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正文

邵 部丨萧也牧之死探考

原标题:邵 部丨萧也牧之死探考

萧也牧是一个五十年代的故事,但是它被拉到了八十年代的舞台上。八十年代对萧也牧事件的“再认定”,是新时期文学逻辑对五十年代文学逻辑之反冲的历史结果。然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提醒我们说:“所谓史德,乃是对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仅有史德还不够,要忠实地去寻找材料,对之进行反复比较考证。因此,“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比如有些人在历史上“做了很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味,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

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萧也牧的真正死因还难做实。家属及其朋友一方和当事人一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但双方都拿不出无法推翻的铁证。所以,写这篇文章我想采取并列叙述、小心求证的方法,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暂时做一个阶段性的探考工作。至于以后有人再做此项研究,也可按这个路径再找材料。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萧也牧之死”肯定是一个悲剧。假如从小历史的角度看,“死因材料”仍有继续开采挖掘的必要。因为凡历史研究,一定得有孜孜以求、不肯放弃的精神。为把材料脉络梳理清楚,本文拟分“萧也牧之死”、“关于萧也牧死因的争辩”和“历史纵深视野的再探寻”三个部分,力求叙述上相对清楚完整。

一、萧也牧之死

萧也牧的死亡,与1969年下放农场有一定的关系。

1969 年4 月15 日, 团中央系统的一千五百余名干部和工勤人员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下放前的誓师大会。随后队伍挥着红旗直奔火车站,包乘9节火车硬座,历经十余小时到达河南信阳,又分乘40余辆解放牌卡车,从信阳到潢川,最终到达黄湖农场,安家落户。萧也牧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一名普通编辑,也被裹挟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

黄湖农场位于潢川、淮滨、固始三县交界处,淮河支流白露河、春河在此交汇,属于淮泛区,常年受到水灾的威胁。但是这里“地点大”,有着近两万亩的土地。而且,50年代就已经建起了一个国营农场,“便于管理”。于是,在1968年,本着“干部要到基层扎根,不是短期锻炼,子孙后代都可能在那里待下去”的思想,王道义、路景(一说金)栋、辛克高(时为团中央办公厅处长)、武如春(时为团中央机关群众代表)以及张立顺一干人等对此地做了考察,比较满意。得到团中央领导的批复后,干校最终在黑龙江、安徽和河南三地多点的选择中定址黄湖。

为了迎接“大部队”的到来,团中央在3月17日已经派遣了一支先遣队赶到黄湖农场提前做准备。但是这么多人的突然涌入还是对黄湖农场的“后勤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农场现有的房间只有农工留下的一批简陋住房,多为土坯茅草屋,住宿条件简陋。初到黄湖的第一个夜晚,出版社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在其中的一个里间,六张单人床从南到北拼成了一个通铺,萧也牧以及陪他下放干校的三子吴家刚与中青社的同事顾均正、张羽、覃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等人住在一起。后来,随着对“牛鬼蛇神”历史问题调查的落实,许多人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有的还因为家属的迁入分到了单独的住房。萧也牧却没有这么幸运,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一直与“右派”、“叛徒”等有问题的“牛鬼蛇神”住在七连最北边的“受审人员室”里,在东面贴墙的一张床上孤独地死去。

从干校建校初期大大小小的干部会议的议题来看,这时的政治氛围仍较为宽松。相对于政治运动而言,生活问题,包括房子、伙食、基建、农牧业以及卫生医疗等,是摆在干校领导层面前更为切实的问题。在团中央进驻五七干校的当天,军代表张立顺做了一个讲话,对运动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大意是:“已掌握材料的,进行认真分析,区别对待,目前一般不作外调。敌我矛盾的,按照扩大教育面的精神,可以不给处分的就不给处分,可以不戴帽子的就不戴帽子”。面对崭新的生活环境,萧也牧在一种除旧布新、从头作起的气氛里,重又抖擞起了精神。在不久后的劳动分工中,萧也牧因为年纪较大,身体不好,被分到了以老弱妇幼为主的牛组,当起了牛倌。这段时间,萧也牧“对自己当时的处境,相当满意,整天笑嘻嘻的,见面时常说几句俏皮话”。他甚至还乐观地对重回北京抱有期待,“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当然,放牛工作的轻松也是相对于菜组、大田组而言。1969年11月,与他同在牛组的叶至善在一封家书中,向叶圣陶介绍了放牛的工作安排,这个十人小组“每天五时一刻起床,顾不得洗脸,第一件事就是把牛牵出牛棚,免得它们在棚里多拉粪。晚上九点半给牛把了屎尿,一条条牵进棚去,然后洗脸洗手洗脚上床,大概已经十点半了。真是睁开眼就是牛,待牛睡了我再睡。我们现在又增添了牛,水牛有了十四条,黄牛有了六条,加上一条毛驴,一共二十一条……”而且,干别的活,总有个间歇期,搞完一个段落,休整一次。类似于放牛这种“服务性行业”就没完没了,即使已经在床上睡下,一听见外面有牛走动的声音,就得起来看看有没有出问题。因而,即使对于放年的工作,萧也牧也是在勉力维持,后来他还因为牛吃不饱挨了连队的批评,受过一次批斗。

