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交民巷内的“外国医院”—— 北京医院

原标题:东交民巷内的“外国医院”—— 北京医院

毛泽东的北京医院诊疗证

辛丑条约签订后,继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法国教会和意大利教会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分别设立了法国医院和意大利医院后,以及崇内大街上,东交民巷一侧的同仁医院,德国教会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白家栅栏胡同朱凤标宅第旧址设立了德国医院。(朱凤标,谥“文瑞”:清1832年道光年恩科进士,官至户部尚书、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居一品。生前在京师有“赐第”。其宅第毁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时——注)

东交民巷内德国医院位置图

德国医院位于东交民巷——当时的使馆区内,建于1904年秋(早于协和医院),1905年正式营业,其前身为德国政府所设的德国军医(陆军)医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德籍狄博尔医师改造成教会性质的民间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特加的基督教女修道院协管。德国医院颇具规模,占地24.36亩,主楼为四层(包括地下室),并设有消毒房、化验室、动物室(供试验用)、停尸房、厨房、木匠房、汽车房、洗衣房、职员宿舍等。医疗设备也较齐全,有100多张床位,并配有X光机、心电图机。病人配餐等。医院有中、西还有小型机械厂,能自制简单的医疗器具(这些条件在当时已属相当不错,但其医疗管理和医术都与协和医院尚存差距)。

教会医院可以说是西医进入中国的先行军,到了清末民初,外国人开设的不再只有教会医院,也开始增设一些面向社会的医院,这其中就有北京医院的前身——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医院最早是为在京的使馆人员服务,再后来也面向普罗大众,不过因为高昂的诊费,来看病的多是达官贵人。在北京的上层社会,德国医院可以说在民国一代最为著名,不但可以占据病房小病大养,还成为了战争时期的避难所。

据记载:

孙中山曾请德国医院的医生或护士亲自诊断或护理孙中山病情恶化的这段时间,一位来自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名叫何芬的中国护士被派往北京饭店护理孙中山先生。

吴佩孚在病重期间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请来,为吴检查,发现吴的白血球太少,非常危险,需要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史蒂福斯医生的诊断治疗。

1924年底,溥仪私下瞒着载涛和载沣,在神不知鬼不觉情形下,由郑孝胥和陈宝琛陪同,为遮世人耳目于是装病悄悄溜出醇亲王府,转道德国医院继而一头钻进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

1926年,鲁迅在 “三一八”之后开始避难,3月到5月有两个月时间住在医院,先是在山本医院短暂住了几天,后来在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都住了。

1937年8月8日,日军进入了北平城,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立即下令搜捕张将军。1937年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张将军先是避身于东交民巷内的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但由于出入医院的人员很多,很多人都认识张将军,为了安全起见,在友人的帮助下,张将军离开医院,藏匿于东单喜鹊胡同三号美国朋友福开森先生寓所中,后辗转回到天津家中,与家人见了最后一面,将家事委托于七弟自明,9月10日,张将军乘船离开天津,9月13日晚到达了济南。

此外,据记载:京剧大师余叔岩,文人钱玄同、梁启超,北洋政府的末代总理潘复,蔡元培等都曾在德国医院住院诊疗。

1944年“二战”后期,德国政府出于权宜之计,即由政府出面将医院的管理权移交北平基督教女修道院的修女,但仍隶属于德国大使馆。德国医院服务于达官贵人,也曾是一些政要的避难所。

东交民巷德国医院

二战胜利后德国医院改称市立北平医院

第一任管理外国医院的中国院长

吴洁字养源,1907年11月9日—1994年12月23日生于良乡(当时隶属河北)一个开明进步的官宦家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庆。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人急需自己的好医院,而当时条件较好的医院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开办的,主要为达官贵人服务。当时北平几所著名的外国医院分别为:北平协和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日本同仁医院、英国普仁医院。其中,三家最大的外国医院排次为协和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现法国医院已不存在)。

日本同仁医院解放后改为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后归属协和医大;英国普仁医院后被白克明收为私人医院,即白氏医院。日本侵华以后,协和医院于1941年被迫关门,部分迁入四川成都。日本投降后,因经费问题,协和医院迟迟没有开张。所以,“二战”刚结束时,北平所有的医院中,属德国医院条件最好,名声最佳,但这所医院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并有隐藏法西斯分子的嫌疑,于是,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德国医院,便成了当务之急。

