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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津街与国图古籍馆

原标题:文津街与国图古籍馆

上世纪60年代,笔者自北大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图书馆,一直在文津街7号这个地方工作。其中虽有几年到海淀区白石桥新馆“工地”上班,似乎离开了文津街。在筹建新馆时期,查阅了大量的馆史档案,因此编写出《图书府库》,即《北京图书馆简史》,其间对文津街的旧况,知道的更加具体、细致。

五次组建分馆

“分馆”之设,在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北图”)建史上已有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建馆初期。清宣统元年学部奏请拨净业湖暨汇通祠等地为京师图书馆馆址。后来因建馆经费发生困难,建新馆舍之事暂停,只好借房筹组,即所谓“以款绌迄兴筑,暂就积水潭广化寺余屋为办公地矣。”但愈两年亦未能开馆。后经鼎革,延至民国元年(1912年)8月27日方开馆售票阅览。开馆半年后,深感“京师地势辽廓,交通不便,原就广化寺之屋,地址在内城西北隅,犹嫌偏僻,亟应添设分馆,以谋普及。”民国元年(1912年)12月,呈教育部文中曰:“现在租借之广化寺房屋,不惟地址太偏,往来非便,且房屋过少,布置不敷,兼之潮湿甚重,于藏书尤不相宜,虽暂时因陋就简,籍立基础,终非别谋建筑,不能完备。……辰下权宜之计,只有于南城适中之地,暂设分馆一所,是阅书者便于往来。既足餍学者之心,亦可谓教育之助。” 教育部批准后,于民国二年(1913年)6月在今宣武区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口永光寺街1号民房建立分馆。后因该民房房主索还租房,故另觅宣武门外西茶食胡同东头香炉营四条西口新筑洋房开办。分馆迁立后拟定有关规则,购置图书,于民国三年(1914年)6月开馆。同年12月广化寺馆暂停,香炉营四条分馆继续开放并负责代管藏所有卷牍、簿册、款项。民国四年(1915年)1月,分馆主任变更后,重订、修改有关规则。同年分馆还增购书籍及东、西文杂志,并请准添设新闻杂志阅览室,减免学生阅览费,以图扩充。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曾改名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其后,此处的京师图书馆分馆停办,改为北京市通俗图书馆,成为现在“首都图书馆”前身之一。此即国图第一次创建分馆之始末也。

北图第二次设置分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国三年(1914年)冬设于什刹海广化寺之京师图书馆停办后,翌年6月由教育部指定,在国子监南学旧址(位于方家胡同)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前由分馆代管之所有财物移回,并拟定暂行办事规则,成为京师图书馆复行筹设之始。新设之筹备处地址,在北城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迄东,前清国子监南学旧址。南学停办后,学部设初级师范学堂于此。入民国以后,为各团假用,现在教育部收回。于是将该处拨给京师图书馆作筹备处。但其馆之西偏一部分,尚为第十七小学所假用。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京师图书馆呈文教育部(档案原文),称:“本馆偏在京城东北一隅,年来阅览人数虽亦逐渐增加,而现在馆址究嫌偏僻,西南城一带学者,纵有志观光,辙以相隔窎(音diao,深远)远,有裹足不前之慨。查北京各图书馆所藏典籍以本馆为最多,又为钧部直辖机关,处首都所在之地,观瞻所繫(音xi,同系),似宜力事振作,迁移交通便利之所,以慰人民之望。从前屡有斯议,辙以无适宜地点而止。今幸阁议,通过将北海改作公园。北海处四城之中,地方辽阔,官房綦(音qi,极或很)多,乘兹改创之时,允宜首先指定图书馆所在地,以示国家右文主旨,拟请提出阁议,择规模闳(音hong,宏大)大,足敷图书馆应用之官房酌拨一所,将本馆旧籍悉数迁往,作为图书总馆。其方家胡同现在馆址,则留馆中所藏新书及旧书中重复之本,拨作分管藏书使用。现分馆又改京师为第一普通图书馆,以供东北城一带人民浏览。社会教育原是以辅助学校之不足,图书馆尤为社会教育中主要事业,愈多愈妙,东西各国莫不视为急务。理合具呈,请予允准。”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教育部令曰:“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已奉明令设立,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移入。其京师图书馆原有普通书籍酌留二万册,以一万册拨给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分馆所有之科学书籍并供众览,改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现设之京师通俗图书馆藏书尚少,应将京师图书馆分馆旧有之中文书籍拨给,以资阅览,改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教育部官员、学者黄式晖又向当时的馆领导陈垣等致函,对方家胡同改设分馆极表赞同。