之所以说连队,是因为当时干校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按照军队的连排编制。以原单位的组织形式为底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儿出版社被编为七连,驻地在李竹围孜,是整个农场最为低洼的地段。萧也牧所属的七连二排由文学编辑室和政治理论编辑室组成。排长为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七连分管水稻五百亩,占全校的四分之一,小麦五百亩,占全校的十分之一,农业任务相当重。而且,七连还承担了诸如修建“五七”干渠、平整大寨路等繁重的基建任务。在修建“五七”干渠的收尾阶段,七连党支部在天气突变大雪纷飞的情况下决定坚持出工修渠,认为“风雪天劳动正是锻炼人炼思想的好机会。渠可以等到天晴了再修,思想革命化不能等天晴再化!”这件事在干校建校一年半的一次会议上作为典型受到表扬。这种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在战天斗地之中锻炼一颗红心的做法并非孤例,许多可以由机械完成的工作在干校都由人工来做,以此达到思想的改造。“装卸车不让装卸工干,他们有意见,我们提出:‘都你们干我们怎么锻炼。’卸下车后,用汽车拉,还是用人拉,大家讨论,叫人拉拖斗。‘汽车能代替我劳动,但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翻地用拖拉机翻,还是用人翻地,讨论后提出‘拖拉机代替人翻,我人舒服了,但我思想不舒服’。”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但在当时却是干校的一个指导思想,萧也牧等身体健康较差的人对这种“刻意”的劳动苦不堪言。

进入1970年,政治氛围愈加紧张。一月三十一日,农历春节前夕,张立顺在领导层做了语调严厉的讲话,核心是布置加强干校的阶级斗争工作:“当前有很多工作,以什么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极左思潮,狠抓‘五·一六’分子”,“能不能成为‘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首先是看政治思想好。政治思想好,首先看对敌斗争”。第二天校革委会就召开了对敌斗争动员大会,传达相关指示。清查“五·一六”分子主要针对的是“文革”初期极“左”的造反派,在这一运动中萧也牧并没有受到太大波及。但是,大学习、大批判、大揭发、大调查的运动形式还是营造了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面对突然加紧的政治氛围,人心浮动,彼此之间在交往上多了几分戒备,有意以敌我之分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久经运动洗礼,早已悟出个中三昧的萧也牧想必也会预感到有问题的人员接下来的日子并不会好过。

紧接着,到了三月初,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还没有结束,革委会就开始酝酿落实“一打三反”的指示,布置各连先进行摸底。萧也牧在下放干校前因为“《红岩战报》事件”有为“毒草”《红岩》翻案之实,当时即受到了专案审查,是背着不光彩的结论到干校的。在“打击反革命”的新形势下,他的处境开始变得晦暗不明。

尤其是在七连出现了“马期企图谋害军代表案件”之后,连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武斗之风更炽。作为没有澄清问题的“牛鬼蛇神”,萧也牧因此经常受到革命群众不同程度的殴打。

从八月九日开始,萧也牧处境堪忧。这一天连队召开评审会,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认为萧也牧抗拒改造,释放了进一步整他的信号。

九月四日,疲劳不堪的萧也牧放牛回宿舍时走错房间,带着满身牛粪错躺到了别人的床位上。萧也牧由此受到床主人的殴打,小肚子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从此开始大小便失禁,常常拉屎撒尿在床上,臭气熏天,惹得全屋人厌烦。又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逐渐严重,已经干不了活了。”这种情况反而被连队领导认为“极不老实”,调他到菜组工作以期在劳动中“改造”他。

九月十四日,李华放在革委会核心组会议上传达了军代表几项工作,督促“一打三反”要赶紧搞。十七日全校召开广播大会,为“一打三反”做动员。一年前的《红岩战报》事件被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萧也牧与当时参与其中的核心人员张羽、黄伊等都被揪斗。

十月三日,萧也牧被专案人员命令站在太阳下写交待材料,身体每况愈下的他在回去的路上大便失禁。连长听到汇报后认为这是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下令开会批斗。对他的批判逐渐升级到“现行反革命活动”,把他从菜组调到大田组监督劳动。

