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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八十年前北京人的经济生活

原标题:邓云乡:八十年前北京人的经济生活

研究民俗,除了学问渊博,还得对寻常时用日常生活特别感兴趣,否则文章就会干瘪寡味。相反,读邓云乡先生的文章,你能感受到他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和对寻常日用的兴致盎然。这也是老一辈学人身上特别动人的特质之一。

今天分享一篇邓云乡先生写30年代北平战前经济生活的文章,很有味道,可以细品。莫名得很,读完此文,让我想起了一句诗: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下野官僚的“穷”

30年代前期,北平公教人员不太多,最大机关,一是宋明轩将军的政务委员会,一是北平市政府。较之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参众两议院时代,行政机构少得十分可怜,而且也穷得十分可怜。鲁迅先生自1926年离开后,1929年回来探亲,写给上海家中的信说:“抽空看望了几个旧日教育部的老同事,见大家都穷透了。”《两地书》这种情况,到30年代前期,并未有多大改变。不过这个“穷”与后来的“穷”是两样的。当时知识阶层,失业的人多。1928年政治中心由北京迁到南京之后,北洋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不少未能南去,留在北京。大官自然不要说了,宦囊充裕,有房地产、股票、存款,自可在北京做寓公,东西便宜,文化气氛浓郁,高级的讲讲书画、玩玩古董、坐坐茶座、发发牢骚,杜门教子,生活悠哉悠哉中级的听听戏、吃吃馆子、逛逛市场、打打台球。低级的烧烧烟、打打茶围、打打牌,适可而止,也花不了多少钱。这是当时下野官僚的三种赋闲生活方式。当然也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到居土林念念经,弄弄“扶乩”,或到中山公园行健会打打太极拳以消永日。至于小官、一般职员,便不同了,手里有点积蓄的,赋闲在家,有出无进,仗着东西便宜,省吃俭用,还可维持几年。而平时没有积蓄的,赋闲时间一长,自然就更穷了。因而鲁迅先生信中说“穷”,是有特定时代涵义的。吴子玉将军下野后,以“三不主义”住在什锦花园做寓公,他的部分僚属,也在北平赋闲,每月吴宅账房,还要给这些人发工资,每人象征性一元。一位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自己未做大军官,因同学在河南做大军官,沾光做了两任县税务局长,包税赚了几万元,在北平赋闲过日子,教育子女,钱存在银行吃利钱,靠利钱生活,十分安定。比起做小局长时,自然“穷”了。当然也有小书记即录事,专门抄写公文,不是现在的书记被裁员下来,那就真“穷”了。如《日出》中的黄省三,一月工钱只十元二毛五,却要不停地写、写、写……这真是小知识分子的穷途末路,不如一个拉洋车的了。

政府南迁后的北平街头

大学教授的“富”

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靠一些大学、中学维持繁荣。首先几个国立大学、院校,按月有一笔款子到京,清华是“庚款”,北大、师大、平大等是教育部拨款,每月二十多万元,折合两千多两黄金。以今天的金价计算,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那时行政、官吏人员分特、简、荐、委四等。科员是委任职,一等科员是荐任职,月薪一百元。而一般公私立中学教员的薪水,除拿钟点费的代课教员外,大多均在一百几十元。高初中都教的英语、国语、算学教员,薪水都在二百元以上。如做过我的老师的申介人、萧佩荪、陈斐然诸先生,他们又是师大附中教师,又是志成中学教师,自己都有包车,和平门、小口袋胡同两头赶着上课,月入都在二百几十元。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呀!可买二两五钱黄金。

那时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由教育部下聘书,高的月薪五百元,一般都在四百来元。鲁迅在厦门大学月薪四百,后住上海,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三百,其时北平各大学教授的工资均与此相同。由学校发聘书的教授,月薪均在三百元以上。自然私立大学,经费不足,那就另当别论。再有当时南京教育部规定教员只能接一个大学的教授聘书,如在此校为教授,又到彼校讲课,则只能算讲师。如著名的钱玄同先生,是和平门师大教授、中文系主任,在北大讲课,似乎始终是拿“讲师聘书”,另外还在孔德学校有办公室,老先生一直是忙于三校之间的。