第三次筹建分馆,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蔡锷,字松坡,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推进国民革命方面立有大功,故在民国五年(1916年)逝世后,被称为“革命伟人”,“革命先烈”。民国八年(1919年),梁启超(字任公)由欧洲逛历回国,并购置图书多种。民国十一年(1922年)呈请当时政府拨北海快雪堂和西城石虎胡同7号官房组建松坡图书馆。当时议决以快雪堂为第一馆,石虎胡同为第二馆,先后成立并开馆阅览。后来,因梁任公先生故去,办馆经费困难,经呈政府批准将石虎胡同房产变卖以维持。在日伪时期,松坡馆的藏书,俄文书和其它一部分图籍为“新民会(汉奸组织)”掠去。但是以杨守敬(1839——1915年,清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藏书家、书画家、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所藏为基础的中文古书,尤其是其中之宋版藏经等经该馆同仁多方努力得以保存。解放后,经几度协商,决定由为国家接收,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时,建 “北平图书馆分馆”以光大精神。此其为北图第三次建分馆之概略也。

第四次筹组“分馆”是上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改为国立北京图书馆,从此,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馆藏图书资料和工作人员成倍增加。虽在50年代初期,多次建房与租房以解燃眉之急,但均为零敲碎打,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不能适应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故在六十年代初期,经清华大学设计,拟在景山东街建新馆,后因故停建,甚为遗憾。

进入70年代,馆舍的不足,与事业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故再次提出扩建馆舍问题。70年代初期,提出了一个扩建方案,在现文津街7号院西侧(原为北图用地)扩建4万多平方米的馆舍。1973年呈国务院审阅,周恩来总理于1973年10月29日批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故此,组建专门的机构,经两年的调查研究和设计规划,提出了新馆建设的“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18万平方米,预算8604万元;中方案16万平方米,预算7894万元;小方案15万平方米,预算6794万元。并再次呈报国务院审定。周恩来总理于1975年3月11日再次批示:“按第二方案,建筑高度为十层(含地下一层),每层五米。是否地面上高四十五米或更高,妥否,请与万里同志一谈。”从此,北图的建设成为当时周总理亲自批建的国家三大工程之一。据此,经国家建委的具体指导下,邀请全国著名的五大设计院和五个大学建筑系投标设计,经三轮筛选,最后经国务院批准建设。在此过程中,周总理又作出了高度不能超过45米的批示。

北图新馆建设,于1983年9月23日奠基开工。1987年土建完成,经过调试、搬迁,1987年10月6日国家北京图书馆新馆开幕,同月15日正式接待读者。

与此同时,为了利用现有条件,更好地发挥优势,在文津街7号原馆址组建北图分馆。笔者有幸参加了新组建分馆的领导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1988年春,北图分馆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组建的指导思想是以保存、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为主要任务,同时兼顾城区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要求。为此,我们在业务机构方面组建了中文线装书组、地方志组、家谱中心、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和中文普通书阅览组;分类管理方面设办公室、总务科、水利科、保卫科等机构,有员工近200人。馆舍绿化方面,重新建立了东部的“文津园”,供读者员工休息。

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实为北图分馆的延续,但因改名又大修馆舍,增添现代化设备及管理机构,故此亦可称第五次建分馆。

北图分馆在文津街七号建成开馆后,深感馆舍房屋自1931年建成以来未再修理,又经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主楼多处破裂,虽经加固仍存隐患,急需彻底维修,故向上级多次报告,请拨6000万元予以解决。经多次联系,1996年获国家批准得以修复,1998年完工。1999年建馆90年之际,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分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分馆。

