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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

原标题: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

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高璇

三只松鼠行将上市,良品铺子、百草味等品牌亦是交相辉映,坚果类食品在休闲零食市场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依托互联网的力量,一众年轻品牌博得了广泛关注。

如此热闹的场面,让人不禁想起一个开山始祖式的“老字号”,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它就曾火遍大江南北,可谓“国内坚果炒货第一品牌”,而在如今群雄争霸的激烈格局中,却早已不见了它的踪影。

创下这个牌子的,是一个人称“傻子”的安徽人。他大字不识,却在那个连“万元户”都极度稀缺的特殊时代,创下了百万家产。他一生辉煌而又坎坷,曾三次入狱,三次被邓小平点名保护。他就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他的故事已经鲜有人问津。

怒怼

1991年5月,安徽芜湖中级人民法院。

“你是否曾以解决工作为名,侵犯10名女工?”

“不是10个,是12个!”

这个口吐狂言、怒怼法官的中年人,就是“傻子”年广久。“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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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官“流氓罪”的指控,年广久的回应显然充满了蔑视,但这并没能阻挡法院对他的定罪和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

1992年3月13日,芜湖市委大礼堂。

“老年,你吃苦了!”一位市委领导紧紧握着年广久的手,关切地问候。此时的年广久,面色极度憔悴,他刚出监狱,就被送来参加这场意味深长的“接见会”。

从1989年8月,因有“挪用公款”、“贪污”罪嫌疑被捕,到后来经济问题指控被撤销,改判“流氓”罪,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已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

牢狱之灾期间,因为邓小平的一次讲话,年广久得以无罪释放。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这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中的一段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也是他在公开场合第三次谈到傻子瓜子的问题,就是这次讲话,为身处牢狱之中的年广久带来了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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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久与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经商路上,他曾数次在邓小平的关照下逢凶化吉,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化险为夷中,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影响越来越大,他本人也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国内少有的“富豪”。

然而,1989年的被捕入狱却是一个转折点,3年里,家大业大的年广久失去了一切,人生跌入谷底。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入狱,却是输得最惨的一次……

走出市委礼堂的年广久有些恍惚,他对周遭的一切和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关了三年,他早已失去了对炒货市场的把握和判断,自己还能否再战江湖、重拾往日荣威?一切皆是未知。或许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经历了三次入狱,三起三落之后,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年广久五味杂陈。这一刻,几十年来,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幕幕往事,忽如回放般地浮现在他眼前……

“傻子”的童年

年广久1937年出生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因一次淮河水灾,年家一路逃荒乞讨到了芜湖定居。远离故土、无依无靠,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年广久9岁起就随着父亲在街头叫卖水果,不久后,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一起摆地摊养家。

“利轻业重,事在人和”是父亲留给年广久的遗训,他一直谨记于心。年广久的水果摊,能让人“先尝后买”,不满意不要钱。不管客人说少了秤还是少找了钱,他都会二话不说地给补全。就算够了秤,年广久也常常会“傻傻地”再塞上一两个给客人……“顾客是上帝”这个销售法则,年广久运用得简直炉火纯青。他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卖瓜子炒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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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年广久“傻”,也是从那时起,年广久有了“傻子”的称号。说他傻,可他的回头客总比别家多,生意总比别家旺,赚的钱自然也比别家多。“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投机倒把的牛鬼蛇神

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商贩们的日子很不好过,面对各种限制总得东躲西藏,也是这时,年广久被两次抓进监狱。

第一次是在1963年,年广久因摆摊卖鱼被判“投机倒把罪”、有期徒刑一年,关了5个月,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年广久开始卖板栗。1966年“文革”来了,他又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牛鬼蛇神罪在当时是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定罪相当随意,根本没有具体的法律界限。关了20多天后,年广久又被放了出来。

三年之内两进监狱,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不敢再碰生意了,可年广久却似乎没受一点影响。跟“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死磕到底、周旋到底,是他当时最大的想法。

“游击战”

