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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三民主义的坚定实践者

原标题:黄兴:三民主义的坚定实践者

摘 要

孙中山曾指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黄兴一生只活了42岁就英年早逝。他实际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如果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算起,也只有短短的15年。但在这短短的15年中,黄兴以救国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坚忍不拔、忘我奋斗,为创立、宣传、捍卫、践行和发展三民主义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13年黄兴与孙中山合影

既然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那么,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共和国、振兴中华。这就意味着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为重要。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孙中山由于长期在国外活动,主要是革命的先行者和思想指导者,而黄兴则主要在国内活动,担负着国内实际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任。因此,早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看法。毛泽东也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黄兴本人也十分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自己“个人生平得力,即在知则必行,虽冒万难,九死一生,在所不顾” 。这说明,重视实践、勇于实践、积极实践是黄兴革命活动的鲜明特点。但需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是包括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伟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黄兴不仅仅是一个实行家,他在践行其参与创立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并根据具体实际情况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武装起义方面,早在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与其他革命志士密谋成立华兴会的聚会上曾就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其中,武装斗争的最终目标是“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武装斗争的策略是“地方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是“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武装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洪会党人和新军。应当说这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最早最完整最科学的武装斗争思想。在以后武装斗争实践中,黄兴注重总结和汲取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和发展武装斗争理论。在依靠力量方面,他更加重视利用反正新军,认为“惟需有正式军队为主力,始足以言战守”,因此,长沙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发动武装起义每每“从运动军队下手” 。同时,黄兴还萌发组建革命派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建军思想。1908年7月河口起义失败回到日本后,黄兴“注重训练党员之军事常识” , 决定先从培养军事干部入手,逐步建立一支由革命党领导的军队。于是,黄兴重新组织了先前在日本设立的大森体育会,作为训练革命军事干部的场所,并聘请日本军官多名为教练,从河内、香港、日本召集林时爽、刘揆一、焦达峰、孙武、夏之时等一百七十人为学员,参加训练。经此训练,参学人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大有提高,许多人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再次策划广州起义时,黄兴在运动新军的同时,又从海内外召集和训练800名革命党人作为广州起义的骨干。在发难地点的选择方面,华兴会成立后,黄兴主张“以湘省为根据地”;同盟会成立后,鉴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一时不足有为,又将首义地点改为两广和云南;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得知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壮大、革命形势变好,他又支持中部同盟会在武汉发难的计划,从而获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这说明,黄兴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变首义地点的策略和实践也弥补了孙中山固守两广发难的不足,为最终成功地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作出贡献。民国成立后,在陆军总长和南京留守任上,黄兴对军队建设颇为重视,初步形成了包括军纪建设、军队编制、军士服制、军官官制、干部培养、军队教育、后勤保障在内的建军理论。上述黄兴的武装斗争思想和建军理论,对于孙中山逐步改变“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和固守西南边境发动武装起义的思想起到重要作用,不仅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对于完善、丰富和发展三民主义军事理论作出了贡献。

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方面,黄兴对清政府“对外交涉,着着失败”,以致“瓜分之祸,迫于眉睫”感到强烈不满,表示“外人不以人类视我,益坚我革命的决心”,坚决反对列强侵略中国。1903年,他组织义勇队,发起留日学生拒俄运动,坚决反对沙俄妄图长期占领东三省。同时对列强的“有形土地之瓜分”和“无形财政之监督”,表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民国成立后,黄兴对英谋西藏、俄谋外蒙的野心有清醒的认识,坚决主张“征蒙”, 大声疾呼“外御其侮,诚今日之要务”。对于善后大借款,黄兴表示“吾辈一息尚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坚决要求参议院“责令毁约”, 并通电全国呼吁发行不兑换券,实行国民捐,以救危急。对于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黄兴痛加申斥:“外交失败,丧权蹙国”,“条约既成,国命以绝”。同时,黄兴反对以牺牲国家权益来换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明确表示“不主张作这样的牺牲”。“二次革命”后,为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孙中山采取的联日倒袁策略,对此,黄兴予以反对,表示“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并提醒孙中山“慎勿驱虎进狼”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并在对外政策中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这些也基本上是黄兴反帝主张和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是在民族平等和团结方面,黄兴反复强调,现今“共和告成,登五族于一堂,合四远以为国,泯种族之界,无主属之分,泱泱大国,肇基于此”。他主张各民族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文化教育平等、宗教平等,并呼吁各民族之间“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 。为了促进各民族的联合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他还发起成立中华民族大同会,创设拓殖学校,筹办拓殖公司,并呼吁兴修内地至边疆的铁路。黄兴的这些思想和实践都非常切合中国的实际,无疑丰富和完善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理论。

四是在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民国成立后,黄兴积极主张平民政治,他强调:“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 在提倡“平民政治”的同时,黄兴坚决反对“官僚政治”。他说: “所谓官僚政治,以少数人之自私自利,而剥夺大多数人之幸福” 。“必要推翻官僚政治,而后有平民政治之出现” 。为保障平民政治得以实施,黄兴主张制定宪法,依法治国,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使民国成为“法治国”。他说:“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首在制定宪法。宪法者,人民之保障,国家强弱之所系焉也。宪法而良,国家日臻于强盛;宪法不良,国家日即于危弱”。他还强调指出:“国会应注意立法,法立而政治有依据。只问政治,则政治愈纷乱而不可收拾。”护国战争后,黄兴又及时指出,国会恢复后“第一之重要问题,则制定宪法是也”。同时,黄兴汲取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深刻教训,提醒国会议员:“今日制定宪法,必须贯彻共和之真精神。而首先注意者,应加入‘凡反对国体者有罪’之一条。……若宪法有此条,则处置此等刑犯可大得便利。”上述黄兴的平民政治、依法治国思想丰富和完善了民权主义理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