十月六日下午,萧也牧因身体不济,难以完成晒草工作,被认为是“磨洋工”,接着受到群殴,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收工后所有人都走了,直到吴家刚从学校回到干校,在“受审人员室”里没有看到父亲,才听说此事,赶去一号稻田寻找。吴家刚记述了当时见到父亲时的情形:“在离一号稻田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晃动。我走近才看清爸爸佝偻着身体,拄着木杈,双脚连鞋也没穿在呻吟。当他看到我找来,就再也不出声了。但是我看的出爸爸是很痛苦的”。被打后萧也牧双腿肿胀地厉害,“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了,脚也肿得把鞋紧紧地绷住了”,直到去世后都没有恢复。“从这一天开始,吴小武下不了床了,整天整夜哼叫不止”,又得不到营养和及时的治疗。这也是在萧也牧死后,他的爱人李威与四个儿子,不认同连队做出的“病死”的推论,不断申诉追究打人者责任的原因。

十月七日,边春光在连长、指导员会议上介绍七连的阶级斗争,指出七连的阶级斗争划出了“重点人物四个”,“重点人物,要边揭、边批、边落实”,“还要搞一个‘三反’的高潮”。据此前萧也牧的遭遇来看,他无疑是重点人物中的一个。

十月十一日,七连的“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对几个戴帽子和没戴帽子的“阶级敌人”开了斗争会,揭发和批判了一些人的反动言行,大字报贴了一批又一批,点名的有五六个,都要开大会批判。“至于这些人是否属于敌我矛盾,大概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确定。”萧也牧想必也在受批判的人员之中。

萧也牧病重期间,连长、指导员曾来“受审人员室”看过,嘱咐做点流食给他吃。伙房端来一碗藕粉。萧也牧“几天吃不下从伙房端来的饭菜,这时却贪馋地把一晚藕粉都喝光了。可能这样又激起了他活下去的力量,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可是,好景不长,可能有人对为他做病号饭,有了意见,藕粉又不冲了,仍然端来大食堂的饭菜。在吴小武身上,出现的一点生机,又消失了。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同屋的虽然有张羽、孟庆远等平日与萧也牧交好的出版社同事,但是由于都是“受审人员”,自身难保,在人前都会避讳与萧也牧交谈,只有在私下无人时才会小心翼翼地对他予以照顾,和他说几句话。吴家刚在地方中学读书,离学校很远,对于处境不堪的父亲所能助益的也微乎其微。“爸爸病成这样子,很少吃东西,有一次和我说想吃点粥,我到伙房去要,却又遭到了冷眼和斥责,只好哭着回来,看到爸爸病成那种样子,和当时的境遇,真叫人心酸。我那时才将仅十四岁,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作为一个父亲,他极力忍着病痛在儿子面前隐藏自己的不堪。可是他的遭遇,在后来还是对吴家刚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

肉体的病痛加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最终造成了萧也牧精神上的破产,一篇疑似为病重期间写的检讨书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

因为自己的罪行,到黄湖来已经快两年多了。你到黄湖是干什么?说是为了赎罪、改造自己呀!但是看一个人,首先看他的行动。到黄湖来,一点也看不出是为了赎罪、改造自己。而正好是为了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十分突出的矛盾现象。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竟然有人如此,该当何罪?这在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但阶级斗争是不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回想起这个问题,非常恼火。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总觉得需要再三思索。

我自进黄川医院以后,总觉得心虚,自知身上的病愈来愈多,一心想逃避劳动,他的目的是怕死。再加上自己懒得出奇,在劳动上更不行。有人说,我干活就像一个新鲜活死人,“只还有一口气”。自思把身体养得好一些再说。同时今后的事,XX要清醒一些,平时少说话,凡事要想一想。

……

在受审人员屋子很少说话,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中没有话要说。受审人员对我提过这个意见,才想起这件事来,但是仍然回答不出来。自己对自己目前的精神状态,也是十分讨厌。

根据自己的情况,放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是该怎么办?这样下去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曾经X自己苦恼过。首先XXXX,带着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突出具体措施,从行动上取得改正。学一点,用一点,在“用”上下功夫。同时在其他各方面,要严以待己。大问题不放松,小的问题也要改正。大事的根源常常是由小事引起的。特别要自己注意的是说得到做得到。

这是我目前存在着的问题。“历史经验值得注意”,我很有必要把自己经历作回顾,从而解决现在的问题。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这里也有深刻的教训。否则说是说,做为做,归根到底还是并不好的,五七年是分界线,怎样地犯下了罪,又怎样屡教不改。这个问题是考虑过的,但是始终在枝节问题上,而不是从根本问题上去考虑。于是一错再错,终于犯了更大的罪行。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的。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终于又跳出来。这都是由自己的反动本质——原来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因此,自己的反动的世界观的改造,应该是X不放松,X毫不原谅自己,把自己当立足点彻底地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对我来说,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件事,是头等大事,而且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能像过去那样说了不算,毫不见行动。在这问题上一方面在大的问题上多下功……

