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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盟救国军军歌》发现记

原标题:《血盟救国军军歌》发现记

血盟救国军是由东北军退役军官孙铭武、清原县教育局学务委员孙铭宸、留日学生张显铭等,于1931年10月19日在清原县大苏河虫王庙誓师组成的辽东地区第一支高举抗日大旗的义勇军武装。这支队伍所高唱的《血盟救国军军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的第一块奠基石。

血盟救国军的抗日事迹,从20世纪50年代清原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就有收集,80年代以来出版的《清原县志》、《辽宁党史人物传》、《同仇敌忾》、《辽东抗日烽火》等书籍中均收录了关于血盟救国军及孙铭武、孙铭宸孙氏兄弟的资料,但《血盟救国军军歌》的最初发现,始于本世纪初一次无意中的采访。

2002年9月28日,我采访了孙超老人。

当时是纪念“九一八”刚刚过去10天,我从一位朋友的口中得知,西葛石油一厂工人住宅区里,住着一位“血盟救国军”孙氏兄弟的后人,便用这个周六的午后时间赶去采访。

当时采访的想法是见见烈士的后代,因为1995—1997年省党史人物学会出版《辽宁党史人物传》第一辑时,我负责择选抚顺地区的人物名单及人物传记的组稿工作,根据编委会关于“在本地区有较大影响的英雄模范人物,本人不是共产党员的也可列入”的指示精神,把打响“九一八”之后辽东抗战第一枪的孙铭武、孙铭宸兄弟列入了《辽宁党史人物传》第一辑,并委托当时抚顺市委党校的贾玉斌老师撰稿,1997年4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孙氏兄弟是当时抚顺上此系列丛书的第一组人物,而且是兄弟合传,所以我对孙氏兄弟相关事迹印象较深,虽然当时我已经不在党史研究室工作了,还是想去采访,见见烈士后人,听听口述史料。

孙超老人住在西葛石油一厂的工人住宅区,一栋点式楼的4层。

在寒暄和互相介绍自己身份的过程中,老人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孙超。”

孙超

我仔细打量了孙超老人,他约有1米78的个头,花白短发,长圆的面孔,眼窝微陷,身材结实,嗓音洪亮,说话时有些重复。家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孩子稍大,约14—16岁左右,男孩约11、2岁左右。孩子们当时介绍说,老人虚岁八十八了。

老人介绍说,他是抗日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的儿子,原名孙治国。孙铭武有字,叫孙述周,老家是清原八家子乡中寨子村,孙氏家族是当地的大户,到孙铭武这一辈一共兄弟4人,从老二开始,分别是孙铭久、孙铭武、孙铭宸(老大是谁、叫什么没介绍,现在调查后得知老大叫孙铭山,28岁时逝去)。当时孙家30多口人,在中寨子有“孙家大院”之称。

我告诉老人,孙铭武、孙铭宸在辽东首举义旗抗日的事迹,已经被写入《辽宁党史人物传》第一辑了,你还能想起什么吗?老人说,他有3个想不明白:

1983年民政部为孙家换发的孙铭武革命烈士证明书

1,父亲孙铭武为什么好好的东北军军官不当,从部队退了出来?他19岁就考入兴京警官教练所,以后在东北军当到营长,还在河北省当过五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上校衔,怎么就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我问,什么时间不干的?孙超老人回答说是1925年。

2,父亲孙铭武为什么跑到沈阳开了一家小旅馆?这家旅馆非常小,也就20几张床,或者说,十几张床,也没什么收入,在沈阳是干耗着,为什么不回到清原去?我问是什么旅馆?老人说叫福兴旅馆。我说,那你说为什么?老人说,这就是他要说的第3个问题。

3,父亲孙铭武是不是共产党员?孙超老人说,我这么多年就怀疑,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上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外调,组织上找到了父亲的一个警卫员,姓吕,叫什么不知道,说孙铭武是共产党员。我问,什么时间的共产党员?孙超老人说,据姓吕的讲,是和黄显声一起入党的党员。

我知道,黄显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始人之一,大名鼎鼎的小说《红岩》中小萝卜头的狱中老师,同时知道,有史料记载,黄显声是“九一八”东北军入关之后,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才经过刘澜波的关系,与共产党有了联系,所以当即说,不对吧?如果孙铭武是党员,他应该比黄显声早。孙铭武1932年1月就牺牲了,他应该是1932年以前的党员啊?!能这么早吗?谁来证明?这个姓吕的同志在哪工作?老人说,记不起来了,就知道这么个线索。我说这就比较难证明了。