国家图书馆分馆沿革

现在国图分馆的馆址,位于北京的腹地,地理位置优势,交通方便,风景宜人,是理想的文化圣地。但它能呈现当今的面貌,也是经过多次的沦桑变化才形成的。

最早的北京大地,只是永定河不断冲积成的一片河沙地,所谓冲积扇,北平小平原,悉永定河故道即在此。后来经过不断的变化、迁徒,残余的一段河床积水成湖,逐渐地变成沼泽地、湿地。现在的北海公园(包括中海、南海、前海、后海、西海)地区,由于有紫竹院湖泊的一条小河——高梁河,经什刹海后分注于此,流经其中,逐渐成为建造园林宫寝的圣地。但从北京的城建发展史来看,最早的活动并不在北海一带。燕国灭蓟后所建之都,汉唐幽州故署、辽代陪都南京、金代中都等时期的中心建筑,都是在现今广安门、白纸坊、陶然亭一带。但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早在辽金时就成为皇家贵族修建园林宫苑的首选了。

辽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城定为南京(陪都)后,辽帝在扩建南京宫殿时,也就开始了对东北郊——今北海一带湖泊风景区的建设。金灭辽后,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1151年)下令扩建燕京城(即辽南京城)。贞元元年(1153年)正式迁都燕京,并改为中都。大定十九年(1179年)在金中都东北郊湖泊地区(即今北海一带)兴建太宁宫,后更名为“寿宁宫”、“寿安宫”。明昌二年(1191年)更名为“万宁宫”。

“太宁宫”包括今北海、中海地区。文津街七号为北海西岸,正处在其建设范围之中。当时修宫时“开挑海子,栽植花木,营构宫殿,以为游幸之所”。琼华岛是“太宁宫”内重要的建筑,岛上建有多处宫殿。“太宁宫”东有大片稻田,西有金代道士邱处机居住的居所。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诏邱处机赴京师,筑馆于万宁宫之西,以便咨询。

元中统三年(1262年)至至元三年(1266年)期间,世祖忽必烈对琼华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修葺。元大都之修建,是在金中都东北郊以大宁离宫琼华岛太液池为中心,东建宫城和御院,西建隆福宫和兴圣宫,形成了三宫鼎峙的宫苑区。至元八年(1271年),将琼华岛赐名为“万寿山”(或称“万岁山”)。元代的万寿山位于大都皇城中心,相当于今北海、中海地区。东为大内皇城及北御院;西为隆福宫及兴圣宫,占地很大。兴圣宫位于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和其北的国防部一带。

明洪武元年(1368年)灭元后,明代沿用万寿山苑。明成祖以后所称的西苑,是由成祖、宣宗、英宗、世宗等朝皇帝在元代万寿山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其范围比元万寿山苑大,包括万寿山苑、苑西隆福宫、兴圣宫的一部分以及明代扩建的南台(今南海瀛台)湖泊。西苑湖区西岸垣外有虎城、清馥殿、玉熙宫等。玉熙宫是元代之兴圣宫旧址,亦即现在分馆1号楼与3号楼一带。上世纪六十年代备战备荒,修人防工程时曾在3号楼东侧挖出“玉熙宫”墙基,出土了明代制作的大砖。

清代定都北京后,沿用明西苑为皇家御苑,但此时已有西苑三海之称,即瀛台南为“南海”,蕉园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满洲八旗原为游牧民族,以骑射得天下,故入主中原后,仍不离其习俗,不但在长城外围场射猎,还在皇城内养马,故将原明玉熙宫改成为“马圈”,马圈即玉熙宫旧址也。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二年(1913年)3月3日,逊清王室将三海交袁世凯政府。故袁将总统府迁入中南海,护卫总统的“拱卫军”进驻西苑三海。自此北图建馆前的“马圈”和羊房夹道(又称养蜂夹道)等地均为袁所占用。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曾呈函请大元帅饬拨北海公园西南方之旧御马圈(约40亩)及养蜂(实为羊房)夹道迤西之旧操场空地(25亩8分7厘8毫)作为京师图书馆建筑用地。御马圈地址经与陆军部商谈由该部派员勘交。操场空地隶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未能照拨,需续办。从此,该地成为北图的永久馆址。