在纸张的背面,他写道:“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不长的残稿之中一连出现了七个“罪”字,可见,“我怎样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成为在生命晚期不断困扰着萧也牧的根本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一生热忱地拥抱革命,做革命的“队伍中人”,为何在革命成功之后却疏离于正统,不断被边缘化,直到被“革命”完全抛弃。从《我们夫妇之间》开始,他便开始检讨自己的“罪行”,不断“赎罪”,结果却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创作和编辑是他事业的主线。写作《我们夫妇之间》的本意是看不惯身边同志革命成功后抛弃发妻的离婚热潮,想要“干预生活”,保持革命肌体的纯洁,却被革命阵营的同志认为是“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在编辑的岗位上创办《红旗飘飘》、编辑《红旗谱》、保卫《红岩》为的是教育青年,传播革命理想,结果是检举、揭发、审查、批判。对于这种差异,他实在难以从内心的自省中找到答案,解决自己为什么会是一个“反革命”的问题,故而只好追溯到自己的出身,认为是“自己的反动本质——原来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囿于当时外界环境的一种叙述策略,更重要的是能够寻找一个勉强说服自己的理由,以便在面对外在的和自我的“质问”时,搪塞过关。在这个层面上,萧也牧之死就呈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怕与爱,使我们有可能再度审视知识分子的“当代”遭遇,尤其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这一话题。

十月十五日,萧也牧燃尽了生命的余热,在干校的这间“受审人员室”里带着“问题”含恨而逝。在他最后的弥留之际,没有目击者,没有遗言,更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在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究竟想了些什么。梳理在他十月六日被打之后,与他有过短暂交谈的当事人的回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怨恨和不堪:

一天,他看见房里只有我一人,就把我喊到床头,满怀伤感地对我说:“我完了,奄奄一息,众叛亲离。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张羽:《萧也牧之死》)

也牧有气无力地说“我现在身心不堪重负,看样子活不了几天了。杨永青,你身体还好,还年轻,要挺过去……”他喘了两口气,再继续说:“听说天主教有一个传说,人死前,要饶恕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对某某某,我绝不饶恕……”(黄伊:《五十年代中青社政治运动管窥》)

在爸爸临去世的前二天的下午,我去看爸爸,他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含泪问爸爸觉得怎么样了,爸爸慈祥地看着我断断续续地说:“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我在革命队伍里奋斗一生,现在阙道隆带头毒打我,要我死看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听爸爸这番话,我心里十分难过,一边抽泣,流泪。爸爸又继续说:“你要相信党,我的问题终究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吴家刚:《关于我父亲吴小武同志去世的经过》)

吴小武把我叫住了,他那瘦得像骷髅似的脸上,露出了惨然的笑容,很平静,很自然,对我说:“老孟,你力气大,能抗起百多斤的口袋。你就把我当个口袋,让我坐起来。我屁股上已经烂了。”……据说,那天中午他就去世了。(葛蔷月编著:《孟庆远回忆录》,第120页)

二、关于萧也牧死因的争辩

从萧也牧上述的谈话可知,他是带着对排长阙道隆的恨意去世的。这也是后来家属在萧也牧的问题得到正式平反之后,坚持追究排长责任的情感动因。1018,李威与长子吴家刚、二儿媳赶到黄湖干校料理萧也牧后事。此前,他们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京留守处的赵世权的通知,称“吴小武因心脏病已死”,“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们去了影响不好,要和他划清界线”,动员他们听从连队安排,不要再去河南了。李威是老工农干部,15岁参加革命,在晋察冀边区军工厂工作。解放后因萧也牧的问题受到牵连,从北京市总工会妇女部部长,调到同仁堂人事科科长,再后来又调到崇文区,一路走下坡路。此时,李威正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在原大兴县的东方红公社“五七”工厂下放劳动,处境并不乐观。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带着子女到黄湖看看情况。

在他们到来之前,连队“得到了吴小武死因的统一口径,就是:吴小武是病死的”。1985年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做出了最后一次正式的结论,延续了1979年和1980年两次《调查报告》的说法,认为:“吴小武本来患有重病,不能坚持劳动,但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下,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有时反认为他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加重他的劳动,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使他的病情恶化,以致死亡。”对于此种说法,萧也牧的家属始终不予认同,写了《对〈关务吴小武之死的问题核查结果〉的意见》继续申诉,坚持认为萧也牧之死与106一号田发生的群殴事件直接相关,追究时为二排排长的阙道隆的责任。那么,萧也牧之死与这件事到底有无直接关系?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身为排长的阙道隆又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06的殴事件之后,萧也牧受伤严重,小腿肿得和大腿一样粗,脚也肿得把鞋紧紧地绷住,一直卧床不起,直到去世时被打的伤情都没有恢复。关于遗体的情状,第二天为萧也牧入殓的张羽曾有如下描述:

