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正文

光影人生 | 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原标题:光影人生 | 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

2017年6月8日至19日,“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将于中国美术馆13、14、15、16、17展厅举办。牛畏予的首次个人影展,于1988年3月8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高帆的首次个人影展,于1999年8月1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番再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既是对高帆、牛畏予伉俪摄影生涯的回顾,也将是这对夫妇的首个联合影展,意义非凡。

高帆、牛畏予在重庆,1951年

高帆、牛畏予在上海,1997年

《中国摄影》杂志2017年6期“特别报道”栏目的所有作品选自即将举办的“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高帆是《中国摄影》杂志在1957年创办时的首任主编,同时高帆、牛畏予伉俪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摄影》杂志的重要作者,他们的许多代表作都刊发在《中国摄影》杂志上。作为本次回顾展的策展人,高帆、牛畏予之孙、青年学者高初为本刊撰写了策展手记,高帆、牛畏予之子高腾以细腻的文笔回忆了其父母的影像背后细微而温暖、闪烁着时代光芒的日常生活。本期杂志还摘登了高帆的老同事陈勃、袁毅平、佟树珩在2004年合作撰写的纪念文章,以及高帆、牛畏予谈论摄影的文章。作为此次展览的媒体学术支持,这些作品和文字不仅是对上世纪中叶中国摄影的回顾和梳理,也是《中国摄影》杂志成立60周年的纪念。

——

2017年6月新刊

光影人生

写在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开幕之际

文 | 高初

作者为高帆、牛畏予之孙,摄影史学者

《中国摄影》杂志2017年6期“特别报道”栏目的所有作品选自即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高帆、牛畏予摄影回顾展”。高帆是《中国摄影》杂志在1957年成立时的首任主编,同时高帆、牛畏予伉俪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摄影》杂志的重要作者,他们的许多代表作都刊发在《中国摄影》杂志上。作为本次回顾展的策展人,高帆、牛畏予之孙、青年学者高初为本刊撰写了策展手记,高帆、牛畏予之子高腾以细腻的文笔回忆了其父母的影像背后细微而温暖、闪烁着时代光芒的日常生活。本期杂志还摘登了高帆的老同事陈勃、袁毅平、佟树珩在2004年合作撰写的纪念文章,以及高帆、牛畏予谈论摄影的文章。作为此次展览的媒体学术支持,这些作品和文字不仅是对上世纪中叶中国摄影的回顾和梳理,也是《中国摄影》杂志成立60周年的纪念。

太行八路军出击晋中攻打祁县,1942年 高帆

山西临汾战役,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1948年 高帆

山西,总攻临汾开始,突击队员奋勇冲锋,1948年 高帆

高帆生于1922年,曾就读于浙江省立桑蚕专科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和抗大同学一同奔赴华北抗战前线。1939年,因为部队缴获一台相机分配给了高帆,开始摄影。高帆是129师(第二野战军)较为主要的摄影者,拍摄了大量战争记录和战地生活的摄影作品。本次展览在展出高帆战地摄影题材的同时,也将讨论高帆在新中国时期将摄影视为抒情与言志的艺术实践。高帆长期从事画报编辑工作,自193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历任《战场画报》《人民画报》《华北画报》《西南画报》《解放军画报》《中国摄影》的主要负责人。高帆留存了画报和摄影刊物的百余种编辑笔记和会议纪要,这为学界讨论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时期图像的制造、传播与观看提供了可能。

高帆在自己创作的宣传画前留影,1939年冬

牛畏予生于1927年,受从事地下工作的胞兄牛斗影响,就读于四川万县国本小学期间参与读书会,投身抗战宣传和识字运动。1945年春参加革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1948任《华北画报》摄影记者,后随二野南下,在《西南画报》工作。1951年初转业到新闻摄影局任摄影记者,历任新华社华北分社摄影组长,北京分社摄影组长。1955年回到新华社总社任中央新闻摄影记者,1973年调任对外组摄影记者。1978年任香港分社摄影组长,1982年离休。

牛畏予工作照,1950年代

此次展出的200余件摄影作品都将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其中也包含100件1940年代至1990年代印放的原作。由这些作品构成的展场局部,试图将观众带回几十年前的中国美术馆的现场。为这次展览新制作的银盐纸基作品,全部使用原底印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也包括暗房师张左先生2004年至2005年帮助高帆、牛畏予印放的一批作品。

