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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阅读史 书籍是时间的年轮

原标题:四十年阅读史 书籍是时间的年轮

《萨特及其存在主义》

作者:王克千等

版本:人民出版社

1982年

萨特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以他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曾经在许多国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第三次浪潮》

作者:(美)阿尔温·托夫勒

版本:三联书店1983年

托夫勒在20多年前预见的未来是: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核心家庭的瓦解……如今我们发现托夫勒的预言竟大多已成为现实。

《黄金时代》

作者:王小波

版本:花城出版社

1999年

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反抗与超越的方式。

《顾准文集》

作者:顾准

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顾准是1975年以后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本书分为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以及经济文稿等几部分。

《娱乐至死》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个世界会好吗》

作者:(美)艾恺 采访

梁漱溟 口述

版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1980年8月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本书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1977年冬天,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受“文革”冲击而被迫关闭十余年的高考考场。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高达1160万。以1977年为转折的开端,至今已有四十年光阴。四十年如同老树的年轮般,记载这个国家的沧桑变化。作为后来人,我们也得以从中一窥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诸多改变。我们不妨从阅读史出发,看一看过去四十年间曾经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它们映照出不同时期人们的普遍心态,是过往年月的历史见证。

1978-1989

反思与定位 时代变革,我们如何自处?

恢复高考之后,社会回归常态,人心回归常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代人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应运而生,成为时代转折的强烈信号。1978年4月,这本首次将知识分子作为报告文学主角的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起热烈反响。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时隔三十年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本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群像的讽刺小说刻画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文化和精神困境。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围城》,引发了人们对“时代变革中的知识分子应如何自处”等问题的讨论,十年间单行本销量逾百万册。此外,对历史本身的反思体现在1981年《傅雷家书》、1987年巴金《随想录》的热销。透过这两本书,读者在“文革”后第一次穿过时间和话语的帷帐,触碰到真实可感的人和心灵,引发人们对时代震荡之下个体命运的思考和问询。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对世界史和中国问题的重新关注,比如英国史学家赫·乔·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82)、英国评论作家保罗·哈里森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1984)与揭示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危机的《山坳上的中国》(1988)。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初开,西方哲学热大批译介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此外,未来学进入国人的视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3)的热销便是佐证。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人类社会要经历“三次浪潮”:农耕阶段为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为第二次浪潮,技术和信息时代为第三次浪潮。他断言,新技术浪潮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可以重新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无疑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定位的新视角。1983年该书出版后即席卷整个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托夫勒,不谈“三次浪潮”。

1990-1999

人文与思想 精神荒原之上,跋涉的意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在国内复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不同文化共存的可能性,追问国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这一时期,人们的阅读热情转向传统学者的传记和文集,通过不断发掘文化“遗产”,找寻关于未来的答案:吴宓的女儿吴学昭撰写的《吴宓与陈寅恪》(1992)、《顾准文集》(1994)、《陈寅恪的最后20年》(1995)、顾颉刚之女顾潮为父亲撰写的传记《历劫终教志不灰》(1997)等书颇具代表性。

《吴宓与陈寅恪》以日记和书信的方式,记录下吴宓与陈寅恪半个世纪的交往。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价值的尺度多以效率和功利衡量,行为的准则建立在个人好恶和阶级判断的基础上,单一的话语和理想凌驾一切,诸如吴宓和陈寅恪这样的学者只能在书斋之中,苦苦寻觅终极价值和“道”。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后,因其清晰的问题意识和基于自由主义信念的经验和立场,在思想界掀起一阵沸腾之势。他在《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反复思辨:中国为什么没像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革命前期的理想主义为何最终演变为庸俗的教条主义?诸如此类的追问为现实中的社会注入新的思考,在开拓与迷茫并存的90年代,如一记警钟振聋发聩。此外,王朔凭借《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一系列作品,以其犀利的语言风格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怀疑三部曲》掀起“王小波热”。借此,“现代化”的实现,从原本的国家话语转变为个人欲望的发泄与追求。

2000-2009

彷徨与追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进入21世纪,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渐渐卸下了历史沉重的枷锁。然而,效益和速度主导的生活却引发了人们的忧思,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2004)的流行即是明证。如果说奥威尔担心我们悔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则根据上个世纪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动向,作出判断:“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娱乐至死》论证了一切公共话语将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无论政治、宗教、商业,还是教育、体育和新闻都会成为娱乐的附庸,以阅读为基础的文化将演变为以娱乐业为核心、基于电子媒介的文化。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所著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2006)通过记录与梁漱溟的对话,追溯其思想,追问当下世界。“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投水前问的。1918年11月7日,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儿子梁漱溟前来讨论欧战新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问。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后,梁济留下一篇《敬告世人书》,投净业湖自尽。伴随这本书的出版,“这个世界会好吗?”成为当时很多人的疑虑,直到今天依然被反复追问和咀嚼。此外,陈丹青的《荒废集》(2009)以一贯犀利直率的风格写中国人的历史与现实;刘瑜的《民主的细节》(2009)以讲故事的形式解剖美国的政治制度,都曾引发热议。

2010至今

观察与寻路 生活,在现实世界

正应了陈丹青在《荒废集》中所写:“这可能是一个书籍不断增多,而书籍的影响日渐萎缩的年代。”图书市场的丰富与庞杂让遴选书目并不容易,但近七年来,除却青春流行、情感鸡汤等占据市场的畅销书外,依然涌现出很多值得反复阅读的好书。比如齐邦媛写给时间的家国之书《巨流河》(2010)、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通过讲述普通人展现中国变革的《寻路中国》(2011)、柴静透过十年记者生涯记录宏大叙事中的鲜活个体的《看见》(2013)。

四十年来,我们的阅读生态更多元,更丰富,更开阔,出版市场也更蓬勃,更繁荣。时间不断向前,现实终究会成为历史,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后,有人谈起今天的阅读和时代,又会谈些什么呢?

(参考:《纸年轮:民国以来百年中国私人读本》,张冠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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