第二次出狱后没多久,年广久又做起了生意,这次,他改行炒起了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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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年广久“出道”的,是一起摆摊的一位老师傅,年广久经常主动帮他生火炒瓜子,老师傅知道年广久家里困难,也愿意将手艺传授给他。手脚勤快,又爱学习,年广久很快出师,瓜子炒得又快又好,这也是他踏足炒货业的开始。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由供销社统一控制,个人经营是违法的。通常只有到过春节的时候,人们凭票才能买上个一两斤,平日里根本吃不到。这给年广久这样的小商贩提供了机会。每天晚上人们下班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些小商贩们偷偷摸摸上场的时候。

第一次卖瓜子,年广久很顺利,“1毛钱1包,一下子就卖完了。1块多的本钱,赚了3块5。”第二天,他很快又卖了8斤,看到他比自己卖得还好,老师傅很是高兴,感觉收了个精明能干的好徒弟。从此,年广久就和老师傅一起搭档卖起了瓜子。

“那时不敢卖,只能偷偷卖,师傅讲,跟他们打游击战,他来我跑我躲,他走我摆。”年广久的瓜子生意就这么在夹缝中越做越大,炒瓜子的锅也越换越大。

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老师傅在一次被警察追赶的过程中,因心脏病突发猝死,年广久不得不开始“单打独斗”的日子。

那时,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炒好几百斤,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之后洗洗脸,稍微睡一会儿,7点钟左右他又起来,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卖。下午再包,到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年广久就这样日复一日,起早贪黑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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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

天道酬勤。从1966年到1976年,年广久悄无声息地攒下了100万,这在当时是远超世人概念的数字。“那时的100万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年广久曾不无自豪地说。

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冒然放家里觉得也不够安全,于是,就用牛皮纸把一打打的钱包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埋在了自家院子里,连老婆都没告诉。

“事情还是一个人知道的好,但好日子不长,唐山大地震了,我就着急了,院子里还埋着钱呢,要是房子塌了,被人一挖还不就露陷儿了。我赶快把钱又挖出来,结果钱都发霉了,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趁着出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晒。别人家都是晒玉米晒粮食,我家却晒了满院子的钱。那时候,我真的发财了。”当时有些市委的人曾敲打年广久说,你胆子不小啊,他却不以为意。

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小小的瓜子,何以卖出这么多钱?

首先,货源是个大问题。别人买生瓜子,都是货到付钱,可年广久却是先付定金,“当别人都在为货源断档发愁的时候,年广久家送货上门的却络绎不绝。”

其次,在瓜子的口味和品质上,年广久非常较真,对于顾客提出的意见也相当入心。为了炒出口感更佳更具竞争力的瓜子,他曾尝遍了芜湖所有的瓜子摊;有人说他的瓜子没有外地的好吃,他就专门乘船跑到外地去尝,上海、南京、苏州和武汉等地的瓜子行情都被他了解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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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把收集来的瓜子摆在桌上挨个品滋味儿,每吃完一种,就用清水漱漱口,接着再尝另一种,毫不含糊。对于一些口味比较好的瓜子,年广久会试着摸索它们的配方,然后炒出来请路人品尝,不够好吃,就反复调整修改。直到有一天,有好几个人尝了他的瓜子后都纷纷惊叹:真是打肿嘴巴也不松口的货!他风味独特的奶油香型瓜子总算炒制成功。

在这之后,年广久又增加了椒盐瓜子、酱油瓜子和五香瓜子等20多个品种,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都能找到适合的口味。另外,他的瓜子“个个粒大饱满,一嗑三开,令人唇齿留香。”就这样,年广久的瓜子开始有了名气,很多人都慕名前来购买。

此外,在卖瓜子的时候,年广久延续了以往卖水果时的实诚与大方,别人买一包瓜子,他就送上一把,不要,就硬给,久而久之,叫他“傻子”的人更多了,回头客也越来越多,看似吃亏,“傻子”的生意却越做越兴隆。

后来,在给瓜子想招牌的时候,广久思来想去,一拍脑袋,干脆就叫“傻子瓜子”得了!“吉祥的招牌太多,起一个似乎有贬意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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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家说,在商界,这叫逆反心理销售术,可以给顾客带来奇妙的心理附加值。然而,一直到80年代初,“傻子瓜子”才获得了国家注册的商标权。

“牢还没坐够么?!”