我这么一说,老人脸上有了疑惑的神色,情绪也低落下来。我忙说,不要紧,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已经把您父亲写进《辽宁党史人物传》第一辑了,孙氏兄弟打响辽东抗战第一枪的功绩谁也磨灭不了。

这时老人的脸色又开朗起来,他说,老孙家的队伍不仅抗日早,还有抗日歌曲呢,很像国歌呢。我说,什么抗日歌曲?回答说:“军歌。”我说,什么军歌?老人回答说:“《血盟救国军军歌》。”我请老人唱一下,老人当即唱了起来。歌词如下: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

起来

起来

我们要团结全国民众

去战斗

战斗

战斗

孙超老人接受我采访时,情绪非常激动,始终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没有坐下来过。当他唱歌的时候,保持的也是一种走动的状态,我因为要记录歌词,希望他唱的再慢一点儿,他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慢了一点。但是当他唱到“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起而杀敌”和“去战斗!战斗!战斗”的句尾时,两次举起手臂,做出了端起步枪射击的姿势,与歌曲的节奏十分合拍而又有感染力。

这首歌曲的歌词,在我当时听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结束句“去战斗!战斗!战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相似,但开头部分像我从前听过的旧民歌《苏武牧羊》的开头,“起来”俩字拉的是平而稍长的声音,不是今天国歌那样的短促有力;中间的部分是一种进行曲的节奏,有点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近。而且孙超老人的声音带有老东北人那种沧桑感,譬如“亡国奴”的“奴”字,声音就拉的长一些。

我对老人说,这歌词有学问啊,谁写的?老人回答:“歌词是孙铭武、孙铭宸、张显铭写的,大家商量一起写的。”我又问曲子是谁写的?老人说:“曲子是张显铭谱的,张显铭是留日学生,有文化,是救国军的总参议。”我问老人你怎么会唱?老人说:“当时队伍天天唱,我就会了。当时我9岁了(这是老人记忆错误,后来调查得知,实际上孙超老人是1916年5月19日生,1931年为15岁),能记下来了。”并反问我:“你看跟《国歌》像不像?”我说:“是有像的地方。但现在还有谁会唱?”老人说:“没有了,血盟救国军的人后来都没了。”我说,就您老一个人会唱?最好再找到有会唱的人。这时我问:“您老多大了?”回答说虚岁八十八了。

孙超老人的三个问题,我当时都回答不了,而《血盟救国军军歌》的发现,以及它与国歌如此高度相似,虽然使我十分兴奋,但出于史学工作者的习惯,我提出了更多的疑问,譬如《军歌》与《义勇军进行曲》假如有关联,那么它又是怎样传入关内,传到田汉、聂耳那里去的呢?是谁传到上海的呢?孙超老人一时回答不了我这些问题。

这时,情绪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的孙超老人,在我不断的提问中,有些疲劳了,回答问题的思路和记忆开始片段化了,我的疑问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随即回忆起一些细节,说血盟救国军刚刚组建时,父亲孙铭武为了酬谢乡亲们的支持,还让他在孙家大院里给来的乡亲们磕过头。血盟救国军失败后,孙氏家族30多口人被日本人和汉奸于芷山的部队通缉追杀,四下逃散,他随同母亲一起逃难,刚解放不几年母亲就病故了。据老人讲,他为了躲避日寇的追杀,最长的时候在收割后的苞米地里睡过20多天。还有,那个小旅馆,开的没有几个人去,都快黄了,却还雇了一个伙计,姓黄,家里人都说不吉利,但父亲就是不听劝,坚持用他,孙超老人说他可能是黄显声的侄儿。

孙超老人还拿出一份《抚顺石化报》,上面有他写的一篇纪念“九一八”,控诉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文章,文字约三四百字,因为涉及史实不多,我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没有记下来。

这时,天色近晚,整个采访时间已经近3小时,我向老人及其家人告辞,满载收获和疑问而归。

二、

因为孙铭武及孙铭宸(起兵抗日后改称孙耀祖)的抗日事迹已经收录进《辽宁党史人物传》第一辑,所以我当时并没有特别重视此事,当年10月上旬,我将此事作了一份采访记录保存下来。