第二天,我和马振从萧也牧的遗物里找出了两件干净衣服,为他更衣入殓时,脱下他贴身的衣裤,看到他骨瘦如柴的后胯和两条腿肚上被打得发青发紫的伤痕,肿犹未消失。

可做证实的还有江晓天和李威。江晓天目睹萧也牧遗体是在去世当天的下午,其时他在牛组工作,值晚班,提前吃晚饭,看到了两个人将萧也牧的遗体由受审人员室搬出来。萧也牧“两条劈柴似的长腿大脚,直棱棱地挂在外边。残阳西照,一道道鞭打得发紫的伤痕,清清楚楚”。另据孟庆远回忆,傍晚他从大田干活回来,走到宿舍门口,看到老马和老陈用粪筐抬着萧也牧的遗体出来。之所以用粪筐,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什么东西来抬,刚好有从地里干活拿回来的粪筐,就把他用粪筐装走了。“筐后面露出了人的两条细腿,在崎岖不平的路上拖着。”在用木板还是粪筐抬出萧也牧遗体这一件事上,江晓天、孟庆远的讲述略有出入,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确实都看到了萧也牧的双腿伤犹未愈。江晓天、张羽、孟庆远都与萧也牧私交甚笃,也都了解他受伤前前后后的过程,但是由于连队的命令,当时他们见到李威时都没敢把这些情况告诉李威。李威之所以得出“萧也牧是被打死的”结论,在于十八日她到干校后坚持验尸,“将吴的遗体摸了一遍,发现吴的双腿青肿未消,脸部半边,也有青肿的伤痕。”在文革前,李威长期在基层做纪律检查工作和人事保卫工作,又经历过战争,死人见过不少,能够分别出病亡和非正常死亡的不同。但她一直不知道伤从何来,直到回京后,看到三儿子吴家刚精神失常,双眼发呆,经常半夜哭醒,再三追问之下才得知萧也牧被打及之后的情况。

既然如此,那么106一号田上那场针对萧也牧的群殴,起因和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对施暴现场的讲述和责任的判定一直是三次调查的关键点,也是萧也牧家属与出版社党组意见分歧最大的地方。19793月,为了核实此事,李威带着子女对王康、张羽、李庚、杨永青、马振、江晓天、孟庆远等十几位同志了解情况,写出了《关于吴小武同志之死的调查报告》,为“萧也牧之死”奔走。1985年之前的两次调查附有当事者、目击者、知情者所写的《证明材料》二十三份,第三次调查则将范围扩大到三十一人。也就是说,关于这件事情的证明材料应当有三十一份,可惜现在已经无处查询,如能找到对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场肯定会大有助益。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见的只有张羽和孟庆远的讲述,虽不确定是否就是当年的证明材料,但二人都在现场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他们的回忆可做参考。

关于萧也牧在一号田上干活的情景。

张羽:十月六日下午,我们在柳树塘前的一号田里晒草,同时在地头码草上剁。萧也牧吃力地推了两车草,又被喊来挑草上剁。这本来是强劳力干的活。对久病无力的萧也牧来说,仅仅一柄木杈就像有千斤重。他只挑了几根稻草,可杈子还未举起,稻草已经簌簌地掉了下来。

孟庆远:一天,我们七连二排,正在翻场,剁剁,那是怎样一个情景啊!吴小武一杈子,杈不了几根稻草,等不到举手翻草时,草都从杈子缝里滑下来。

十月是秋收大忙季节,收割稻子、打场、晒草一直是大田组强劳力的工作。萧也牧此时虽已大小便失禁,但被连长认为是装病抗议,把他调到大田组,交由排长阙道隆监督劳动。萧也牧挑草上剁时的这种状态引起了不满,遭致殴打。

张羽:场上的“红哨兵”在一旁嘟嘟嚷嚷骂他“磨洋工”、“装蒜”。但没有敢动手。排长动了邪火,从旁边走过来,朝萧也牧腿上横扫了一杈,接着骂道:“吴小武,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现场最高指挥者一动手,群专小组组长也扑了过来,厉声喝道:“旁人不敢打你,我敢打!”原先只是咋咋唬唬的“红哨兵”也赶上来噼里啪啦地追打起来。

孟庆远:不知是谁向排长做了报告,说吴小武不好好干活,排长顿时把杈子向地上重重一拍,喊道:“吴小武!你不要以为,没有你,地球不转了”…… 这句话说过,大家一时还没弄明白,就都停下手中的活,一起把目光集中到吴小武身上,吴小武大概感到问题的严重,就赶快用杈子挑草,哪知,这时他已力不从心,越是用劲儿,越挑不起一根草来,样子十分难看,令人无法看得下去。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同志,看样子是想为他打个圆场,就用杈子拍了他一下,说:“吴小武,你怎么这么不会干活?”谁知道,这竟成了一个信号。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也用杈子扫了他一下,不知怎的,有人竟然把杈子倒过来,抡起杈把,一下子把吴小武打倒在地。