1978年,随着生意规模越做越大,年广久有了扩张的想法。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夜之间大地回春,个体经营受到鼓励,可由于被禁锢太久,很多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谨慎观望是普遍态度。

对此,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性情粗犷的年广久却觉得:“管你什么政策,真开放还是假开放,养家糊口,横竖要做生意。”扩张计划启动在即,却遭到了同样持观望态度的第一任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呵斥,“牢还没坐够么?!”可年广久看准的机会,十头牛都拉不回。

为了摆脱阻拦,他甚至与妻子离了婚,还把财产全留给了她,自己拉着板车就出来了。身上没钱,他就讨饭,一路讨到扬州。“别人一天只能讨块把钱,我一天就能讨10多块,就是讨饭,我都比别人讨得多。”在外地的日子里,年广久也试着做了些生意,就这么过了一年多,在老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又回到芜湖,决定和儿子们一起卖瓜子。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国家一定程度上放开了管制,但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仍非常警惕,人们对于个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十分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年广久曾盈利100万的事情自然引人侧目,再加上傻子瓜子的作坊闹出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雇工风波”,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被呈上了中央,摆在了邓小平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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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七下八上”仍是一条铁律:只要雇工人数超过8个,经营者的身份便发生“根本改变”: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而在1979年,年广久的作坊里就有了12个雇工,这显然破了界。对此曾有评论称,事后看来,傻子瓜子的这场“雇工风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场决定着改革方向的深刻争论,年广久也由此成为了改革的“符号人物”。

对年广久,动,还是不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决定着无数个私经营者的命运。“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在看完调查材料后,邓小平做出表态,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正是这样的表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生存空间,也为年广久的生意扫除了许多隐患。

“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1981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这个消息年广久是在澡堂子里听到的,他喜欢泡澡,更喜欢在澡堂里听众生谈论国家政策。虽目不识丁,但年广久的嗅觉非常敏锐,当时他就想,“国家这样的改革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如何冲。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那一年,年广久在芜湖市中心的十九道门巷口摆起了固定摊位,这在当时是需要胆魄的。年广久瓜子事业的真正起步,也是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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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年广久就幸运地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当时的芜湖市副市长赵文波。赵文波正在寻找个体经济的典型,“我来到了年广久的摊前,尝了尝他的瓜子,果然别具特色,瓜子里外都有味儿,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吃了仁儿还舍不得吐壳。第二天,和我同去调研的《芜湖日报》的同志,就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新闻,叫‘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

报道发出当天,也就是1981年的9月5日,年广久的瓜子摊便被围得水泄不通,数十斤瓜子一售而空,一个月后,他的瓜子产量和营业额都翻了番。

在傻子瓜子的带动下,国营、集体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开始不断涌现,为此,年广久的瓜子销量受到了一定冲击。怎么办?年广久想到了降价促销的办法——将瓜子价格由全市统一价每斤2.4元降到每斤1.76元出售,他的想法得到了赵文波等市领导的批准。

价格哪能说降就降,这笔账,年广久是这么算的:“那时候,生瓜子成本是1.5元左右,若一般小贩加上配料炒后1.76元卖,量少就亏本。对我就不一样。降价后,炉子如果天天炒不停,这个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还有100斤瓜子要溢称5斤,赚的是这个钱。”

“算下来成本每斤还得1毛钱利,这样100包就赚千把块钱。如果你2.4元一斤,一天卖100斤瓜子,就算1斤赚1块钱,也才赚100块。你要是天天炒,质量好,卖得多,赚得就多,炒得少,赚得就少,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现在常说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年广久在彼时已经运用地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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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的招数很灵,来买傻子瓜子的人越来越多,一个队伍能排出去50多米,年广久又适时推出了更多销售策略:独生子女买两斤不用排队、外地人来芜湖用车票买两斤不用排队,结婚的买10斤不用排队……