五是在地方自治理论方面,黄兴指出:“共和立宪之根基,全在于地方自治。地方不能自治,则人民爱国心必因之而薄弱,社会即无文明事业之进步,国家政治亦无发达之希望。”实行地方自治,则可“养成国民自治之能力,发挥共和活泼之精神”。因此,他积极提出,“地方自治现在尤宜伸张。” 同时,黄兴主张地方自治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地方自治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地方自治要在省县两级同时实行,省长、县长要通过民选。黄兴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丰富和完善了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理论。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地方自治作了以下具体的规定:“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 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自举省长;但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省长一方面为本省自治之监督,一方面受中央指挥,以处理国家行政事务”。“确定县为自治单位。自治之县,其人民有直接选举及罢免官吏之权,有直接创制及复决法律之权”。不难看出,这些具体规定与黄兴民初的有关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六是在政党政治理论方面,黄兴认为,“政党太多,于政策之进行不无妨碍” 。“现在中国尚处危境,不宜多党。党派林立,意见分歧,遇有重大问题发生,各树旗鼓,民国非常危险。就现势而论,国家须有一最大之党将中国弄好,近之数十年,远之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于国事始有济” 。在他看来,“以欧美各法治国言之,必应有两党并立;而以民国现在之时势言之,断不可以两党争持之故,致将国事搁置而不问,而欲消灭此种党见之争持,自非合并为一大政党不可。”因此,他主张将国民党建设成全国第一大党并由国民党一党组阁。黄兴在政党政治理论方面的这些思想对孙中山政党政治思想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初,孙中山主张中国的政党政治应仿效英美实行两党制,“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经过“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之后,孙中山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党治国”主张。1920年5月,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中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诸君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然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这说明,孙中山晚年不仅主张国民党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认为这个国家还是要靠国民党去治理。此外,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黄兴关于党员要遵党规、重党德、讲党略的思想也丰富了孙中山的党建思想。

七是在建立统一战线理论方面,黄兴在创立民国和护国战争过程中,注重为完成革命的中心任务而协调各党派、社会各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就主张军学界和会党互相应援、联为一体。同时,他还善于与龙璋、龙湛霖、黄吉亭等开明士绅、清政府官僚、教会人士联络,争取他们同情、支持和掩护革命活动的开展。在护国战争中,在护国战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袁世凯反动分子,壮大反袁革命势力,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黄兴主张广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敌。他强调指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 ,“不论各党派政见如何不同,不论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何种嫌怨,只要他们现在反对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凯的,都要与他们合作” 。除了积极与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联络外,黄兴还主动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人士、唐继尧、岑春煊和陆荣廷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以及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伍廷芳、庄蕴宽等社会名流联络,呼吁他们 “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 ,为护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黄兴统一战线思想思想和实践对孙中山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不无影响。

八是在民生主义理论方面,黄兴在分析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中国的现状后,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即通过国家的手段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财产归公,铲除社会上的贫富不均,达到人人幸福。他认为:“世界不平等之事极多,而其最不平等者莫如贫富阶级。贫者为牛马,而富者为主人翁……民生主义之精义非劫富济贫之谓,乃欲使富者不致垄断,而贫者则有资本”,这样才能使“人民贫富不甚悬殊,国家财力日渐充足”。他说:“大凡富贵贫贱不平之等级,皆由政治上所造的恶。(中国)今政治上既已革命,我们当将眼界看宽,化除私心,将富贵贫贱各阶统一律打破,使全国人人得享完全幸福”。他还说:“财产倘为少数人所垄断,则必如欧美之资本家,实足为社会上之恶。必须财产归公,不使少数人垄断。”他反对劳资冲突,主张劳资合作,利益均沾。他说:“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为中国隐患。如欲免此隐患,须使其互相联络,劳动家出力,资本家出钱,合谋利益,则结果必良好矣。”他还主张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他说:“将来中国要由政府开办养老院、慈幼院、卫生院、残废院,经费全由国家供给,不收费用。所有大、中、小学校也都由国家设立,免费供给学生膳宿,学生只要考试及格,即可入校读书,使穷苦人家的子弟也能受到教育,不让有钱的子弟占有特权。”为此,他呼吁革命党人“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在宣传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黄兴大力主张土地国有。他说:“土地为生财之源,应供一般人民受用”。因此,必须“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乏之虑”, 从而“使贫富阶级不甚悬殊”。黄兴还积极主张发展实业。他指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 。“实业扩充,则国富;国富,则国强;国既富强,则足以雄视东亚,堪为伟大之民国”。他认为,“民生主义之发展,当借助各种实业”,并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结合中国的当时的实际,提出了优先发展交通业和矿产业,同时兼顾农工商三业的主张。黄兴民初对国家社会主义、平均地权、发展实业的宣传和阐释是对民生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补充。《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举此二者,则民主主义之进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础。于此犹有当为农民告者: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黄兴对民生主义理论的完善所作出的贡献。

总之,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思想和实践,为三民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孙中山后来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原题:《黄兴与三民主义》;作者:邓江祁;原载:饶怀民主编:《湖南人与辛亥革命》,湖南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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