像一座花岗石的雕像

——纪念高帆老主编

文 | 陈勃 袁毅平 佟树珩

2004年6月25日,在与癌魔苦斗了一百三十余天之后,高帆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最后一次见到高帆,是2004年2月4日他抱病出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春节联欢会。当时他面容消瘦憔悴,沉默寡言,显得十分虚弱。我们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忧。但也十分理解他的心情,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与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见面机会,他无法割舍几十年来与大家结下的深情厚谊。

河南滑县战役,押送俘虏,1946年 高帆

陇海前线的民兵担架队行进在黄河堤上,1947年 高帆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情况也正是如此。自1957年5月《中国摄影》创刊起,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中国摄影》被迫停刊为止,高帆一直担任《中国摄影》主编。在此期间,我们三人相继到《中国摄影》编辑部工作,并在工作中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说到高帆被选定为《中国摄影》主编,这要从1956年7月中国摄影学会筹备时谈起。因为,他作为筹委会成员之一,从那时起就参与了筹划出版《中国摄影》的工作。同年12月在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专门就《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当时尚未定名)筹备情况发了言,指出:“繁荣摄影创作、提高摄影水平这项任务已经列入中国摄影学会的章程上了,为了不使它成为一纸空文,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出版刊物这项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陇海战役前动员大会。前排左起: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参谋长李达,1946年 高帆

山西,“临汾旅”阵容,1948年 高帆

高帆同志出任《中国摄影》主编,是经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的。理由显然是他有丰富的办刊经验。高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从事《战场画报》编辑、美术和摄影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在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从事画报、美术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曾任西南军区《西南画报》主编,后调北京参加《解放军画报》的创建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以他丰富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出任《中国摄影》主编是完全可以胜任和信赖的。在我们的回忆中,高帆同志对送审的稿件,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文稿中凡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都用红蓝铅笔醒目地标出来,提醒编辑与作者研究修改。对图片稿,则看得格外仔细,凡认为需要剪裁的,他总是亲自动手,或提出各种剪裁方案。他有一句名言叫“猛虎掏心”,意思是处理文稿时,要把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保留下来,文章力求精炼;对照片则要反复推敲,也许粗看不大起眼,但画面经过精心剪裁,可能成为一幅不错的照片。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高帆同志并不仅停留在对送审的稿件提出意见,他也十分关心我们编辑部的建设,常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如1961年在一次谈话中,他建议请文艺界一些常写评论的人士写写摄影评论文章,可送上几张照片,请他们谈谈好在哪里,有何感受。就在这一年,《中国摄影》先后发表了华君武、吴作人、陶钝、钟灵等著名美术家、文艺评论家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好评。

进入北平城,1949年 高帆

进入北平城,解放军宣传队的军车经过西四牌楼,1949年 高帆

当时,编辑部人员少,流动性大,有人常被抽去参加义务劳动、民兵训练等活动,造成人员紧张,稿源恐慌。高帆得知这种状况,不止一次地提出:“现有人员要明确分工,要有长期规划,不要因为有人出去了影响工作。一定要有几个人扎扎实实顶住,既要有专职分工,也要成为多面手。”并说“要确保重点,乱也只乱个别人,要有人顶住,专心搞稿子,要守好摊子。”一个“顶住”,一个“守好”,让编辑人员把工作岗位当成战场上的阵地去守卫。这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为我们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总之,高帆同志对编辑部的建设,包括办刊方针,编辑思想,编辑方法,编辑人员同读者和作者的关系以及自身的思想艺术修养等,他都经常提出一些十分中肯的指导意见,大家都觉得受益匪浅。

