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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1)

原标题:1977 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1)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

  

1977年高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女考生身穿棉袄,两手冻得冰冷走上考场。中断了12年的高考恢复,由于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大变。1952年-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文革”爆发后,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十一年的历届中学生,才又一起走进考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老少少”,“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的毕业生,很多超过30岁,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场竞技的在校高中生,还不到20岁。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

废除高考

“无产阶级化”的大学只有工农兵才能上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大肆批判,高考制度随即被废止。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估计”——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教师“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既如此,大学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就要尽可能多地招收工农兵学员。

清华、北大、北航等7所大学1971年试招工农兵学员8916名,从阶级出身看,来自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者,占到总数的99.8%。1972年大多数高校都开始实行“推荐制”,当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学历者仅20%,初中毕业者占60%,还有20%新生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为让新生具备听课能力,高校不得不增设半年的文化补习班。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们,都有参加推荐被刷下来的经历。首先,政审关不好过,“黑五类”出身的青年,表现再好,都是没有机会的。作家陈建功高中毕业后到煤矿做工,1973年得到师傅们一致推荐,加之又发表过歌颂“工农兵上大学”的诗歌,以为稳操胜券。谁知道因为父亲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动言论”,陈建功还是被挡在大学门外。

更重要的是,所谓“推荐”,并无实际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学成为干部子女的一项特权,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恢复高考

1977,“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977年6月,“文革”结束已经半年多了,但中央对高等教育改革尚无指示。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荐上学”,又不敢否定“两个估计”,于是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工农兵学员之外,允许成绩突出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同时,将上大学的文化门槛,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后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上述规定无疑是可贵的,但这样局部的改进显然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要恢复高考,必须中央直接推动了。

太原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复出,要求“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谈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希望恢复全国统一招考,“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吴文俊、邹承鲁等与会学者纷纷对查全性的发言表示同意。

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回忆,邓小平在查全性发言后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最后,他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于是在太原会议后,197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找刘西尧等谈话,要他们推翻陈见:“‘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你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在很多回忆中,当事人都特别提及邓小平对政审的简化,“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避免考生因家中亲属的“历史问题”被牵连。

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20-25岁;“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在30岁以下,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为了最大程度招纳人才,还特别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具体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由于“文革”期间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中小学教育有名无实,各省教育水平差别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

备战高考

从头来过,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很多回忆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形容当时的心情。知青们有机会上大学了,但要复习,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资料。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在山里插队的刘延民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喂三次大猪、六遍小猪,还要准备饲料、砌猪圈、垫猪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余复习。参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辉在一个山村中学当老师,要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备好课后,才有时间复习下要考的内容。他回忆,“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背记,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不得不通宵达旦。

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外语作为参考,不计在总分。为能获得这些科目的资料,考生们各显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学教材,有人得到城里亲戚寄来的油印材料,还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种习题。材料都是有多少复习多少,现在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文泱回忆,他姑姑从上海寄来好几册《几何》《代数》,有了丰富的数学材料;弟弟在一个中学任教,帮他找历史老师要了十几页有关中国史的填空题;世界史资料用的是他爸爸单位发的周一良、吴于瑾《世界历史》;地理内容不多,只有一些传抄的材料。

复习之余,考生们还要想报专业的事。“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文科”心有余悸,倾向于学理工科、技术类的科目。后来从事党史研究的薛庆超曾说,“在七七级大学生中,凡是报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报考理工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把握,才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当属实情。

(下转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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