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又函请北平市公安局,希将金鳖玉蝀桥以西、西安门大街以东一段的无专名之街,以四库全书中“文津阁”之义定名为“文津街”。经核准现行“文津街”之名和文津街七号之地,逐成为北平图书馆之代称。

北平图书馆在1929年5月11日奠基,至1931年6月25日落成典礼,7月1日开放。

1950年9月16日经呈报文化部批准,在馆东侧修展览厅一座。

1952年1月9日,馆呈文化部拟在原文津街1号“工”字楼后接着增建一栋六层及过道四层的书库。同年3月8日文化部批准,10月20 日北京市政府批准。1955年6月1日落成使用。现在分馆文津街楼1号“王”字楼,就是在两个时期两次建筑的结果。

1953年4月8日,北图馆呈报拟在一号楼西侧平房处建二层办公楼一栋。同年4月30日获文化部社管局批准 , 6月24日获财政部批准, 7月29日获北京市计委批准。1954年新建的2000多平方米二层办公楼落成,即现分馆3号楼。

1963年9月7日经馆申请,文化部计划司同意改建北图照相室和阅览室。1964 年8月18日经文化部文计光字同意,改建照相室、复建阅览用房1400平方米,1965年12月20日竣工使用,即现在2号楼。

1981年,一方面为解决北图新馆建成前用房困难,同时又为新馆工程设一试验基地,故在一号楼东侧北海西岸增建阅览楼(即6号楼)一栋,计4000米,1982年落成使用。

1988年,文津分馆开馆后,为美化馆边环境,在1号楼东侧、6号楼南侧,辟置文津园一处。

90年代初,馆又申请加固大修,已用六十年的馆舍经数年努力,1996年经国家计委、财政部批准,拨款维修。2005年又正式改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珍贵文物

在文津新馆修建和使用的过程中,还留存一大批珍贵文物,现简述于后。

(一)华表一对,现置主楼前庭院中。它原是圆明园安佑宫大门内的饰物。文津街主楼建成后,为了与北海公园环境协调,美化馆址,经当时政府批准,从圆明园中迁移至此。凑巧,此事还有一段故事,圆明园安佑宫大门内外的华表原为两对,造型相若,纹饰相似。在门内的一对曰“望君出”,门外的一对曰“望君归”,以表示君王平安出去访民情,凯施归来理朝政之意。当北图在迁移华表时,恰值燕京大学亦在寻觅此物以装饰校园,本来两家应从内到各搬一对,即为完整的一对,不料两单位工作人员不明底细,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里外各挪一只华表形成今之“鸳鸯配”。此为笑谈,亦为趣事。传之久远,亦可一晒!

(二)石狮二对,现一对置分馆主楼前,一对置大门外。大门外之一对,原系圆明园长春园东大门之饰品,主楼前一对则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前之物。有人说两对石狮材质不同,造型也略异,大门外者比主楼前者时代略早,又有人说门外石狮是从九爷府买来,但无文献记载可证,只有待考了。

(三)石碑两道,三种内容。首为《教谕骑射》碑,满汉文合壁,刻建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原置圆明园山高水长楼前。移至文津街后,先置大门内右侧,90 年代移入“文津园”内西北角大银杏树侧。

次为《御制文源阁记》,此为藏《四库全书》七阁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置圆明园内。咸丰十年(1860年)为英法联军入侵,进园劫掠,纵火焚毁。移入文津街后,用水泥箍等将修复,初置大门内左侧,90年代移入文津园东北角内。

第三为《北京图书馆建馆碑记》,刻于《教谕骑射碑》之阴。钱玄同撰文,蔡元培书丹,现成为见证国图馆史之重要文物史料。

(四)昆仑石一块,形制如圭,造型奇异,在北京亦不多见。上刻乾隆皇帝御笔五言诗两首,具有文物价值,原置圆明园福海西岸望瀛洲,现置分馆院内东部庭苑中。

(五)石像一对,钥仙鹤一对,亦是圆明园物,现置主楼前汉白玉楼杆围成台基上。亦具文物价值。

(六)蟠龙石丹陛一件,上为二龙戏珠,下为海水江牙,雕刻雄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原为圆明园内正大光明殿前台阶中物,现置文津街一号楼台阶正中,为重要饰品。