当时在各大学教书的人,收入多,钱值钱,因而生活十分优裕,不少人负担也很重,家里养着不少闲人。已故谢国桢夫子就和我常常感慨地说:“当年我在小水车胡同家里,天天开饭摆圆桌。”著名法文教授,《罗曼罗兰传》、法国古典名著《巨人传》的译者鲍文蔚丈,现在八十六岁高龄,还健在。五十多年前,他住在我家后院,先生在中法大学和孔德学校两处任教,家中夫人、刚刚降生的公子、先生的弟弟,四口人住五间北房、两东两西,另外还有两间小北房作厨房、下房佣人住,还有浴室厕所,安静的小院,在大院中成为独立单元。一部崭新的包车,二位女佣人照顾婴儿、洗衣服。另外还有一位厨子。他家的厨子是当时皇城根大院最干净、漂亮的厨子,出门穿纺绸大褂,骑一辆雪亮新自行车出门买菜。当时名牌自行车“三枪”、“飞利普”,德国“蓝牌”卖八九十元,日本“富士”卖五六十元,国产杂凑的卖四十元上下一部。他那部新车是杂牌的,但也十分出风头,别的厨子都羡慕他。前年文蔚丈来上海,我去看望时,还说起他家当年的生活情况,说到他家当年的大个子拉车的和那位厨子开销有多大呢。

1931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

经济生活的客观和主观保证

卢沟桥炮响,教授的优裕生活急剧下降,鲍先生那位干净厨子,后来到协和医院工作去了。

我由三块钱月工资的老年女佣人,说到三百元工资的大学教授。这中间虽然相差百倍,但还都是“指身度日”的劳动者。我不举有剥削收入的,如靠房租收入、买卖收入以及拥有大资本的下野官僚,拥有房地产、银行工厂的下台军阀以及清代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等。那些人是不能和广大的工薪阶层比较的。

人们的经济生活,表现在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上。收入多些,支出少些,有所节余,便可蓄储,这是最好的。其次是收入和支出正好平衡,这在当时人的感觉中,就觉得危险,所谓赚多少花多少,不留余粮、不留后事是不行的。三是入不敷出,收入比支出少,这就要拉亏空。但这中间又有一个基本生活需要和是否奢侈浪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否会打算、是否遇到不幸遭遇的问题。因之经济生活是一个主客观统一、个人与社会密切相关的问题。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拉洋车的。他攒钱买的车,动乱时如果不拉清华园买卖,车不被人抢,也许他能够靠卖力气成家立业。如果娶了虎妞,虎妞不死,虎妞五百来元的积蓄,做个小买卖,会动脑筋,也许发了财。将本求利,省吃俭用,也可越攒越多。但祥子一被抢车,二遇虎妞死的不幸,以后逐渐堕落沉沦,被社会吞噬了。因而个人经济生活首先客观上要两个保证,一是安定的社会环境,二是稳定的通货价值。

至于主观上那就因人而异了。北洋政府时代有个做过好几任财政部长的张弧,每做一任就成千万、几百万贪污;一下台就因几百万豪赌,负债累累,叫起穷来,又千方百计钻营上台。所以穷奢极欲,钱再多也还是穷,反之那位赚三元工资的女佣人,住在主人家,吃在主人家,一边帮人,一边养老,无欲无求,赚了工钱也不花,一年倒攒几十元,手边老是富裕的。因而经济生活中收支比例是很重要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生活上有个最低生活费用的标准。每月三元工钱的老太太,在当时你让她吃自己,或者让她再养别人,那就无论如何也不够了。

书店伙计正在誊写古书

寻常饮食里的经济账

我在志成中学上初一的那年,教室隔壁就是教员餐厅。说是“餐厅”,我用的现在的说法,当时叫厨房、饭厅,总之是连在一起的。每天上午第三节课下课,我肚子饿了,又是孩子气,也不懂什么不好意思,总爱站在饭厅门口张望,里面台子已摆好,两个圆桌,白台布,五六大盘菜肴,什么坛子肉、红烧鸡块、雪菜肉丝、佛手肉丝、烧茄子等等,热腾腾香喷喷地招人馋,印象最深的是每桌两大盘冒着热气的雪白的荷叶卷,每每招得我―――这里引一句知堂老人的诗―――“衔指倚门看”了。早饭、晚饭吃些什么,我不知道。想来也不会差。这样的伙食标准多少钱一个月呢同班两位同学,因其叔父是校董教师,一同在此搭伙,据他们告诉我,是五块五角一月。

