患指肠溃疡,最后只能停留在重庆大学。在“工业救国”想法的支配下,我选择了今后工作最艰苦的矿冶系入学。记得进入沙坪坝大学区的第一天,参观了主题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展览,它以鲜明的对比描述揭露了“蒋营区”在抗战期间的黑暗。那之后短短半年多的经历,成为我青年时代最值永恒记忆,并始终激励自己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的决定因素。

1946年我返回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几乎立即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团契”活动,此后积极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救饥救寒”、“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和各项反迫害学生和民主人士的运动,终于在1948年上了国民党军警追捕的百名“黑名单”之中。为躲避被捕入狱的危险,由党组织安排,潜逃至福建继续从事地下学生运动,直至迎来上海解放。

1981年7月17日美国东北大学颁发的研修学位证书

三 遭遇运动廿四载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因长期劳累、生活不稳定,我被查出患了肺结核,肺部已形成空洞。调往北京后不能工作,只能入医院长期疗养。1952年,我调入北京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任主席秘书。

此后,父母从青岛迁来北京。由于父亲在民国早期担任过津浦铁路局长与敌伪统治时的戒烟局长,我认为应与他们“划清界限”,来往很少。但未听说政府对他们有过公开批判、定罪、判刑或“戴帽子”,相反,听说让父亲担任过文史馆员。我曾估计,这是由于他担任的并非政要职务。

当时,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什么家庭成员历史,包括大哥在美参与创始世界第一部电子计算机的经历。国家科学有关机构一直找我密切联系,期望我能动员他返回祖国,为国效劳,我积极照办。当我想到曾听家人说父亲在青岛时写过一本自传,也向我工作单位报告,更找他交出供组织审阅。

万想不到的是,就是父亲这本回忆录竟祸延本人,成为此后我一再被审查、被批斗的重大罪状。历次“运动”来临,都把我当成“对象”,一而再、再而三地谴责我为什么不早向组织交待这本回忆录中的内容,我每次的回答都是:“回忆录中大多记载的都是我未出生或孩提时代的事,与我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过去不清楚也未看过这本回忆录,我如何能交待呢?”“据我所知,父亲未曾参加过什么匪特组织,母亲只是家庭妇女。我不了解他们和反动官僚之间究竟有过什么来往和关系。”专案组人员则厉声谴责说:“你不交待,我们也能定案!”我则回答说:“那你们就定罢。”

如此这般,自1956年“镇压反革命”开始直至1980年“文化大革命”终止,我前后经历了二十四年被“审查”、“批判”和被“控制使用”的历史。时断时续,但却让我以无头无尽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低头回忆、书写“检查”、被召“谈话”和再写“检查”之中。刚熬过了一次“运动”,喘过一口气,又不得不苦思冥想地“翻案”,常在“案”还没来得及“翻”过来前,又面临下一个“运动”。

1969年,我随同机关下放,先是到黑龙江肇东的农场,再是到河南沈丘的农村。去农村,确实又是一场考验,劳动时分配的大部分活就是与粪便打交道,从清洁人的厕所到清除马和牛的粪便,再到猪圈内起粪便用于施肥。这里与我做伴的各种“对象”大都长着一条“尾巴”,与它们为伴也未尝不是一种快乐,因为这里没有歧视的眼光,你对它们好,它们也会对你亲密无间。我曾想到,将来在农村落户也未尝不是一种出路。因而,对养牲畜、学做木工和修理农具曾十分专注。

“文化大革命”终于真正结束时,我几乎不敢相信。1980年,这对我是值得大大怀念的一年,机关审查人员对我当面宣布“平反”,指着高高的调查、审案记录、报告、结论,告诉我将统统烧毁,我大大地长嘘一口气,表示感谢。心里只遗留下一点疑问:烧毁所有档案,也即同时烧毁所有历史依据,包括那些领导人当时的意见和批示。对我这么多年的审查和结论,凭他们丰富的经历和政治水平,难道真的看不出一点问题?对当时出现那么多的虚假错案,他们是否主持过正义?又是否做到认真检查和良心上的谴责?

