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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2)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电影《高考1977》再现了这一场景。

  

《难忘1977》

编者:教育部考试中心

版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12月

收录十几位1977年招生工作者和部分考生的回忆文章,谈及恢复高考工作的台前幕后。

  

《我的1977》

作者:陈建功等

版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12月

陈建功、肖复兴、叶兆言等近20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作家、学者回忆1977年的个人入学经历。

  

《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

作者:李均

版本: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8月

全面梳理了1949年后60年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轨迹,探寻高等教育政策背后的各种历史线索。

  

《高考文献》(上下)

作者:杨学为

版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7月

本书收入了1949-1976年、1977-1999年两个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总政治部等有关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文件、报告、社论等。

  

“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

——“老三届”、学者雷颐

  

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我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大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老三届”、作家陈建功

(上接B02版)

历史学者雷颐从军队报考大学文科,成绩高于重点分数线,但雷颐的父亲希望他放弃入学,补习下数理化,来年再考,上个理工科大学。总的来说,当年大多数考生填报学校和专业时,都比较随意,首选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们当时看来,只要能上学就好,上什么学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招考部门也和考生一样忙乱。1977年召开了两次招生会议,错过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当年10月,招生意见才通报到各省。高考已经11年没有进行过了,现在一恢复就是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无论是考前命题,还是对监考人员的培训,都极为紧急。如辽宁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组织了20多人的命题组,送到一个远离市区的宾馆里工作。直到这时,命题组的老师们才得知基本原则——考查范围不超过高二,以基础知识为主。20余天后,经过数十次审核和校对,辽宁省高考试卷才交付印刷。

在当时,印刷试卷的纸张需先向本省计划委员会申请,再由出版局调拨,但恢复高考时已届年尾,没有多余的纸可供使用,一些省份于是奉命征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即使是装试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时麻袋是防洪和战备的专用物资,如云南是省委亲自下令,才征用了2000多条麻袋。当时在江苏组织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说,“试卷印妥后如何包装,用什么袋子,装多少份,有什么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种说明等等,必须精心设计,现做实验、现写说明、现订货、现投产……”,一切都是从头来过。

考场实录

公平的回归改变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时隔十年,能重新走进高考考场,大多数人用行动表示了对此次机会的珍视。在北京监考的鲁崇英回忆,“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鲁崇英担心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如一名辽宁考生在数学试卷上写诗,控诉“四人帮”当政,自己失去学习机会:“寒冷考试场,心绪漫无边。犹念‘四害’滔天罪,坑杀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祸国谈何浅。罪当千剐难消恨,报国耻空拳。华主席英明,一举澄空间。江山绚丽花万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平普遍不高,还是在辽宁考场上,史地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语文试卷有一道题要求翻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种种,并不鲜见。

自古就有的考场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县发生了一场特大舞弊案,县委书记以下数十名干部涉案。县委书记马连宝共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通过“推荐”上了大学,他还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儿送进大学。马连宝先后找到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让他们“帮忙”。考点负责人给县委书记家“小四”换了三次考号,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她旁边;考试期间,马连宝派通信员以送药为名,给女儿传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县委常委也利用职权,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试卷。被查处后,马连宝说:“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公平确实回来了。

即便在考场上发挥良好,也不意味着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孙三代的政审,没有了充满黑幕的“推荐上学”,但“文革”十年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因一个文件、一次高考就改变。在高考政策的执行中,还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审的刁难。在教育部发布的《招生工作简报》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成绩很好的考生,或者因为父亲是国民党,或者由于母亲是“右派分子,与日特有联系”,而被县里扣押材料,无法录取。

王代文兄弟的经历更为荒诞,他们出身教师家庭,参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线后,有干部公开质疑:“这是什么政策,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上大学!”“他们家只能去一个!”这兄弟两人同母异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认为是“畏罪自杀”,他本人则“对现实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段时间新歌不多”,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裁缝铺里帮人裁过一两件衣服。于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考试,经过扩招,本科、大专总共招生27万人,录取率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同过去的“推荐制”相比,这次考生质量得到了保证,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数学考了100分;在广西录取14人,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选拔人才的功能终于开始恢复了,中国又了真正的大学生。

到1978年,高考制度确定下来,但还是很特殊。制定复习大纲必须照顾当时考生的实际水平,负责物理编写的老师担心,“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大纲最大限度地兼顾了考生的特殊性,如历史考题以中国史和近现代史为主,外语考题要求在初三水平。参加这一年高考的人数,超过了1977年,达到621多万,直到2003年这一纪录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当初从学校走出后,走进工厂,下到乡间的年轻人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重回校园,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因这次高考而改变。但是,当我们注意到5%左右的录取率,也会知道,真正因为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高考的意义,更多地还是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国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

□杨津涛

参考资料:杨学为《高考文献》(上下)、教育部考试中心编《难忘1977》、陈建功等《我的1977》、李均《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1949-2009》、高田钦《“文革”时期我国高校组织及制度变迁》、高军峰等《新中国高考史》、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辽宁档案馆《风物辽宁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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