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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献协调员:一条慈悲却遥远的路

原标题:器官捐献协调员:一条慈悲却遥远的路

廖苑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的护士长,日常工作中,经常看到很多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而失去生命,每周都会有几例。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她内心深处留下了比任何人都更深刻的烙印。2015年7月,该院领导找到廖苑,问她愿不愿意做器官捐献协调员。能让更多生命垂危的患者得到宝贵的救治希望是廖苑发自内心的盼望,尽管年龄不饶人,廖苑担心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会跟不上,然而院领导看重她多年护理职业历练积累的沟通能力和悲天悯人的好心肠,说服她挑起了器官捐献协调员这副重担。

器官移植科主任王长希教授

“每回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

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楼层传来平稳的脚步声,那是廖苑要去安抚捐献者的父亲老梁。在这一小段的距离里,她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记者恰好遇见廖苑处理这一例器官捐献。

老梁拿着装有孩子衣物鞋子的袋子,蹲在手术室的外面。从他红红的眼圈可以看出,不知他已经掉下多少眼泪、熬了多少夜,他的手在不停颤抖。

廖苑把悲恸中的老梁带到办公室,开始了心理安抚的工作。从他们的交谈得知,孩子是因为脑出血造成脑死亡,在家乡的医院治疗无效才转诊到中山一院。廖苑告诉记者,虽然老梁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可是心里还是过不了坎儿。这时候就需要协调员充当排解情绪的“搬运工”,来陪伴捐献者家属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ICU确诊孩子已经脑死亡后,廖苑接到通知,准备去跟家属协调,但是吃了个闭门羹。后来,廖苑跟老梁交流,让他了解器官捐献的流程和相关事宜,“如果不同意,我完全尊重你们的意见”。廖苑得知起初不同意捐献是因为孩子的祖父母不同意,老梁会去说服他们。“这样也挺好,是孩子生命的一种延续。”老梁表示很理解。

老梁拿着一条白色人造水晶的手链,这是女儿生前最喜欢的手链,这条手链将会陪伴女儿去殡仪馆。廖苑介绍,在去殡仪馆之前,医生会取出捐献者捐献的器官,移送至通过分配系统匹配到的受者所在的移植医院。参与器官获取手术的所有医务人员会为捐献者举行一个默哀仪式,以示对捐献者的尊重,再由医务人员整理捐献者的遗容。“我们会把捐献者打扮漂漂亮亮的,送他们最后一程。”

记者随廖苑和老梁一起推着女儿的手术床前往手术室,手术床缓缓进入电梯。电梯从八楼到五楼的时间不到两分钟,老梁的目光没有离开过女儿,身体颤抖着,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啜泣起来,因为他知道,他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又少了2分钟。

女儿被推进手术室,廖苑和老梁商量女儿的安葬方式。廖苑介绍,捐献者的骨灰会被安排在纪念园入土为安。协调员会先跟家属沟通想法,还要了解家属的风俗习惯。廖苑递给老梁两张图片,那是两种安葬方式。“未来,捐献者会越来越多,纪念园的地方可能会不够用。”廖苑说,这例器官捐献已经是本月的第7例。“每经历一回都是对我灵魂的洗礼。”

廖苑介绍,孩子在ICU已经脑死亡,经过神经内科医生会诊,临床判定为脑死亡。医院ICU的医生就会跟器官捐献协调员联系。“由于医生在这方面不知道怎么跟家属沟通,就需要协调员来沟通。”廖苑说,一例器官捐献,首先评估患者是否符合捐献标准,再看家属的意愿,然后经过两次脑死亡确认试验检测判定是否脑死亡,再根据捐献者器官功能情况决定进行器官获取。器官获取前我们会把捐献者信息输入分配系统,由分配系统进行分配,最后才会把器官转运到移植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程序越正规严格,就越是对捐献者的尊重。”

中山一院肾移植科主任王长希教授表示,中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处于很重要的位置,是架于医生与器官捐献者之间的一座桥梁。为了避嫌,器官移植医生不会直接介入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家属的沟通涉及很多技术问题,需要专业人才。“有时候,医生做手术很漂亮,但不见得会沟通。”王长希说,一名合格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既可以提供信息,又要善于唤起人内心的善良,而不是靠利益关系。

慈悲而遥远的路

廖苑每天都在收集信息、处理文件、与家属沟通中度过。“像上述的案例还有很多,我时常会被感动到。”让廖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5岁小朋友的故事。

