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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的贫富阶层决定人生?这部纪录片告诉你真相并不简单

原标题:孩子出生的贫富阶层决定人生?这部纪录片告诉你真相并不简单

时她还太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了价格。

——茨威格《断头皇后》

房价、学区、教育、经济……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我们都被不安感紧紧包裹。阶层的壁垒无法跨越,向上的通道已经关闭,在一个固化的水泥社会里,不同背景的孩子会面临怎样的人生?

英国BBC曾经连续追踪了一群孩子50年的人生,从7岁到56岁,每7年一个阶段,拍摄了记录片《人生七年》。这部纪录片中体现的阶层固化问题,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激烈讨论。实际上,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单独样本,按照BBC的模式,已经复制了美国版,日本版,南非版……其中评价最高的是苏联版《人生七年》,甚至超越了原版的英国版。

从1990年开始,导演挑选了20个1983年出生的苏联孩子,追踪了他们7岁、14岁、21岁、28岁的人生轨迹,按照计划,最新一期35岁将在2018年拍摄。与英国版追踪的是五零后的人生轨迹相比,苏联版的孩子是中国八零后的同龄人,由于社会背景的相似性,我们在其中能够找到更多的共鸣。

我们小时候带红领巾,入少先队,苏联的孩子加入“十月儿童”,带五角星。

与英国版相似的是,《生于苏联》也展示了出生家庭背景对人生道路的影响:官二代去国外受教育,成为外国的富裕阶层;知识分子的后代成为中产阶级;工农子弟成为蓝领阶层。政局的巨变并没有为阶层上升打开太大的开口。

但是与英国版只关注了社会中的阶级固化不同,《生于苏联》被置于1990-2011年的时代大背景下,以更宽广的视野展示了比贫富更强大的力量——命运。

正如旁白中所说:这些孩子们,现在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眼睛有不同的颜色,人生经历和生活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共同点——出生在苏联,一个已经消失的伟大国家

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其实都是渺小卑微的个体。

拉多出生在格鲁吉亚的高官家庭,7岁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上网球课,想要的礼物是奔驰车。14岁时格鲁吉亚内战,对他的生活也没有影响。那时的拉多已经是个有主见的美少年,计划结束网球训练,因为“学习比体育更重要“。

按照预想的轨道发展下去,这个出身优渥的孩子将子承父业,成为上层社会的精英。

拉多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形象,家庭的政治背景让他对人生多了一重抱负,但优越的生活又养成了他轻率的习性。18岁时他开跑车出了事故,受到重伤。21岁片中已经收敛了很多,那时他在法国留学,由于家庭关系常年住在领事馆,直到被身为驻欧盟大使的外婆“赶走”。

21岁的拉多开始思考国家层面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深感个人的无力,他梦想回到家乡去改变社会。28岁时,拉多已经不复少年时代的锐气,他在“四大”工作,负责设计金融模型,成了一个高收入的上班族,发福严重,孤独,并且执着地怀念前女友。

与童年和少年时相比,成年后的拉多已经感受到落差。他渴望像父辈一样成就事业,思念故国和朋友,但资质普通,又放不下异乡舒适安逸的生活,每每在内心挣扎和拉扯中消耗着能量。

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帮助后代轻易得到社会的高阶位置,精英的子女通常有一条“止损线”,哪怕一事无成,也不至于滑落到社会底层。但头顶父辈的光环,一切可以轻易获得,有时反而会成为舒适的陷阱。

在7岁篇中,娜思佳Nastya就非常惹眼,不仅是因为她是全片中最漂亮的女孩,还有她显得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她生活在吉尔吉斯,影片拍摄时,她所居住的地方因为政局动荡实施了宵禁。

21岁时,娜思佳已经糊里糊涂地结婚,离婚,一边在大学学英语,一边在打工赚钱。她敢想敢说,对社会和时局有自己的看法,反对美国在吉尔吉斯建设军事基地,认为911是美国人活该。

后来,娜斯佳和一个咖啡馆老板结了婚,28岁篇中,由于政局动荡,他们的咖啡馆被烧毁,她和丈夫移民到了俄罗斯,生下了女儿,终于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她在片中为21岁时关于911的轻率言论表示道歉。