高帆同志的本职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写稿和外出创作,但他也尽可能抽出时间为刊物写评论文章,参加讨论会,有了满意的新作也愿交编辑部选用。1962年,他发表在《中国摄影》第一期题为《摄影艺术的真善美—第五届全国影展观后漫笔》的文章中,极力推荐毕品富的《开垦处女地》,认为“它以尖新的题材和精警的结构、活灵活现的本质和美的特性。”高帆的代表作《藏族民兵》于1963年在第三期《中国摄影》发表,随即在第四期《再谈人物特写》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拍摄的体会。他写道:“(1961年9月)我到康藏高原,遇到一个藏族民兵,他的父亲、哥哥都被头人所害,自己也被关在头人的土牢里,最后杀了土官,投奔解放军······了解到他的身世以后,立刻给我以强烈的激动,从他身上看到了站起来的奴隶的那种深沉、潜藏的力量。”因此他在拍摄这幅照片时,力求拍得“真像一座花岗石的雕像”、“真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由此可见,高帆的创作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从当时发表的这幅作品可以看出编辑是完全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精心剪裁的。遗憾的是,后来多次被采用时,画面在剪裁上大都走了样。

我们无法详述高帆担任主编时,对《中国摄影》刊物和编辑部所做的贡献。但这些贡献是不会磨灭的,必将载入中国摄影史册,并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原文为《悼念高帆老主编》,本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陈勃(1925-2015)为《中国摄影》杂志第二任主编,袁毅平为《中国摄影》第三任主编,佟树珩曾为《中国摄影》编辑,曾任《大众摄影》杂志主编。

高帆、牛畏予谈摄影

我和高帆工作都很忙,也不经常谈摄影。以前我们都要开很多会,很晚才回家。所以到了家也很少谈工作。我也不想评价他的照片,因为这些还是让别人去评价吧,如果一定要说,我和大家的看法一样,这些照片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高帆这个人不吸烟、也不喜欢喝茶呀、跳舞呀这些事情,他就是喜欢逛书店,看一些有关文化历史的书,家里有很多他买回来的画谱、线装书。他还挺喜欢古董,虽然当时身上钱很少,但是他挺喜欢这些小玩意。他和一些画画的人比如黄胄、高泉是很要好的朋友,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因为在艺术方面他们很谈得来。还有原来家里的画报多得不得了,很多是国外的画报,碰到画报上有好的内容,好照片或者世界名画之类的,他就剪下来夹在本子里。他的爱好就是在文化艺术领域里,美术、雕塑、篆刻他都喜欢,我就说他是个杂家,战争年代刷个标语,到邯郸塑个雕像,他都能干。

摘自牛畏予《高帆印象》,刊于2004年8月《大众摄影》

中国女跳伞员,1950年代 高帆

藏族民兵,1962年 高帆

四川红塔公社的女社员,1963年 牛畏予

华罗庚,1956年 牛畏予

藏族女犁手,1960年代 牛畏予

一本画报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首先是因为它所选登的图片主题鲜明、形象生动、构图新颖、画面清晰。但是,如果忽略了图片的说明文字,也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一张好的图片,再有好的文字说明作配合,将会增加它的积极意义,增强它的艺术表现力。

好的图片说明,都不是一挥而就的,甚至也不是仅仅花费了一个人的劳动。它常常是记者和编辑共同努力、反复琢磨的结果,有时,还是编辑部人员基地研究的结果。作为一个编辑,必须根据原稿内容和当时的宣传方针政策,对每一组、每一张图片的说明都进行仔细研究,可以推敲,反复加工。但是,编辑加工的基础仍在原稿,一切素材和感受,主要来自记者。因此作为一个记者,不仅要拍好图片,充分发挥图片的影像效果,同时,又必须积累丰富的文字素材、材料,并尽可能地经过初步整理,一并提交编辑部。具体点说,既要求记者带提供每组或每张图片原稿时,必须同时提供文字材料,交待出图片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时间、地点、经过和结果,以及记者本人的感受和认识。这是编辑进一步加工并编写出生动、有力的图片说明的主要依据。

