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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教科书称为“反动军阀”却是真正的爱国者

原标题:他被教科书称为“反动军阀”却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被教科书称为“反动军阀”却是真正的爱国者

他曾到处调兵遣将,参加了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当年为阻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历史教科书把他定性为“反面人物”。他就是当年曾经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历史教科书定性为“反动军阀”的人,在国家受到外族侵略、主权遭受列强挑衅的危急时刻,却能出人意料的挺身而出,首当其冲,振臂高呼。尤其是在“抗日救国”问题上,他更是义无反顾,奋不顾身,谱写了一曲弘扬民族气节,捍卫民族尊严的惊人篇章,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

吴佩孚的爱国思想和抗日情结并非一时兴起或心血来潮,而是从他热血男儿般的骨子里真切迸发出来的。童年时的吴佩孚就被岳飞、戚继光抗击外族入侵的爱国壮举所震撼,被文天祥、顾炎武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所激励,使他在幼小年纪就坚定地打牢了爱国主义的思想。从手握重兵的军阀首领,沦落为大势已去的空头将军,从“五四”运动延续到抗日战争,吴佩孚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以不同形式向世人展现着,且终生不渝,至死不休。

巴黎凡尔赛“和平会议”上,如果没有吴佩孚等爱国将领在国内的坚决支持,就没有中国代表团拒绝在耻辱和约上签字的国际壮举。“五四”运动中,如果没有吴佩孚对北洋政府义正辞严的大声疾呼和激烈声讨,不知道会有多少爱国群众和青年学生惨遭毒手,不知道会有多少个青岛拱手让与日本。

吴佩孚绝非一介武夫,他对日本觊觎中国已久的侵略野心和强占动机也早已洞悉明了。在给北洋政府的电文中,他冷静的提出了“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意不止青岛,其将来有希望大于青岛数万倍者”的看法,一针见血的揭露了日本企图以青岛为跳板侵略中国全部领土的狼子野心。后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无不证实了“儒将”吴佩孚对日本侵略欲望的远见卓识。

对山东垂涎已久、志在必得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交涉案》,并发正式通牒,逼北洋政府就范。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又是吴佩孚力排众议、挺身而出,首当抗日先锋。鉴于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吴佩孚多次公开表示“谨励戎行,敬待后命,急难有用,敢效前驱”,不惜以武力与日本干上一仗。他上书总统徐世昌,请他完全拒绝日人关于《鲁案》直接交涉的照会和阴谋。他还呈文国务总理靳云鹏,请其“拒绝直接交涉,驳还日牒,以释群疑,而定人心”。由于吴佩孚的坚决抗争,北洋政府最终未敢就山东问题直接与日本交涉。

吴佩孚的爱国思想和爱国激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数次兵败、大势已去而出现滑坡和低落,反而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激昂。虽然实力大减、一败涂地,可吴佩孚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不肯离开自己心爱的祖国,仍坚持在国内辗转流亡。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迅速占领我东三省。身在成都的吴佩孚“闻报,一夕不寝”。之所以彻夜不眠,是因为他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怒,对东北几千万同胞的命运担忧,更是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错误路线的否定。他发电“抗议倭庭速返关东之地”,随即返回北京“率师周旋”,同时他还在天津《大公报》振笔直书:“和内攘外”。这种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而公然与国民政府唱反调的爱国壮举,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了“一致对外”、“全力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时间“逼蒋抗日”的呼声高涨。

他不但致电反对末代皇帝溥仪担任“伪满洲国”总统,充当替日本侵略者奴役东北同胞的傀儡,而且还身体力行的向国人表达了自己决不当汉奸的决心。“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准备在江南江北分别设立“亲日政权”,并美其名曰“自治”。在南面,日本侵略者找到了汪精卫;在北面,他们则把眼光盯在了“中国第一流人物”吴佩孚身上。为了把吴佩孚拉下水,日本人用尽了威逼利诱、收买策反、恐吓造谣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均被吴佩孚以“自治者,自乱也”和“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连东北也在内”一概拒绝。为了表明自己宁死不当汉奸的决心,吴佩孚还命人把自己的棺材摆在院子里“陈棺言志”,让那些对吴佩孚“出山”还抱有幻想的日使、汉奸们心中敬畏、望而却步。

吴佩孚的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不肯屈从于日本人做法,不仅展示了他那坚定而又强硬的爱国骨气,同时还影响了一大批良心未泯的中国军人。北洋各派军阀中,除了齐燮元等个别将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外,大部分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的运动中去。就连当年凭借“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断然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发誓不作汉奸。

为了逼迫吴佩孚就范,日本侵略者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强迫吴佩孚公开表明对“日中议和”的态度。会上,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吴佩孚把日军事先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扔到一边,赫然讲到:“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不仅如此,吴佩孚还命人把自己的话原原本本的翻译给所有人,并且“断乎不能更改一字”!吴佩孚铿锵有力的发言和坚定果决的态度,犹如两记响亮的耳光,扎扎实实的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脸上。

“甲午耻,犹未雪,民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扶桑魔窟。壮志饥餐岛夷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半阙经吴佩孚改过的《满江红》,是他临死前交给朋友曾琦的赠物,虽然看起来有些蹩脚,但字里行间的爱国热情和抗日决心,却丝毫不比当年岳飞“精忠报国”的豪情壮志逊色。“抗战必胜,日人必败!”这不仅是吴佩孚送给部下的寄语,更是他一天到晚挂在嘴边、至死也不停止的对日本侵略者的诅咒。

日本人对吴佩孚彻底失去了信心,更失去了耐心。为了除掉这块在他们眼里“又臭又硬”的铁骨头,1939年12月4日,穷凶极恶的日本人派出特务强行进入到吴佩孚在北京的寓所,借为吴佩孚治疗牙痛病之机,残忍的将其杀害,享年66岁。

吴佩孚的一生,是罪恶与光环同在,遗臭与流芳一身,反动与爱国并存的一生,是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极具争议的一生。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吴佩孚与其他军阀一样,为了抢夺地盘、扩张势力而穷兵黩武,镇压革命,难免存在着那个特定时代、特殊阶段的反动烙印,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做为一个炎黄子孙,他的身上却体现着中华民族最优良的品质—爱国主义。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才是坚定国人抗战必胜信念,激励国人不屈不挠斗志,树立国人自立自强信心,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尊严,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吴佩孚逝世后,蒋介石发唁电吊丧,表彰其“精忠许国”、“正气长存”、“大义炳耀”。最高国防委员会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赞誉吴佩孚为“中国军人的典范”。最难得的是,治丧期间,自发到吴佩孚寓所吊祭的人竟多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哭声震天。人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吴佩孚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爱国的反动军阀的祭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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