无论你身处哪一个阵营,都无法逃脱被时代的车轮碾轧而过。

在7岁时,她的梦想是世界和平。

相比之下,另一个小姑娘塔尼亚(Tanya)要幸运的多,她生活在列宁格勒,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在这个相当于俄罗斯的上海的大城市,塔尼亚7岁时就受到了西方式生活的吸引。14岁时,她穿着露腰的短T,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里花一整天挑选衣服。

片中没有交代塔尼亚的背景,但应该家境不错,她从小就练习芭蕾舞,7岁时曾梦想与闺蜜一起通过舞蹈学校的选拔。21岁时,她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下班后就去做头发做SPA,与男孩谈情说爱但保持头脑冷静,成了都市中的独立女性。

图片来自豆瓣,下同

塔尼亚一直是片中的时尚先锋。28岁时,她在一家公司当HR,结了婚,与丈夫的共同爱好是极限赛车。

纪录片中还有两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孩子,他们是一对工人家庭的双胞胎,普通家境的兄弟俩没有学艺术的机会,从小调皮捣蛋,在7岁篇里是典型的熊孩子。

14岁时,他们的父亲去世,生活环境也很糟糕。不过大城市里也给平民孩子提供了机会,弟弟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海员工作,在21岁篇中春风得意,有点得瑟。后来,弟弟在经济危机中失了业,28岁时,兄弟俩的关系因为钱而出现了一点隔阂。不过兄弟俩从7岁到28岁的精神状态都不错,即使在生活艰难的时候也看不出太多失望的神情,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朴实乐观。

从小学芭蕾的女孩长大后仍然是时尚白领,小时候放养的熊孩子继续留在劳工阶层。一个国家消失了,但不同阶层的生活轨迹依然没有交集。

在第一季七岁篇中,有一个让人挂念的小难民帕沙,他来自阿塞拜疆,因为战乱跟随父母流浪到莫斯科红场搭帐篷避难。他长相可爱,梦想是得到一个魔杖,能把老虎变成老鼠。但是在拍摄后不久,帐篷区被拆除,帕沙从此不知所踪,在14岁、21岁和28岁篇中再没有出现过。

动荡的世界里,人的命运如浮萍。

还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孩子让人记挂。他是孤儿,因为父母去世,奶奶无力抚养他,而被送到为军乐队培养人才的孤儿院。7岁时,安德烈表现的非常成熟懂事,思念妈妈的表情令人心碎。

纪录片播出后,很多家庭希望能收养他,都因为苛刻的收养条件而被拒绝,直到14岁时,安德烈才被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但没过多久又被弃养。14岁篇中,他已经不复童年时纯净真诚的眼神,表情始终带有一种自嘲的冷笑。但命运似乎发生了逆转,一个富裕家庭再次收养了安德烈,并对他视如己出。他说他的愿望是:希望一切顺利。

安德烈住进了富人区,后来上了大学。21岁篇中,他追随潮流辍学创业,跟自己的狗一起住在出租房里。虽然身份上已经是美国人,但安德烈对故乡俄罗斯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和眷恋。

在这部纪录片中,那些在幼年时信誓旦旦要离开这里去外国生活的孩子,最终都选择留在故土。而成年后远赴异乡的,无论是拉多这样的富二代,还是安德烈这样孤儿“逆袭”,都表现出对异国的冷漠和对故乡的深情怀念——无论那里的环境多么令人沮丧。

人类与童年的牵绊是多么复杂啊。21岁的安德烈说:“人是不可能被彻底改变的。”“我是一个俄罗斯人,将来要回到俄罗斯生活,死后也要埋在俄罗斯。”

28岁时,安德烈搬回到养父母的豪宅,拒绝了参加拍摄。他神情落寞,并不愿说明缘由。很多一直追踪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推测,他可能创业失败,再次遭受了沉重打击。

这似乎是一个逆袭的人生轨迹,但当事人改变了境遇,却无法改变命运

在采访小难民帕沙的时候,跟他相距不远的地方,生活着安东Anton一家。帕沙住的是帐篷,而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安东住的是俗称的“高官楼”。安东的姥爷是党内的“笔杆子”,机关报的主编,母亲也是文学评论家。安东7岁时就表现的对政局充满洞察,但与官二代拉多的自信不同,安东的眼神闪躲而犹豫。