张羽和孟庆远的叙述在这里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抵牾之处:二排长阙道隆到底有没有带头打萧也牧。按照张羽的说法,有了阙道隆先打的一杈子和对萧也牧的呵斥,群众才群起围殴萧也牧。孟庆远却说阙道隆是把杈子拍在了地上,呵斥萧也牧之后,出现了一个“停滞”状态,大家都在观望事件进一步的发展,直到一个同志好心打圆场的行为被误读,方才引起了一场悲剧事件。出版社1985年曾专门就此事做了调查,《核查结果》的第二部分就是“阙道隆是不是打了吴小武?”,想必也面临着这两种、甚至更多的在关键问题上互相矛盾的讲述,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对这个问题,做不出肯定的结论。”

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很可能是叙述者“看”的视角和记忆的偏误造成的。当时三十几人分散在一号田上劳作,很多人只能看到事件的一角,听到了阙道隆的呵斥,“一时还没弄明白,就都停下手中的活,一起把目光集中到吴小武身上”,看到了之后的事情。他们做出的证明,对于阙道隆是否带头打了萧也牧一事,其实并不能证实或证伪。另一方面则很可能存在现实的人事关系的顾虑,受访者不愿因介入到一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的历史事件而影响当下的生活。至于历史的另一位当事人阙道隆,他则一直坚决地否定此事。因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旧纠缠不清。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阙道隆的确说出了“吴小武!你不要以为,没有你,地球不转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由阙道隆说出,既是由带有政治隐喻意味的“排长”的身份所决定,同时也基于个人的隐秘心理之上,隐含了丰富的信息。

孟庆远:从这句话,就看出来,排长也是个书生。本来,应该呵斥吴小武,装病卖傻,不好好干活,但却说出这样一句文绉绉的话。

张羽:萧也牧过去对工作有过议论,排长非常反感;萧在文艺界有影响,作家来求教时,对萧表示尊重,而领导受到冷落,就感到萧碍手碍脚。所以会出现排长打萧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两种解释都是目击者对阙道隆心理的推测,谈不上对错之分,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孟庆远从当时的现场出发,认为阙道隆说的是一句文绉绉的话。重回当时的历史语境看,这句既不在革命话语系统里,也不在日常生活话语系统里的话,确实有些“不合时宜”的成分。张羽之所以会从当事人心理活动的角度解读这句话,在于作为萧也牧自1953年以来的同事,他对于编辑部内的人事纠葛有所了解,更容易从经验出发推测阙道隆的心理动因。阙道隆在50年代有留苏经历,1955年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调到文学编辑室,接替江晓天担任主任一职。萧也牧被错划“右派”后下放河北安国农村劳改,直到1961年才回到编辑室。此后,萧也牧都是直接受阙道隆领导。据吴家石说,二人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矛盾和争执,打人者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嫉妒”的隐秘心理。当时很多被划为“右派”的编辑都被调离出版社,从事别的工作。萧也牧由于业务能力突出,顶着一个“摘帽右派”的无形帽子被留了下来继续工作。在运动的间歇期,作家们还是喜欢向萧也牧请教问题,修改小说,引起了作为“领导”的阙道隆的不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张羽和黄伊编辑《萧也牧作品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萧也牧以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出色的文学编辑,在读者、作者和多数同志里,享有很高威信,而在那个年月,被热爱,受拥护的人,也常常会带来杀身之祸,萧也牧就是这样被送进了坟墓。”虽然萧也牧之死确实是“极‘左’路线迫害的结果”,但极“左”路线毕竟要交由具体“代理人”执行。在这一过程中,“代理人”的利益诉求、人际纠葛都不可避免地带入进来。作为个体的“人”以及“人”与“人”交往之间的宽容与狭隘、温情与悲凉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事件的走向。回头去看萧也牧被打的场景,不论正确与否,张羽对“排长”阙道隆心理动因的推测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三、历史纵深视野的再探寻

萧也牧的死亡肯定不仅仅是个人身体的原因,还牵扯到大的历史背景。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也需要进一步补充、考订和丰富相关材料。

如果把目光沿着时间轴稍向前移,我们可以发现,群殴事件不过是七连大搞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七连当时是出了名的“四好连队”,各项工作都走在干校前列,尤以阶级斗争最为突出。10月6日之前,萧也牧已经多次被殴打,因为偏见,疾病也得不到治疗。相对于直接促成他死亡的群殴,七连以“《红岩战报》事件”为名将他列为“一打”运动中的“重点人物”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在1970年7月27日的干校委员扩大会上,程绍沛代表七连做了汇报,重点突出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坚持一个斗字”。对此,王道义颇感困惑,在笔记中写下这样一句:“七连阶级斗争的现象一直不断,其他连队为什么反映不多?”这同样也是我们在今天重新探考“萧也牧之死”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面对干校革委会布置下来的任务,各连在具体的执行中其实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要想了解七连为什么会这么彻底的贯彻极“左”路线,我们就有必要将视角由干校的政策、制度、文件下移到具体的人事安排上,对七连的负责人做一个考察。