对于我自己,二十四年全都浪费过去了。“平反”以后,我下定决心,要以余生补偿自己丧失的这二十四年宝贵的青春年华。

1981年12月12日美国学术人士谈研究美国

四 参与筹建美国所

1980年我已是55岁垂老之年。起初,我因对美国并不熟悉,对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有所犹豫。但在改革开放国策的鼓励下,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作为筹建美国所的一员投入到工作中。

当时美国所筹备组组长李慎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商定,派我先期赴美国进行考察,原因是我曾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有兄长早期留学美国并获得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同学在中国驻美使领馆和联合国工作等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美国所或院方提供任何经费资助;当时,美国所尚未成立,没有经费预算,也还未有国际组织资助。

问题是我到美国后究竟应该研究什么课题?讨论中众说纷纭。主管社科院外事工作的宦乡副院长倾向于研究美国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时他有个观点,认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实际发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还有一定生命力”。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想法,在国内讨论时曾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不少批评和意见。但是,我衷心钦佩。

李慎之提出,要我研究美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以便和当时国内发展私营工商业的需求相适应。我自己则倾向于研究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这是因为我曾任东亚研究所学术秘书,容易驾轻就熟。

讨论中意见不一致,最后,筹备组对我到美国后的研究课题暂不做决定。这样,正适合当时最流行的思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1981年3月4日,我作为波士顿大学的访问学者登机赴美国考察。初到美国,能想到的就是先得找块靠得住的“石头”。生活在美国的科研环境中,脑子中有问题,最方便的就是请教那里的同行,特别是那些早年定居在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再有就是美籍犹太裔学者们。以色列这个国家,与中国有类似的古老历史背景,犹太人更有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容易与中国人相处。何况,我在国内曾经探访和研究过中国的犹太人。我在美国就这个题目举办的讲座获得美籍犹太裔学者们的极大欢迎,与他们相聚时,更有许多共同语言。我决定,就摸着他们这些新交和亲友的“石头”,尝试着“过河”。

这个尝试果然见效。到1981年中旬左右,我向美国所筹备组写出了第一份报告:《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谈研究美国问题》。这份报告综合了大约十次座谈的情况,参加者是来自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勒社会福利大学、东北大学等院校的教授和学者们。此外,还邀请了波士顿市南端区社区和民间社团的负责人一起讨论。这些参加座谈的美国人热情、友好,富有社会经历,参加对美国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讨论时,常有精辟的意见和建议。

每次座谈的主题都不同,美方参加的人物也不同。大家经常争论激烈,但气氛始终是热烈而融洽的。十次座谈最集中反映的建议都是要我们“在发展中看待美国”。他们要中国人“充分估计美国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看到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从各种不同角度观察美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以“区别现象和本质”,并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同时不忘接受其教训。他们还提醒我们:在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观在世界上的出现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倡导“走出书斋,跳出学术界的狭隘圈子,到实际生活中接触各个阶层、各种不同人物,力求得出较完整的概念”。“要用比较的方法,区别不同的环境和背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选择重点,进行研究与借鉴。”

使我想不到的是,国内的人们,包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我反映的美国情况。1981年12月,参考性刊物《经济消息》第48期刊登了我写的总标题为《美国人士注视中国的经济变革》的一组四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是我根据在美国的座谈整理出来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看到后,对我的文章做了十几处批语,说美国人的一些意见“对”、“中肯”、“说到了要害”,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只在小改、小革上下功夫”。

1981年12月19日,我写了一封信给薄一波副总理。信中说,“为什么一些美国学者能透视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能提出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呢?我想答案可能是:社会与经济的变革,正如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一样,有它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如果人们(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作为,合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获得成就;相反,逆于自然规律发展,它就会碰壁而失败。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取得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一定的进展。至今,其细胞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这说明它的所作所为,包括社会与经济发展,有其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这一点。美国人士能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能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并非是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有些什么真正透彻的研究,主要的只是,他们是一些‘过来人’,是一些熟练的驾驶员,能从一辆汽车转弯的倾斜度,判断出这辆车能否顺利地行驶在大道上。”

我说明:“在美国,加强了我这样的决心,这就是必须学习著名科学家牛顿,要学会站在前人的肩上高瞻远瞩(无论这个前人是些什么人);否则,我们自己就是蠢人。我正是这样理解我们为什么要保持一个‘开放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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