记载孙铭宸(起兵抗日后改称孙耀祖)抗日事迹的历史文献复印件

对孙超老人所述的三个疑问,我翻阅了一下当时能找到的有关孙铭武、孙铭宸兄弟的传记稿,一般都对孙超老人的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解释,说孙铭武是因为受到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主张的影响,厌倦军阀混战,故此退出军界。第二、第三个问题没人提到,更没有人提到《血盟救国军军歌》之事。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这是那些传记作者已经研究过的资料了,不必研究了,因此稿子一搁十余年。

2010年底,我负责全省革命遗址普查抚顺地区普查工作时,看到清原县上报的材料里有《虫王庙血盟救国军誓师地(国歌原创素材地)》一项,得知清原的同志根据相关新闻报道,将《血盟救国军军歌》称为国歌原创素材,这令我感到很高兴:终于有人关注此事了。但2013年上半年我看到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辽宁省革命遗址通览》里,将《虫王庙血盟救国军誓师地(国歌原创素材地)》改为《虫王庙血盟救国军誓师地》,删去了国歌原创素材地的提法及其相关内容,显然,出于慎重等各种原因,书里避开了这个提法。

2014年12月9日,我带市党史工作办公室的同志,在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中寨子村,采访了当年目睹孙氏兄弟起义的姜学儒老人(现年92岁,生于1922年),据他回忆,当时孙氏兄弟商议起事期间,孙家大院人来人往,他作为邻居小孩出入其间,亲眼看到有人在大院聚集商量事情,并一同拍手演唱歌曲,虽然歌曲具体歌词、曲调记不清楚了,但是歌词中有部分词语,如“起来”等开头语,还能记住。据此,可以认为《血盟救国军军歌》这首歌曲确实存在,传唱人为血盟救国军创建人孙铭武次子孙超,见证人为姜学儒(1922年10月25日生人)。

2015年4月7—8日,我因调查《血盟救国军军歌》的事情,和清原文史作家康喜鹏进行了多次交谈和电话采访,又采集到了一条线索。据康喜鹏先生介绍,2000年前后,他在清原采风征集抗联歌曲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一位名叫孙恩绪的老人,这位老人称,《血盟救国军》也有一首歌曲,在操练时唱。他还会唱几句,但因康先生当年只采访抗联歌曲,故此没有征集。现在,十分遗憾的是,这位孙恩绪老人已经故去了,但这条线索至少证明,“血盟救国军”是有歌曲的,并且经常唱,它应该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10月1日,《抚顺日报》发表了白凤羽(红透山矿中学原副校长,市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先生撰写的文章《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抚顺发现我国最早一首义勇军歌》,这使得《血盟救国军军歌》的存在公诸于世,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个情况我到2014年春节过后,因抚顺的两位新闻工作者卢然、张国勇的介绍才了解到的。

随后,我又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省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赵杰(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辽宁省政协顾问,曾著有多本关于国歌和义勇军的专著)、卢骅(辽宁省社科院信息工作办公室主任,对国歌及义勇军问题有深入研究)、张洁(辽宁省社科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在2012年第1期《兰台世界》上与卢骅联名发表《论国歌创作与辽宁义勇军的关系》)、王天明(在《东北之窗》发表《国歌,在辽宁起调——<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创作历程探秘》)等人对此都进行过探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7月发表了记者魏亚楠撰写的《国魂之歌的血与泪:<义勇军进行曲>原创探访记》,更认为《血盟救国军军歌》歌词是田汉的《军歌》及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基础。

我这里记录的歌词,与目前公之于众的歌词略有不同。2014年12月9日在市社科院召开的“《国歌》素材诞生地研讨会”前,我和白凤羽经过交流后认为,产生现有各版本字句略有差异的原因,应该是二人分别采访孙超老人时,记录略有差异造成的。为了保持事实的纪实性和完整性,我的记录未予改动。

在纪念即将到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为了不使英雄们的事迹和壮举为时光所泯灭,我将当年的记录找出来,进行整理,予以发表,时值国家民政部公布第二批抗日英烈名录,孙铭宸烈士继其兄孙铭武烈士(2014年第一批抗日英烈名录之首)之后,也列入其中,孙氏一门两位英烈,令人可歌可泣,我藉以此文纪念先烈,以及接受过我采访,传唱《血盟救国军军歌》的孙超老人(老人已于2006年8月20日仙逝,终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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