从现有材料看,军代表李四海、指导员程绍沛、连长边春光在七连的领导班子中分量较重,经常代表七连在校级会议上发言。李四海,四十岁出头,由后勤部调来,在军队中是团政委。考虑到单位的原军宣队一般不随同下放,而是由驻地军区抽调人员入驻,那么李四海很有可能来自于河南省军分区。干校革委会成立之初,团中央军代表尹宗尉曾做过指示,对干校的组织形式做了安排:军代表领导干校工作,革委会负责落实。连队也因袭这种模式,七连的批斗会及其他一些阶级斗争事件都是由军代表拍板决定或遥控指挥。军代表在七连的工作,“看成绩,的确是很出色的”,并由此升任校革委会副主任。指导员为程绍沛,“原是出版社《中学生》的一个年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干校革委会成立,又选为副主任”。因历史问题没有澄清,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初到黄湖农场时并没有被吸纳进连队领导班子,分配在体力劳动最重的大田组。1969年年底落实政策,边春光成为七连连长,1970年2月调离干校。在七连的领导班子中,军代表、指导员都是干校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职位能够升迁,思想上想必会比较“激进”。连长作为落实政策结合进来的“走资派”,更有必要表现自己“革命”的一面。七连的阶级斗争这么激烈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回顾父亲的悲剧命运时,吴家石先生悲痛地说:“死因,就是为《红岩》呐喊,保卫《红岩》!《红岩》刚出来时是经典,现在也是经典,我父亲就是死在了中间那一段上。这本书跟他也没什关系,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夫妇之间》被整死的。说白了,如果我父亲不吭声,什么事儿都不管,可能也就这么熬过来了。”在萧也牧最后的黄湖岁月中,他之所以被列为“一打三反”的重点对象,受到严苛的对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参与编辑了《红岩战报》,为《红岩》翻案。那么,萧也牧到底与《红岩》有什么瓜葛?屡受运动波及的他为什么面对“《红岩》事件”会再度忍不住发声?七连的领导层为何会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这都是探究萧也牧之死不能回避的问题。

萧也牧与《红岩》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红旗飘飘》丛刊。1953年,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由团中央出版委员会主任李庚担任。此时萧也牧(解放后任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因为《我们夫妇之间》受到大规模的错误批判,接着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作为“贪污分子”被批斗,职务由11级降到13级,很有可能调离团中央。在这种情况下,李庚主动要求团中央把萧也牧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江晓天任主任的文学编辑室做一名普通编辑。1956 年初,萧也牧被提升为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管传记文学组的工作,带着张羽、黄伊、王扶创办了《红旗飘飘》丛刊,并任主编。《红旗飘飘》发行后反响非常好,当月出版重印达三、四次。在8 个月之内出版 6 集,发行量超过了200万册,成为中青社的一个亮点。当年夏天,张羽在工作笔记上开列了77项选题计划,其中第5项的题目是“江竹筠”,拟定写作者为罗广斌等。作为《红旗飘飘》的主编,萧也牧会和传记组的成员一起讨论选题计划,开列选题和作者名单,向作者发约稿信。可以推测,张羽工作笔记的这项内容很有可能也为萧也牧所知。1958年2月,《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上刊出。7月27日,已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的萧也牧听说罗广斌等已经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拓展为长篇,就向三位作者发出了一封约稿信,请他们将作品寄来编辑室。

不久,萧也牧下放河北安国劳改。1961年“摘帽”回到文学编辑室时,社长朱语今调离,李庚、江晓天也都在1958年被打倒,失去了职务。边春光是在任的出版社一把手,主持工作。1960年上任之后,边春光将《红岩》作为出版社重点书稿中的重点,“曾几次把作者请到北京,出版社包括他自己在内,先后共有七个编辑人员参加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仅编辑部内部大的讨论就有七次,又和作者一起先后讨论过八次。在写作过程中先后拆版排印了三次。”阙道隆、王维玲、江晓天、张羽、陈碧芳等都参加过《红岩》的讨论、审读。杨益言回忆1961年春在北京改稿,出版社告诉他们“文学编辑室将有三位同志,即阙道隆(文学编辑室负责人)和王维玲、张羽将经常和我们联系。从此之后的几个月,几乎每一周,我们和他们便有一次例行的讨论会。”已经回到编辑室的萧也牧基本上被排除在这部重点书稿的组织生产之外,“从编辑业务分工上,萧也牧与作者毫无关联,但他还是主动地发表了自己对稿件的意见,关心修改的进程,关心作品的命运。”也就说,当《红岩》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时,萧也牧其实是编辑部内最“安全”的一员,最后却“分享”了《红岩》的苦难,成为唯一一个因此而丢掉性命的人。