摘自高帆《图片的文字》,刊于1962年5月《摄影报道业务资料》

“跟我走”,1960年 牛畏予

勘探队队员在雪山里做早操,1975年 牛畏予

在天安门广场上哀悼,1976年 牛畏予

记忆碎片

——我的父母高帆、牛畏予二三事

文 | 高腾

作者为高帆、牛畏予之子,曾任《光明日报》摄影记者

郑景康是父亲常挂嘴边的名字,家里有一本精美的油画册就是他送的。好像是1952年,或是1953年,在画册扉页上有记录日期,那是父亲弥足珍贵的物品。每次搬家都要询问这本画册的安放处,生怕丢失。他们两个人的友情要追溯于战场,1948年冬,张家口解放,这是华北部队打下的第一座大城市。路灯下,高帆撞上了郑景康。重逢的老友,又是在刚刚解放了的城市,他们尽情拥抱,亲热,打闹。郑景康拉着高帆的胳膊说:“走,下馆子。”高帆说:“没钱!”郑景康撸下手上的金镏子说:“当掉,我请你。”解放后,两人的走动更多了,郑景康是一人生活,父亲找他方便,每次去他王府井小阁楼的家,他都会热情的说:“小老弟,我又认识一家广东馆子,那个厨师烧的菜不错,我们去尝尝。”我只知道郑景康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历史背景复杂,我哪里知道郑景康还有显赫的身世,他的父亲郑观应是近代实业家,大买办,著有《盛世危言》一书。

高帆为牛畏予所做的相册

······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我父母坐一夜运煤火车赶到石家庄,在那见到负责《晋察冀画报》的石少华,他留牛畏予在画报社工作并让留守人员谷芬教她学照相,因相机老,焦距固定,她们在麦田练习目测距离,一垄三米,一垄五米,利用赶集时拍照,选择光线和角度,回来冲洗,印片,讲评,母亲从零开始接触摄影。不久北平解放,高帆与齐观山等进城,后父亲跟随刘邓部队进军西南。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部队合并为华北军区即后来的北京军区。石少华让母亲当摄影记者并告诉她,新中国需要女摄影记者。过了一段时间,当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萨空了责成石少华组建摄影部,也就是后来的新华社摄影部。母亲开始在摄影部中央新闻组任摄影记者,组长是齐观山。她拍摄的薄一波在前门火车站迎接邓颖超、蔡畅大姐的图片,登在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的人民日报上。母亲经常找对外组,询问有什么样的片子需要她去拍,她几乎跑遍了祖国各地,偏僻角落,使她的图片种类变得丰富。我的母亲在新华社一直工作到离休。

高帆画报选题栏目规划的工作笔记,1962年

我的母亲是幸运的,机会和朋友相伴,她只要努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母亲的摄影之路有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来自于许多人的帮助,比如拍华罗庚时,在现场就有戴戈之的夫人、郑景康的学生和助手章梅的帮助。再如当年新华社摄影部的黑白、彩色暗房师傅,冲卷、印片、放大都是他们在做,这是多给力的后勤保障啊,简直让摄影人羡慕死了。我知道的牛畏予背后有个老师群体:石少华、郑景康、张印泉等等。母亲还有一位得天独厚的老师,我的父亲。战争年代,他们经常天各一方、聚少离多;和平时期,父亲在母亲的摄影道路上始终扮演图片编辑的角色。他经常告诉她这张图片怎么好,另一张图片怎么不好,他会大胆剪裁,毫不客气,把重新剪裁好的图片贴在卡纸上,不信你记不住。“文革”岁月,母亲在小院每天晚上给石台上的蜂窝煤炉子封火的场景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她戴着打了补丁的线手套,用火筷子把十二个眼的蜂窝煤对正,再用铁棍通一遍,最后把镲形盖倒扣在炉膛上,周边用炉灰小心翼翼地填满、压实,不能漏风,只有这样,第二天早晨炉火才不会熄灭,才可以生火做饭过日子。天天周而复始重复着一个动作,忍耐、执着的人生态度,改变着母亲,使她乐于去偏僻艰苦的地方,乐于与劳动人民为伍,这才使她拍摄的图片类别变得丰富起来。

牛畏予关于新疆巴里坤报道(1960年)的照片和文本(手稿)

自然,我的母亲也没忘记父亲的提醒:摄影要走出去。母亲拿回的不发稿的废片,父亲又认真筛选,剪裁后贴在卡纸上进一步审视。他说不要轻易丢掉废片,留着,让时间来沉淀,也许它会成为一张不错的片子。

以上完整内容详见《中国摄影》2017年6期

更多精彩请持续关注更新

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留言邀约

近期精彩文章

做 有 品 格 的 摄 影 杂 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