(七)主楼中后楼之间空地上,原存太湖石五块,均系建馆时留存之重要装饰石材。90年代开辟“文津园”时,用去三块以砌其喷泉。余下二块某单位曾以高价收购,未允。遗憾的是其中之一在主楼加固工程施工时被击碎,现还存一块希妥于保存。

(八)文津1号楼内文物还有奇石四件,现置1号楼大厅休息处,奇石来源待考;梁启超半身铜塑像,“文革”中流入废物库,几乎被毁,现置馆史除列室;梁启超办公桌,硬木作,“文革”中流出文津街馆外,后经多方努力回到馆内,现置馆史陈列室;汉瓦屏,60 块汉代圆瓦当分六排,每排10块,嵌置于硬木屏风内,此系福建何遂先生(老同盟会会员、原国民党将领,抗战时曾任国民党西南行营总顾问,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副主任、司法部长等职)原物,1929年存我馆, 1934年后赠送我馆,现存馆史陈列室。

藏书

分馆馆藏主要是线装书,包括地方志、家谱等专藏。其来源是国图人近百年来辛勤搜寻的结果,更是多少收藏家、专家学者呵护保存的结果。现分八阶段简述于后。

第一阶段:清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年),学部决定筹建京师图书馆。收集藏书是筹建图书馆的中心工作,由于国家调拨的善本较多,分馆现所入藏普通古籍只是善本以外的其它书。此时期入藏者主要有:

从学部调拨“南学典籍”和“内阁大库”残本。“南学”是皇家大学国子监的一部分,计有七八万册(件),其中善本归善本部,普通古籍归分馆。

“内阁大库”为皇家藏图书档案之处,清灭亡后,相当部分移藏我馆,其中善本入善本部、普通本入分馆。

第二阶段:民国元年至四年(1912—1915年),京师图书馆开放。其间除继续落实前清学部调拨图书外,还采取接受捐赠、采购等多种途径,续有所获。

(一)从直隶、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调入的部分书籍。

(二)各省送的县志。

经过以上两个阶段的工作,归分馆入藏的普通古籍数量:经部552部、8366卷、3002册;史部455部、20924卷、4966册;子部392部、11572卷、4557册;集部670部、22757卷、7507册;志书1646部、19138卷、6150册;丛书127部、38557卷、10150册;共计4544部、122963卷、41504册。

第三阶段:民国五年至十七年(1916—1928年),为京师图书馆最困难的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战争频繁,经费拮据,只能免强度日。书籍收藏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京师图书馆被确定为按国家出版物缴送单位,仍有一定量的入藏。

(一)至民国八年(1919年),馆藏普通古籍达到5558种92150册。

(二)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8月,中文书籍达到14000余部、143900余册,其中包括康乾两朝《赋役全书》4000余册,为他处不经见之本,并有珠批御旨数十部。又有历朝各省府厅州县志书,自宋迄今2000余种、24000余册,亦称大观。

第四阶段: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929—1936年),这是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后组建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由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新建馆舍落成开馆,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已从古代图书馆阶段进入了现代图书馆时期,故有一翻新气象。社会各界捐赠也大增,寄存书也不少,为我馆善本古籍又一高峰发展时期。

(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收购吴兴蒋氏旧藏,中有明代别集等500余种。

(二)民国十八年(1929年)7月至二十二年(1933年)7月收书如下:中文旧书籍7908种,其中除善本外,相当部分入分馆。如浙江海盐朱氏旧藏明清词曲小说607种等,内中不少为升平署(位于西城南长街,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称南府,始于康熙年间。道光七年改南府为升平署)旧物。

