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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港青,为什么来内地寻梦?

原标题:“北漂”港青,为什么来内地寻梦?

南风窗

在地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是相似的,“北漂”香港青年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同。

对于香港来说,只要是内地都算“北方”;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是去内地打拼,都算“北漂”。

龙文康编剧的《香港家族》刚在香港大会堂演完不久,《香港家族》原本的名字是“漂流家庭”,A Floating Family。他解释说,上一两代香港人,都不是土生土长,大多从内地逃难而来。到了他这一辈,又有很多人移民海外。“在香港,大家一直在漂流。”

而“在地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是相似的,‘北漂’香港青年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同”。

香港国际机场里来往的旅客。

广阔天地

郭靖正在和培训的学员做这样一个游戏:大家围成一圈,每个人手里一个玩偶,规则是玩偶必须传给另外一个人,每个人至少传递一次,不能重复,不能把玩偶掉在地上,最后交到郭靖的手中。

这个设定的意思是,玩偶意味着一个生命,参与者意味着一个身份,玩偶在人们手上流转,就像人生的一个传递——最开始由医生交到父母手里,父母交到老师手里……而生命只有一次。郭靖来到内地就像是一次生命历程的“传递”,上一站是香港,这一站,他把自己交到了青岛手里。

少年时期的郭靖十分反叛,令学校大感头痛,“屡教不改”之后被学校开除。留学到澳大利亚,又被学校劝退。期间郭靖的妈妈突然去世,他幡然醒悟,发奋读书,拿了奖学金考到加拿大,正是在加拿大接触到了“营地教育”,“突然爱上了这个行业”。

毕业回香港工作,他也没忘了做一名营地教育的志愿者。简单地说,“营地教育”就是让参与者在户外活动中接受积极的理念,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力以及心灵方面的成长。

郭靖一直很清楚自己要“做教育”,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发现真正能够帮助青年的,不是毕业之后给他们做心理辅导或职业规划,而是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关注他们的心志。而且90年代很多港人回到内地,“这个身份认同很感染我,”郭靖说,“高中时,我就对爸爸说,毕业回内地。”他干脆辞了香港的工作,一心一意在青岛做起了“营地教育”。

郭靖

律师凌宇光来到内地则是家庭的缘故。父亲是广州人,50年代到香港,凌宇光的爷爷、大伯、姑妈等一大家人都在广州,每年的春节、清明,他都在广州度过。凌宇光会考考得不是特别好,在香港没什么机会读好大学,正赶上2008年经济危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留学,而到内地读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学费低廉,还可以选自己心心念念的法律。

凌宇光在内地一气儿读到了研究生。从暨南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从和舍友说粤语到和舍友吃鸡蛋灌饼,凌宇光养成了吃葱蒜的习惯,有朋友从香港到内地玩,临走他还会给塞一只“全聚德”烤鸭,唯一让他郁闷的是,“全聚德”怎么“那么难吃”。

2007年毕业,他回香港做了一家服装公司的法务,发现工作十分枯燥,如果想晋升,大概需要10-15年的时间。律师毕竟精于计算,他想,30岁之前,自己一定要计划好后半生到底怎么发展。

2010年,凌宇光在内地一次通过司法考试,分数396分,29岁的他有三个城市可以选择:深圳、北京、上海。凌宇光的未婚妻很喜欢上海,那时“世博会”刚结束,上海“很现代、很香港”,对于两个香港人来说,生活也习惯。主意打定,凌宇光开始向几个上海的大律所投简历,2011年4月,他用15分钟搞定了面试,顺利入职。

凌宇光

徐天成是打破别人所有“刻板印象”的那种人,一见面就请笔者吃饺子,还是酸菜馅儿的,饺子上了桌,他先拿起一瓶辣椒油往盘子里滴。要不是他的“粤式普通话”口音,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香港大学经济系毕业,在美国硅谷工作一段时间,再拿到英国法律学位,拥有香港和内地双重律师资格——俨然香港青年精英模范。然而他连连摆手,“香港做法律,人人都要西装笔挺,而且一定要是那种很高档的、料子很好的,你看我在这里,哈哈,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徐天成生于1977年,20岁前一直生活在香港,20岁后足迹遍布全球,如今立足北京,别有一番“文化冲击”。他利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作,一下子写出了畅销书《我们香港这些年》,书里讲述香港这个移民城市近40年的变迁,用时间线把香港每年发生的大事串成一串,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北漂”港仔心中的故乡。

2006年国庆前夕,刚在香港高等法院宣誓成为职业律师的徐天成公派到北京,彼时正是外企投资中国的高峰期,徐天成要做的是协助外企来华投资、经营。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反过来,法务工作者往往协助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

刚来的时候,徐天成打算先在北京“玩两年”,至少也要看看奥运会,一直“玩”到2009年,他发现自己离不开了。2010年,徐天成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在北京扎下根了。

徐天成竟然喜欢北京的气候,因为“以前身体不舒服,有哮喘,湿润的天气反而不好”,说完大家都是一阵大笑;而且“地方大,一家四口住60多平米的房子在香港很普遍,在内地住可宽敞得多”。

他的“北漂”丝毫没有“背井离乡”之感,“也许是上学时太单调沉闷了,造成日后极其向往工作和环境上的改变”,一心“想看变化”,发现北京才是真正的“意中人”——身边的地铁天天在建,城市一天一个样,“70、80年代的香港才有这个感觉”。