1967年2月10日,《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重庆“文革”造反派的派系斗争中被整死。杨益言、胡蜀兴(罗广斌的爱人)从山城赴京寻求出版社支持,将情况告诉了张羽。一天晚上,在三里屯的中青社宿舍楼中,张羽、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等同事聚在萧也牧家,交换对此事的意见,决定“为《红岩》正名,为罗雪冤”。他们的一个重要行动便是编印、出版《红岩战报》。第一期《红岩战报》署名“红岩战报社编辑出版”,由王久安组织专人上街叫卖,2分钱一份,卖了十几万份,影响很大。在6月5日发行的第二期《红岩战报》上,署名“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就是由萧也牧主持定稿。

相较于杨益言、胡蜀兴对罗广斌历史问题的回应,张羽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红岩》是不是罗广斌写的。这次聚会中,他说:“历史问题我们没有发言权,但小说是我们看着他们写的,我们应该秉笔直书、仗义执言。”这是他作为《红岩》责编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也是对萧也牧及其他同事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如果说,张羽对《红岩》的支持多少带有一点私心,对于萧也牧及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端等并没有参与到《红岩》生产之中的编辑而言,他们的行动则更纯粹的是一种“义举”。屡受“运动”波及的遭遇,磨练了萧也牧对时事的判断能力,对于已经到来的“文化革命”,他不可能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担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萧也牧自己明白,这场运动又将对自己不利,便格外小心翼翼,什么活动也不敢参加,更不用说大字报了”。在这种处境下,还能为《红岩》呐喊,也可窥知其人格的一斑。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与他的性格也不无关系,在同事的回忆文章及吴家石的口述中,萧也牧待人真诚直率,口无遮拦,爱说爱讲,在运动的间歇期,总是与编辑部的年轻人打成一片。他对罗广斌的之前的接触和亲眼目睹他们在北京写稿的过程,使他不能接受重庆造反派为《红岩》安插的“右派代笔”的罪名,因而才会挺身而出。

从大环境来看,“虽然罗广斌和《红岩》在重庆‘被群众推上了审判台’,虽然罗广斌在群众运动中死于非命,但这并不表示事情已经有了定性,因为所有的关于罗广斌和《红岩》的言论都还只是‘社会上的议论’而并非官方的定论。”也就是说,此时的政治环境虽然已经很紧张了,罗广斌之死和《红岩》事件在他们编辑《红岩战报》时,还只是一个“重庆问题”,没有上升到全国的高度。这也为他们的声音预留了话语空间。但是江青1968年在四川问题会议上做了讲话之后,《红岩》就确定无疑地定了性,变成了一本“为叛徒翻案”的大“毒草”。此时的《红岩》事件也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编辑《红岩战报》的行为在性质上就严重了。出版社接着就成立了以王维玲为组长的“红岩事件”专案组,审查萧也牧、张羽等人,这也就有了“错误的”“一九六九年对吴小武同志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

进入新时期之后,《红岩》重又成为红色经典。杨益言、王维玲和张羽围绕着《红岩》的著作权和责任编辑的争执还成了文坛上一段未了的公案。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92年的“46”函件中,对参与《红岩》编撰的人员做出了官方的认定:我社参加《红岩》一稿、二稿的编辑工作的又朱语今、边春光、江晓天、王维玲、陈碧芳五同志。从三稿定稿,参加编辑工作的有边春光、阙道隆、王维玲、张羽四同志。边负责终审、阙负责复审,王、张是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责任编辑。如果将这份带有“分享荣誉”性质的函件放在“文革”语境来看,它实则是一份涉及“《红岩》事件”的“黑名单”。当《红岩》被“抹黑”之后,《红岩战报》旗帜鲜明地“保”《红岩》的态度和全国性的影响,无疑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内部批判提供了靶子和名单,同时也为“黑名单”中的另一些人创造了脱身的机会。下放前,萧也牧等人被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审查,赶进了“牛鬼蛇神”的队伍。出版社内部调查《红岩战报》事件的组织者,就是《红岩》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在干校也是这种情形,当“一打三反”的任务布置下来时,《红岩战报》事件就被定性为团中央系统十大反革命政治案件之首。而批判和惩罚的具体实施者——连长边春光、排长阙道隆都在《红岩》成书中负有不可推掉的责任,在当时的情形下,为了“自保”,洗白自己最好的放法就是在批判萧也牧的过程中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萧也牧会对张羽说:“如今又把我交到这个人(指排长)的手下,他已经带了头,我算活不下去了。”所谓的“交”,行为的主体是边春光所在的连队领导层,他们和军代表决定着批判的形式和力度。作为排长的阙道隆“带了头”,既是他所处的位置决定的,也不乏他作为《红岩》的复审在此时要转嫁罪责的一个原因。

将已掌握的材料叙述完之后,我意识到目前只能做到这些。好处是讲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此类工作。不足大概也与此有关,就是还难得出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结论。不过,正像前面梁启超讲的:“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虽说这是一篇带有淡淡遗憾的论文,但我以为它留下了自己寻找历史的踪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