(三)前教育部图书室收藏中文旧籍,民国十八年(1929年)拨给本馆1263种。

(四)寄存书中多有赠与者如:1、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所购书3307册,存馆;2、长沙瞿姓将中文书1777种21862册存本馆;3、民国二十年(1931年)王石孙将中西文书2039册存本馆;4、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福建闽候叶可立将中文书378种3495册存本馆;5、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秀武将中文书870余种存本馆。

第五个阶段: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1937—1948年),此阶段主要是抗战和胜利后的恢复期。日本侵略,图书馆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北图迁出各机构相继回迁北平办公,此时又有一股新气象,藏书有一定发展。据1946年底统计,新增中文普通书661种3273册,内有新城王晋卿先生(〈1851—1936年〉名树楠,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新城县人。清光绪年间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民国期间,任清史馆总纂,国史馆总纂。一生著述颇丰,是著名的方志编纂学家)遗书稿等70种468册,新书967册。

受赠中文普通书92种622册,新书501册。

此时中文藏书(包括善本)为60万册。

第六阶段:1949—1958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10年,一切欣向荣,北图大发展,通过政府拨交、社会捐赠,购买入藏等各条途径,古籍入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一)1949年6月16日,霍古斋霍明志先生将所藏书365种1079册捐赠本馆。

(二)1949年7月1日,接收松坡图书馆书籍数万册,杨守敬氏藏书即为其中之一。

(三)1950年,线装书已登记11653册,已编目326938册。

(四)1950年接受捐赠中文普通书共约4023种41592册。其中重要者如: 1、傅思谟2196种8551册;2、翁之熹66种323册;3、翁兴庆4种40册;4、杨荫庭1种1册;5、军委卫生部16种20册;6、徐承孝240种5464册;7、北海公园797种23794册;8、黄懋信中普书101种156册9、刘铸华6种24册;10、林诚36种1332册;11、柳亚子493种1480册(含南明史料122种、南社史料371种);12、陈宗藩50种90册;13、张仲英12种153册;14、何天祚5种164册。

(五)1951年登记中文书50151册。

(六)1952年登记线装书846种3919册。

(七)1956年整理入藏积压图书48万册。

(八)1958年故宫移藏线装书304262册;郑振铎遗书91700册(主要为普通线装书。

(九)1958年入藏线装书约1190923册(件)。

第七阶段:1959—1965年,此阶段是大发展后的充实提高期,入藏也有一定发展。

(一)1959年从澳门抢救图书378种3473册。

(二)1961年补入中文旧书8000种12027册(件)。整理旧档14万件。

(三)1962年,入藏中文旧书8000种9333册,善本占1/3强。

(四)1963年通过中国书店购入天禄残本237册;明清家谱159种1635册;又从天津、上海、合肥、杭州、扬州购部分方志、家谱及历史资料。其中有罕见的《白鹿洞志》残本恰与馆藏合成完壁。

(五)1965年入藏中文旧书1154种4188册。

第八阶段: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业务工作停顿,无可叙及。但从70年代以后,“抓革命”、“促生产”,有些工作已渐渐恢复。如7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逝世,遵遗嘱将其4万多普通线装书捐赠国家,转归北图收藏,即为其一。现全入藏分馆使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1987年新馆落成开放,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由近代进入现代,驶入了新的航程。1988年分馆开馆接待读者,这既反映国图工作的深化,更标志着我国普通古籍的收集、整理、研究迈上了新台阶。

寄语

回顾国图本馆与分馆的发展,思绪万千,感慨良多。

(一)国图分馆事业的发展,几与本馆的发展同步。故从京师图书馆始至现今的国图史中,近百年来,分馆的设置达四五次之多,现在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事业的需要,也是国图事业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适应与满足了京城人民的一定的文化要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五千年文明绵延于斯,在世界古文明中独步,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国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国传承的浩如烟海的古籍,是千年文明史,万年文化史的主要载体。通过几千年的沧桑,还能在焚毁与洗劫中留存至今已属罕见。

(三)古籍书的收集、储藏、整理、研究,使之发扬光大,是一件坐“冷板凳”的事业,少轰轰烈烈的场面,无惊世骇俗之创举,有的只是咬文嚼字的岁月,使人乏味,令人生寒!但它却是使传承中华文明,光大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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