有一次,廖苑接到一例脑死亡患者的信息,于是去到当地医院与家属办理器官捐献手续。廖苑在和家属谈的时候,因为家属捐献的意愿很明确,很短时间就沟通完了。但是,孩子的妈妈对廖苑说了一句话,让她很吃惊。

“我很自私,我把孩子的器官捐献出去是有目的的。”孩子的妈妈说。

“你很伟大啊,我还要替疾病晚期的患者感谢你,你无私的举动可以挽救至少3个患者的生命。”廖苑说。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加上孩子平时就孱弱多病,孩子长到5岁都没怎么外出游玩过。孩子的妈妈说,“我捐献的目的就是,让孩子的器官寄托在其他人身上,可以代替他再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再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

“我听完孩子的妈妈说完后,当时就泪奔了。”廖苑感慨道。

除了感动之外,廖苑也会碰到棘手的事。“有一次器官捐献,从早上9点一直协调到晚上9点,整整协调了12个小时。然而,尽管直系家属同意捐献器官,而患者的侄子却百般阻挠。更让廖苑意外的是,患者就诊医院的医生也不配合。“因为患者已经脑死亡,且循环极不稳定,在转运过程中随时都可能离世,但当地医院不给提供正规的手术室。”

廖苑深深感到,推动器官捐献,公众和医务人员在心理、精神、文化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还有协调员本身的问题也值得关注。由于廖苑是从护士长“转行”成了器官捐献协调员,职称没有变化,相应的待遇也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其他协调员的待遇和前途却没有保障。她说:“在国外,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特定的工种,而国内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发展还很受限制,目前职业晋升方面依然是空白地带,没有任何的晋升渠道。”

此外,一些协调员稳定性较差,甚至个别的协调员还没有正式的岗位。“这对他们来说不太公平。”廖苑说,“这份工作没日没夜,手机24小时都得开机,随时接到捐献信息随时启动。我们有个微信群,群里不定时发布捐献的消息,我们经常凌晨两三点接到任务。路途遥远、条件艰苦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医生和家属的理解。”

儿童肾移植可尝试“合伙人”模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团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是全国历史最悠久、力量最雄厚的移植中心之一,并在国际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中心现拥有病区3个,移植ICU两个,床位108张,医护人员114人,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及中国肝移植培训中心,全国移植示范中心所在地。早在1972年,梅骅教授主持实施了我国历史上首次成功的肾脏移植,就此拉开了中山一院大器官移植的序幕。进入21世纪,中山一院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移植新技术,以创新为驱动,实现一项又一项技术突破。

作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东院院长何晓顺教授,同时兼任国家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OPO联盟副主席、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肝病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研究所所长、中华外科学会器官移植学组副组长,何晓顺带领的移植中心已取得多份成绩:开展7000余例肝、肾、心、胰腺、小肠等移植手术;开展亚洲首例成功的腹部多器官移植,被评为当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创立“简化式”多器官移植技术体系,完成全球最大宗“简化式”多器官移植,并取得术后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95.5%、88.1%、88.1%的国际多器官移植最好成绩;国际首例“二肝三受”肝移植;国际首例DCD多器官移植;国内首例肝移植联合胰十二指肠切除治疗肝胆道恶性肿瘤;国内首例单段肝移植;华南首例劈离式肝移植、双供肝移植、含肝中静脉的超右半肝移植;开展了国内最小年龄(三个半月)的婴儿肝移植和国际最高年龄(72岁)的多器官移植;主持开展了国内首例母子亲体小肠移植;开展了我国首例公民器官捐献的肝移植;获“中国器官捐献突出贡献奖”。

自1990年就开始从事肾移植临床工作的王长希教授,对儿童肾移植方面有不少经验和心得。最近几年儿童逝世后捐献的肾脏不断增多,为尿毒症患儿提供了更多肾移植治疗的机会,并且移植效果比以往更佳。王长希说:“但是由于传统观念受限,加之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也没有医保的支撑,不少家庭放弃了给孩子做移植手术的机会。”王长希建议,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器官移植,鼓励成立慈善基金会以帮助这些家庭。

王长希认为,“合伙人”的模式更加适合儿童肾移植,对慢性肾病患儿应实施“一体化诊疗体系”,特别是适应证评估、移植时机、术后随访管理等方面,特别需要儿科、肾内科医师的广泛参与,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共同提高儿童肾移植疗效。但目前来说,外科医生做了很多内科医生做的事情。

文/健康报记者 杨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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