西城二龙坑一带,是学校集中的地方,各胡同中有不少专供外地学生寄宿的公寓。最便宜的是“八块钱房饭”,即每月八元,包括房钱和饭钱,即一间裱糊得“四白到底”的小房间,一般八九平方米。简单家具,一副铺板,一个小书架,一个两屉或三屉桌,两个方凳。伙食是早饭粥、馒头、咸菜,中,晚均一菜一汤、米饭、馒头而且送到房中吃。菜和汤自然不会太好。一般肉丝炒绿豆芽、肉丝炒菠菜、肉丝炒雪里红等,汤是豆腐汤、蛋花汤,肉丝不多,但总要有两根,好歹是荤菜呀。一位山东籍大年龄同班同学,就住在这种公寓中,我常到他那里玩,也常吃他那里的客饭,就是再加一份这种饭,二角钱。自然比起来,这份客饭就贵多了。

当时不少客居北平的人,都是两顿都在小饭馆中吃。一般小饭馆炒菜不过几吊钱或一两毛钱。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旅行指南》刊载西长安街小食堂经理周文治菜价云:“新生活冷荤、炒菜、汤菜,菜价五分起码,二角为度。”刊载八面槽华利食堂经理杜江西餐价格云:“一菜一汤,每份四角。”从以上资料可见,当时顿顿在饭馆吃,所费亦十分有限。至于饭摊上,肩挑贸易的平民化食品,那就更便宜了。当时《实报》刊有平民食品风俗漫画及张醉丐写的打油诗,其“卖馄饨”写道:

一碗铜元五大枚,薄皮大馅亦豪哉。街头风雨凄凉夜,小贩肩挑缓缓来。

这是风味隽永的普通食品,每碗只卖五大枚,再加三大枚,便可在馄饨里加一枚荷包蛋。一毛二十三大枚,差不多可以买三碗馄饨、三枚荷包蛋,一般饭量吃不了。这馄饨味道如何呢梁实秋《雅舍谈吃》是这样写的:

儿时,里巷中到午后常听见有担贩大声吆喝:“馄饨―――开锅”这种馄饨挑子上的馄饨别有风味,物美价廉。那一锅汤是骨头煮的,煮得久,所以是浑浑的、浓浓的。馄饨的皮子薄,馅极少,勉强可以吃出其中一点点肉,但是佐料不少,葱花、芫荽、虾皮、冬菜、酱油、醋、麻油,最后洒上竹节简里装的黑胡椒粉,这样的馄饨在别处是吃不到的。谁有功夫去熬那么一大锅骨头汤。

老北京在茶馆里消遣的人们

民国时期走街串巷的小吃摊

为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算一笔账

如以一碗馄饨、三枚芝麻酱烧饼当一顿饭,那只合十一大枚,也不过五分钱。如此最低伙食标准可以降到三块钱。平均每人每月三元伙食费用,在自己家中起伙,那还用不着吃粗粮,如遇贤中馈,省吃俭用能干的小媳妇,能吃得可能还不坏,油汪汪的炸酱面、香喷喷的葱花饼、热腾腾的菜包子……这笔细账如何算呢?以四口之家计,一月吃上一袋半面、四十斤米,或一袋面、五六十斤米,总之七八元的粮食就够了。菜钱每天平均不过五六分钱。当时猪、羊肉不过五六十枚一斤,买十大枚肉,给你片老大一块,用荷叶一托,鲜红的肉,雪白的膘,碧绿的荷叶,在你掌心中,简直是一幅重彩的画。其色彩之诱人,不亚于怡红院中宝钗代袭人绣的五彩鸳鸯、红绫面、白绫里的兜肚。两大枚黄酱,可盛半碗,一大枚黄瓜、一大枚绿豆芽作菜码,全部不过十四大枚。两元一千斤煤球,每月烧上三百斤,不过六角。一角来钱一斤花生油,一角五一斤小磨香油,一月吃上五斤油不过五六角钱。因此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自然不能吃大鱼大肉那时一般中下水平人家,平时买肉很少整斤地买,一般都是八大枚、十大枚地买。猪肉杠片肉也都是一刀准,买五大枚的都肯卖,片一刀,挂在钩子秤上一称,正好两头平,真绝,但也用不着啃窝窝头。

