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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信仰危机

原标题:辛亥革命后的信仰危机

文|马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只有重建每一个中国人大体都能接受的价值体系,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才能真正拨正。

按照传统叙事,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就是对共和的反动,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空间。但我在《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平析》《辛亥后尊孔思潮评议》《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文化审视》诸文中,探究这些思潮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原因、偶然性及必然性,由此回望晚清历史进程,总觉得先前研究与描述还有修正空间。

我那时认为,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与实践,均来自先前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在辛亥前几十年,随着西方思潮不断输入,中国民族国家渐次形成,外国势力的进入,西方资本的进入,加剧了民族危机意识。一部分中国人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对自身传统的重新审视,对以君主政体为象征意义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产生了根本怀疑。

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方略还仅仅是出于救亡自强、保国保种极端功利主义目的,那么,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以改善中国旧有政治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中国旧秩序的合理性。

据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归纳,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所谓“君民不隔”,就是指西方近代以来所建构的议院制度、虚君制度。这样的讨论,必然引向对中国旧秩序的怀疑。这是晚清政治史在思想层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洋务新政打开了对中国旧秩序怀疑的缺口,甲午战争后变法维新思潮进一步思索中国君主政体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内在缺陷。维新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进步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是否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推动中国改革。

他们清楚知道,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象征,君主体制的功能不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意义、秩序。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不失为一重要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中国毕竟有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毕竟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知识、经验,因此,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政治生活不可避免乱了套。这时的国家元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权力。由一个朝代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自己宣布代表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特别是因为民国初年很长时期,还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选举过程,将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辛亥后帝制复辟思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复辟主张尽管荒谬,尽管不尽合理,但并非无的放矢。这是中国人“意义世界”总体瓦解后的本能反映,只是他们以复辟旧秩序来回应这种危机,未免显得智慧资源贫乏乃至枯竭。

辛亥后“意义危机”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君主体制的呼唤、重建上。事实上,“意义丢失”只是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个部分,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凸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如此严重,除了现实政治不尽如人意,“民国不如大清”一般言说外,最主要的在于中国人旧有价值体系崩溃。

大约从民国二年开始,朝野各界不时出现对共和政体的怀疑声音,一方面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怎样才能重建一个有力量的政府,重建领导人权威,重建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出于旧意识形态崩溃,新意识形态尚未成为共识的非常时期,朝野各界都觉得秩序混乱,除各种政治势力的破坏,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信仰体系崩解。

这就像大总统袁世凯在《复学校祀孔命令》中说的那样:“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只有重建每一个中国人大体都能接受的价值体系,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才能真正拨正。

中国人大体能够接受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在当时,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潮虽然大量输入,并逐步在中国知识人中赢得了相当多的信仰者,但对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自由民主尚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东西,中国人不仅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因为即使在此后若干年,连《新青年》一班人和晚年孙中山都一再抱怨中国人民智力低下,期望以“改造国民性”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孙中山甚至为此专门写了《民权初步》小册子,教中国人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遑论民国初建时呢?

自由民主在民初无法成为中国人的主流价值参照,因而那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不约而同想到改造传统,让传统的儒家思想、孔子道理继续为社会转型服务。我那时的一个提法是,“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要”?这个疑惑本身无疑蕴含着肯定的答复,由此并不是要肯定民国初年尊孔思潮、尊孔运动的合理性、正当性、必要性,而是试图检讨近代以来思想家将中国落后归因于传统的理据。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也比较热衷于讨论“亚洲四小龙”成功之道,亚洲经验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伦理的新解释,按照当时普遍认同的说法,儒家伦理对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至关重要。我当时也比较热心于这些讨论,但在我看来,东亚的成功对于儒学而言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即儒学精神并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它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然要不断地吸纳新内容,改变自身,以求生存。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于现代化并不构成根本滞碍。但很明显,不是儒学促进了现代化,而是儒学自身选择了现代化。

晚清以降,差不多从谭嗣同开始,思想家就将中国落后的原罪归于孔子,归于儒家。现在亚洲的经验,民国初年的讨论,又都在证明儒家伦理、孔子思想,并不构成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窒碍。那么我们由此重新讨论晚清思想史上的一些重大节点,比如几波激烈反传统思潮,几波国粹主义、传统主义思潮,不是很值得重新检讨吗?

政治变革并不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彻底变革,共和国并不一定要彻底废弃帝制时代的价值理念,重写一个全新的“共和教科书”。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本来就不一定与思想意识同步,我在复旦跟随李华兴老师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李老师津津乐道的一句话,就是“经济上落后的德国,依然能够在哲学上演奏第一小提琴”,思想意识、价值伦理,有其独立发展的理由,政治变革并不必然要求纲常伦理的全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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