傻子瓜子很快从10多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上百人的工厂,年广久建立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日利润最高达到2万,成功地把国营瓜子逼到了死角。可深谙顾客心理的他在稳占市场后,又悄悄地将瓜子售价从原先的每斤1.76元,涨到了每斤1.9元,顾客们竟也欣然接受了。从此,傻子瓜子的价格就一直高于其它瓜子。

傻子瓜子的火爆还引起了中央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从1982年开始屡次对它进行了报道,令傻子瓜子一下子扬名全国,各地的人都纷纷前来订货,这又加速了傻子瓜子的扩张,除了扩大销售点,年广久又在南京、无锡等地办起了加工厂,他也在那时获得了“中国第一商贩”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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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0多个省份50多个城市的商人来到芜湖都要合作,让我招架不住。”据说傻子瓜子最火时,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的告示;80年代某年的春节,全上海吃掉了十多万公斤的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腾飞的同时,整个芜湖的炒货业也在它的带动下蓬勃前进,有报道称,“芜湖市瓜子的年产量由1981年左右的不到100万斤,短期内猛增到了3000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

从拒绝橄榄枝,到主动抛出

看到年广久的瓜子炒得如此红火,芜湖政府曾主动抛来公私联营的橄榄枝,却被年广久拒绝。1983年,眼见上海市场红火,年广久带着工人前往上海炒瓜子,却遭遇了一系列弯路和挫折。期间芜湖市政府不断游说,劝说其回归。政府的诚挚邀请下,年广久在1984年重回芜湖,在当时引发巨大轰动,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黄璜的高度欢迎。

为了能够顺畅地获得原料、扩大经营,同时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年氏父子这次主动选择了与政府联营。

80年代中期,年广久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镇劳动服务公司两个集体企业联合成立的“芜湖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投资30万元,年广久以技术和商标入股,出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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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是邓小平在公开讲话中第二次谈到傻子瓜子。几年间,年广久始终没能摆脱各种舆论和势力的掣肘与束缚,直到邓公再一次谈到“傻子瓜子”,他与外界的种种矛盾才得到化解。“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讲话一公布,芜湖市委领导就来年广久的家里报喜。

有评论指出,年广久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但却是一个典型,一个符号,在党历史新时期的改革中,意义深远。的确,那时有不少个体户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缩头。”

由于邓小平的点名,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更加名声大噪,甚至有外国友人到中国谈贸易时,还要专程去芜湖拜访他,国外的各大知名媒体也纷纷关注。傻子瓜子成为了芜湖的名片,人们来旅游时,都得带上几包傻子瓜子……

种下祸根

然而,“摁下葫芦起了瓢”,邓小平的讲话虽然为年广久扫清了一些障碍,却难以改变年广久联营公司发展不利的局面和衰落的趋势。联营,非但没有为年广久带来理想中的盛景,反而为他日后的急剧转折埋下了祸笔。

年广久曾说,联营中最大的矛盾来自资金使用权。“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这场矛盾的最后升级,就是那场令年广久几乎倾家荡产的有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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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由于压了太多货,年广久学起了当时风靡大街小巷的有奖销售,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了有奖销售点:一等奖菲亚特小轿车,二等奖摩托车,三等奖彩电,四等奖电冰箱……“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是当时的广告词。

据统计,“在傻子瓜子1985年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年广久当时有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这样的景况令年广久狂喜,却没料到,这只是一场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活动刚开始没多久,国务院的一纸禁令,就令沸腾的市场变成了一块坚冰——“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年广久懵了,全国各地纷纷涌现了退货潮,公司资金无法回笼,最终亏损达63万元,资不抵债。

“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

就把我推出来了”

这是年广久从商以来经历的最大挫折,傻子瓜子也在这次危机中元气大伤,开始走向没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由于公司的财务问题频现,加之有人早已看不惯年广久的一些做派,年广久被举报贪污。