住三间厢房,五六元房钱,便可租不算太坏的。这样的四口之家,吃、住两项,十八元便可解决。如每月有二十五元到三十元的固定收入,省吃俭用,便可维持住这样的小日子。如月收入在二十元之内,维持四口之家,就苦了,难免要啃窝头、拾煤核儿了。

以上我是给最低生活标准的家庭算个细账。不过当时是私有制社会,在北京固然有不少纯靠月薪收入生活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指身度日,靠卖力气养家的劳动人民。有的有手艺,有的没有手艺,这有无手艺也大有差别。但另外也还有不少有产者,或者有点积蓄,比如有个千把块钱,存在银行银号或可靠的字号里,金融稳定,不会贬值,月一分利,不算大利钱,每月便可收入十元,补贴日常生活。自己再有个事由,每月再赚个三二十元,这样日子就过得不错。或者祖传有所房子,小四合,自己住北房、东房,把西厢房、南屋租出者,每月也可得十二三元房钱,也可以大大补贴生活了。如果有两所四合院,家中有四五口人,自己住上五间北屋、三间西屋,宽宽敞敞,剩下的全可租给房客,这样就叫“吃瓦片”,靠房租就可维持生活了。总之当时金融稳定,钱值钱,由辛亥民国元年,直到“七七”事变,金价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降到最低点:一两到过十八换外即一两黄金折合十八两白银,其他则在五十到七十换之间均指“关银”,即海关以白银两数结算。30年代前期银价高,铜价低,民国元年每银元换铜元一百三十五文,民国二十五年每元换铜元四百六十文。其间是逐年增长的。金价每两一百零几元,进出不超过五元贴水。所以民国元年如有一百银元存款,每年一分起息,存到民国二十五年,不但分文未贬值,以铜元计,不算利息,只本钱就增加了四五倍。金融稳定,人们生活就安定,没有恐慌感。当时最大的恐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书桌”,侵略者的魔爪,步步逼来,“七七”事变的无情炮火,终于响了。烧杀抢掠,多少善良的人死于敌人的炮火下,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说不胜说的。即使侥幸未死,苟且偷生于乱世的芸芸众生,也从此坠入通货膨胀的深渊,长期挣扎在饥饿线上了。不要说月入三百多元,正月里厂甸买旧书,夏天天天到来今雨轩坐茶座的教授生活不可想像;就是每天家里给一毛钱饭钱,中午吃三个小子儿一个的满嘴流油的烫面饺的中小学生生活,也是羲皇以上的“神话”了。30年代前期在北京读过小学的也都六十开外了。不过现在老寿星多,30年代前期在北京当过教授的知名人士,海内外健在者也还不少,如北京的俞平伯先生、冯友兰先生,台北的成舍我先生、钱宾四先生……以及众多的那时在北京上过中学,大学,如今八十、七十来岁的知名人士,在他们白发苍苍的脑海中,有多少关于那时的经济生活的回忆呢?

民国初期的小商人家庭

(本文摘自中华书局聚珍文化出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里《战前经济生活》一文,小标题为聚珍君所加)

>>> 北京不是是一天建成的<<<

邓云乡 著

  • 2015年6月

  • 中华书局聚珍文化出品《邓云乡集》十七种之一。文史大家邓云乡先生追述文化古城时期(1928—1937)的黄金时代,回忆了文化古城的学府往事、环境气氛、学人轶事、文化艺苑、民间手艺、民生物价等,从中西贯通的学术到悠闲惬意的日常生活,立体勾勒出一部古城的文化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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