由于社会动荡,苏联的离婚率非常高,安东的父母就离异了。安东认为父亲不负责任。14岁时,他因为旷课被中学开除——这其中暗含了一个背景,由于政变后外公的失势,家道已经中落。不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安东仍然属于中产的阶层。

21岁时,安东大学毕业,搬出了外公的“高官楼”,去杂志社工作。28岁时,外公去世,“高官楼”的房子也被他卖了。他已经成为杂志主编,一个新的社会的新的中产阶层,采访结束时,他正和妻儿在英国旅游。

安东代表了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境遇,看似安稳,实则脆弱,不管怎样,他现在过上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

阿霞Asya的背景和人生轨迹与安东及其相似,同样是生活在大城市(圣彼得堡),同样是单亲知识分子家庭,同样在少女时代被迫转学。阿霞7岁时就口吻老辣得评价苏联的经济改革,梦想着以后嫁给法国人,到国外生活。

阿霞的青春期过得很不愉快,父亲弃她而去,母亲也不怎么管她,在重点中学她又被孤立。28岁时,她没有出国,而是成了考古专家,在大学教书,说话仍然自信而犀利。

另一个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女孩卡佳Katya的遭遇令人唏嘘。她从小就被视作早慧天才,7岁时就退学跟着母亲在家受教育,写诗,思考哲学,14岁时自学了多门外语,21岁时因为抑郁从大学退学。

卡佳一度非常消沉,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重新进入大学。28岁时,她从英语专业毕业,在一家客服公司当英语话务员,并在业余时间写英文小说。虽然才华的早逝令人遗憾,但她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对现状非常满意。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所有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除了像卡佳这样被过早开发又过早陨落的天才,其他人最终都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与精英阶层相比,中产依靠的是学历专业等技能,这也导致他们的后代无法拥有像精英后代那样的“止损线”

与安东们不同,季马Dima出生于莫斯科的工人家庭,他性格非常乐观,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点与知识分子家庭中忧郁的安东、犀利不屑的阿霞形成迥异的反差。14岁时季马喜欢rap,是个典型的街头小青年,因为当时市场物资紧俏,还在家里养了鸡。

季马后来去了职业学校学烹饪,又去空降兵部队服役。军队里的生活很苦,但季马乐观的个性反而让这段经历带上了理想主义的热情。

21岁,季马退役,和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跑去德国当了厨师,甚至还当了足球运动员。28岁篇中,他离了婚,回到莫斯科成为一名地铁司机。

季马的生活远远算不上世俗意义的成功者,但他乐于随遇而安。没有官二代的政治抱负,没有知识分子家庭的焦虑,没有向上改变阶层身份的迫切渴望。家庭不算富裕,人也没什么规划长性,但是日子虽说不上多好,倒也随性。

与季马类似的还有一个乡下孩子Sasha 萨沙,他天性乐观又好玩,7岁就不想读书,怀念幼儿园时整天无所事事还不用写作业。14岁白天在课堂玩打火机,晚上去夜店跳舞,对政治毫无兴趣,就想待在村里。

照14岁的轨迹发展下去,似乎游手好闲的萨沙很容易人生艰辛或者成为小混混。21岁篇中,他从汽修学院毕业后入伍服役,成为炮兵。28岁时,他已经退役回家当了司机,从事了他小时候就梦想的职业,娶妻生儿,对平静的生活非常满意,认为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

虽然听来很像心灵鸡汤,但季马和萨沙都说明了,一个人的幸福和自在,与财富也许有关,但更取决于内心的欲望多少。知识分子阶层在为教育、房价甚至政局而焦虑,但对于才华普通又没有背景的人而言,也许一味地追求打破阶级固化出人头地是徒劳的,反而更多需要的是内心的安宁。

在21岁篇的结尾处有一段旁白:他们即将步入社会,我希望他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然而现实是,大部分人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艰难的生存。小时候的纯真、灵气甚至美貌和天赋,在成年后都慢慢消失,无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门阀子弟,早慧少女,还是有家学渊源的高知后代,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平庸。曾经令人艳羡的上天馈赠,却往往要在未来交换未知的代价。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早年生活对人性格的巨大影响,而性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命运的前行。仅仅通过出生时贫富的划分就推断人生的剧本,未免过于草率。

而这个剧本又不能催更,就像纪录片中的20年光阴一样,只能自己一步步走出来。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萌萌沙龙”(ID:mengsa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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