“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哪里是贪污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就把我推出来了。”

“我去市委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因为我没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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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学家曾说:“历史是无情的,当它需要谁登上舞台的时候,谁就得毫不犹豫地出场;当它需要谁出舞台的时候,谁也不必涎皮涎脸地赖着不走。不走,是不行的。”

来来回回几经折腾,1989年8月,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贪污罪将年广久逮捕。两年之后,在检察人员并没有查出任何经济问题、贪污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又将矛头指向了年广久的私生活问题……最终,芜湖市中院在1991年5月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一直到邓小平在1992年第三次提到他,倔强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已待了整整30个月……

“我这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

我这一生都要感谢邓小平,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傻子瓜子’的今天,邓小平就是我最亲的亲人。”1992年底,年广久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公斤“傻子瓜子”和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向这位伟人表达自己无尽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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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年广久的家里进门还挂着大幅的邓小平肖像,其个人名片上也始终印着邓小平那段将自己拯救出狱的重要讲话。年广久说,邓小平之所以总会提到他,因为他做出了成绩、形成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做出贡献,邓小平也不会提到我,替我说话。但他不是针对我,他是对全国许许多多的‘傻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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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重难返,历史没有如果

被羁押期间,年广久被抄了家,出狱后的他一无所有。但天生乐观的年广久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选择了重整旗鼓再战江湖。然而此时,年广久一手创下的傻子瓜子大势已去、江河日下,而且还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年广久和他的长子、次子共享同一品牌。

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年广久心中霸气仍存,但夫妻不睦、父子内斗等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并不认可“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说法,常说“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但他却不能阻挡其他同行竞争的步伐。

就在年广久与儿子大打价格战、年氏兄弟间争夺商标权的时候,全国和外来的瓜子品牌悄然崛起,它们引入新技术、布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遍布大小超市。有的品牌走向了全国、全世界,还上了市,这一切,年广久和傻子瓜子都错过了。

据年广久透露,目前国内十多家知名瓜子品牌的老板都是他的徒弟,包括洽洽瓜子的掌门人。这种说法未经考据。但也有说法称,洽洽如今所取得的地位,本该属于傻子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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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界看来所错失的一切,年广久本人似乎并不以为意,他始终坚持着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坚守着专卖店和零售批发店而不进大超市,因为超市资金回笼慢;始终对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抱持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曾经超前时代、勇于创新的“傻子”,在更新的理念面前,却选择站在了对立面。

如今,傻子瓜子的规模和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年广久也在2000年把商标权交给儿子,逐渐淡出了管理。在年广久的长子年金宝意外去世后,傻子瓜子的品牌主要由其次子年强经营。

新一代的改革与创新

身为现任芜湖市“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董事长的年强,看到了父亲经营中的一些误区,在近些年曾大刀阔斧地做出改革,积极适应市场变化,比如打破父亲“不向银行贷款”、“不进超市”等规矩,将主打品牌“金傻子”推向了全国数千个专营店或专柜;逐步打破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通过实施股份制改革,提升企业整体素质等等。

同时,他还响应国家推动的文化产业号召,主导投资建设了中国首家以瓜子为主题的公益性民办博物馆“傻子瓜子博物馆”。傻子瓜子博物馆于2015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37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正式开馆,向人们展示了瓜子的历史文化、加工工艺,以及“一个傻子带动了一个瓜子城市的崛起,一粒瓜子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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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者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有一段描述,“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年广久正是这个族群中的典型。不仅如此,他还是新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见证者,他的命运也与那段历史紧紧捆绑。

大背头、金戒指,眼下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旧保持着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造型。他粗犷、豪气、倔强,在生意场有着一种“大智若愚”式的精明;他一生只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却有敢为人先、从不瞻前顾后的胆识与气魄;他不懂政治,却善于审时度势,从不屈服于命运,且勇于与不公激烈抗争。

有人说,年广久既真实又虚荣,既自卑又张狂。自身的种种局限,注定了他终究难以走远,难以摆脱淡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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