德国医院老照片

据记载:

1945年10月13日,曾在成都中央大学时与吴洁共过事的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签发了第一份训令:“令吴洁,为训令事,着该员即日接收德国医院,仰即安慎办理,迅速具报。”并郑重地附上手令:“派吴洁接收德国医院。”与此同时,韩云峰给德国医院也发出训令:“兹派吴洁前往接收该医院,仰即遵照,此令。”接到训令的吴洁,内心充满了喜悦,匆匆告别了弱妻幼子,独自从成都飞往北平。一路上,他一直在想着恩师戚寿南的教诲:“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协和医院。”德国医院设施良好,经改造完全可与协和媲美。如今,万事俱备,正是一层自己多年抱负的太好时机。他不顾劳顿,一到北平便立即到北平市卫生局报到并投入接管工作。

1945年10月15日,吴洁手执韩云峰的手令:“兹派吴洁为市立北平医院院长,除呈报市府批准外,暂行全院一切任务。”尽管有尚方宝剑在身,接管工作仍遭到抵制。

当吴洁手执接管的训令来到德国医院时,迎接他的是德国院长的傲慢与冷漠。此时的德国医院“自院长以下多数为德国籍,中国籍医师仅认,余则为男女工人,总计德籍人员达23人”。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当吴洁向德国院长提出将医院所有物品一一登记造册,并谈及对德籍医务人员的暂时安排时,对方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他们说,我们的财产属私人性质,很合法,没有必要交出来。

1945年10月19日,吴洁将接管情况汇报给卫生局长韩云峰。韩云峰毫不含糊,再次颁发政府训令,“查本市前德国医院原属德国财产,今国土光复,应归市办。兹派吴洁为该院院长,并改为市立北平医院,业经呈报在案。该院所有财产应即登记保管具册呈报。该院中外籍员工应遵照吴院长命令,安心工作。仰即知照,并转所属一体遵照。此令。”德国人这才有所收敛。但在吴洁率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他们又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交出。韩云峰再度为吴洁撑腰,同时签发了两个训令(即32、33号令),一个给吴洁,一个给德国医院,训令指示更加明确,“令市立北平医院院长吴洁,接收德国医院,凡意日德私人所有财产,除金钱衣服外,一律封存,充公报府以做赔偿之用,另令前德国医院院长遵照外合亟会,仰该院长即实遵照”。次日,韩云峰遂向北平市政府打了报告,请示德国医院正式改名北平医院,吴洁任北平医院院长。

1945年10月31日,北平政府批复了报告。此时,吴洁已将医院物品大部分清点收讫完毕,并迅速组建起新的医院行政班底、医疗医护队伍。

1945年11月1日,北平医院正式挂牌,吴洁正式就任北平医院院长,彻底接管了德国医院成为院长,这一年他39岁。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带领延安中央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务人员接管了当时的“市立北平医院”,并随着北京地名的变更改名为“北京医院”。

岁月冲刷了过去的印记,却留存下北京医院的风格——含蓄内敛、朴实无华。

1950年,北京医院决定对过去德国人兴建的门诊大楼进行大修,“北京医院”的名匾也要更换,院长周泽召想请毛泽东题写院名。他找到傅连暲,说了自己的想法。傅连暲认为很有希望,但他并没有亲自去找毛泽东,而是找到过去的老部下——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王鹤滨找毛泽东请他题字时,毛泽东欣然应允,一连写了三幅“北京医院”,把认为好的两幅交给王鹤滨转给北京医院。毛泽东主席提笔书写“北京医院”这四字行草,如今成为了这里的重要标志。北京医院继承了延安中央医院的重任和优秀传统,继续为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继续肩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保健事业的重任。

1964年对于北京医院来说,注定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北京医院对外开放,为广大普通百姓服务成为了北京医院新时代下肩负的又一个重要职责。

1976年北京医院建成高级干部保健大楼。

1990年,北京医院扩建工程完工,扩建面积:6.70万平方米,包括门诊楼、病房楼、医技楼、综合楼等,扩建后的北京医院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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