徐天成

“马死落地走”

凌宇光回忆起1997年回归那天,很大的雨,16岁的自己满心感动。这“感动”很复杂:个人必须随着历史的车轮前进,这条道路早在1984年就已经铺就;而他也不会留恋英国人,香港人早已习惯每隔5年就看到一位港督离开,而“我们总归跟他们不一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100多万香港人移民海外,郭靖讲了一位“营地教育”前辈的故事。这位前辈当时的口号就是:“植根香港,寻根中国”,不仅没有跑到海外,竟然还跑到港英政府的政务司,对英国官员说,“你们没有未来了,可是我们香港年轻人有未来,我要做的是培训现在的年轻人,面对回归以后的香港”,政务司也被打动,用象征性的“1元钱”价格,卖给前辈一块地,让他实现理想。那时已有不少有远见卓识的港人有了这样的视野:中国是香港的未来。

香港人在面对、接受这个“未来”的时候,也确实经历了很多曲折: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才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一眨眼,20年过去了。前来内地寻梦未来的香港人,首先就是信奉“马死落地走”,假如座驾没了,就跳下来靠双脚走路,凌宇光说,“生活不是总能满足你的愿望,你要面对很多情况,自己往前走”。

郭靖的心得是:面对困难,首先要改变自己。郭靖和妻子有了两个小孩,因为从事教育工作,又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便收养了一名儿童。没想到,这个在孤儿院里看起来乖巧可爱的孩子,心理和生理都有很多问题,真正相处下来,一家人都接近崩溃了:他一直大喊大叫,无法用正常的语气讲话,调皮捣蛋,又不能正常沟通。

郭靖十分苦恼,他一直期待可以从养子那里感受到爱的回馈,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竟是冥顽不灵,逼得他一度想要把孩子再送回孤儿院。

改变来自一次出行,郭靖去泰国缅甸交界处探望一位美国朋友,朋友在那里的一家孤儿院帮忙,向郭靖介绍起“成长心理学”,他们那里有个孩子非常害怕坐秋千,一靠近秋千就哭个不停,老师们在不断地探询和分析中,才了解孩子的爸爸在孩子很小时抛着玩,不慎弄伤了孩子,才导致了他的“摆荡恐惧”。

这个例子启发了郭靖,孩子的一些看似不正常的举动是他本身挫折的反馈,不是孩子的“本质问题”,他的本意只是邀请别人去爱他,去关注他。

回到家后,郭靖开始每天睡觉前抱着养子说“爸爸爱你”,他不再纠结“爱的回馈”,不再执着地更正孩子的“不合常理”,同时下定决心,“纵然他不能爱我,我也会爱他”。结果只用了一个月,吵得全家不得安宁的孩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能和家人正常沟通、交流,还变得十分自信、活泼。

徐天成就总是遭到人们的误解:一个港仔来内地,“不懂内地法律吧,不懂国情吧,不会简体字吧”……林林总总。这真是小看了徐天成,他一次通过司法考试,在东北饭馆里挑的出最好吃的锅包肉;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街走巷;连回到香港饭店,不叫“靓女”而是大叫“服务员”——人人都朝他竖大拇指:“内地通”。而且他读中学时超爱读“闲书”,所谓“经济驱动人”,内地简体字版的书超级便宜,他周末就到深圳书城、广州书城“扫货”,简体字对他来说简直如同“探囊取物”。

对于凌宇光来说,挑战则来自普通话。本来他已经在北京读了三年硕士,99%的同学都来自内地,而且他也曾与台湾女生“拍拖”,彼此讲的都是“国语”,但还是觉得自己掌握得不够,特别是拼音,中学没好好学,现在只好拼命“找补”。

去年开始,凌宇光请了一个老师,每周六早上在星巴克教他从“bpmf”学起,一个小时75元。周六早上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上兴趣班,出发前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小朋友们看到一个30多岁的“大叔”读“bpmf”,都七嘴八舌地议论,笑得很开心。凌宇光常常“据理力争”:“我不是叔叔,是哥哥!”

香港人的特征是灵活,愿意变通,凌宇光觉得,确实有一部分香港人不愿意接受改变,但是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是愿意改变的人。“总以为自己过得好,安逸,就ok了;过得不好,就要你政府去帮我,地铁不舒服,就要求改站。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努力,他说努力没用,关键是:你有努力过吗?!”

徐天成在《我们香港这些年》中多次提到一种香港精神——“狮子山下精神”。它源自于《狮子山下》这部断断续续播了30多年的电视剧,其主题曲《狮子山下》已成为市民心中的市歌。“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只要我们的土地是自由的,我们的人民是勤奋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自己的东西,便会在社会中得到回报。”徐天成说。

寻梦未来的“大中华派”

定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说,香港的独特风格正是混杂暧昧拥挤的既存空间,就像著名的重庆大厦,多元化、复杂化、差异化,才是独特的“香港制造”。“北漂”的香港青年的未来选择,也是万花筒里的迷人一瞥,折射的是大时代的“我们一代香港人”。

郭靖在青岛生活了8年,青岛所有做营地教育的人士,几乎都是郭靖的学员。他最近打算离开青岛,前往北京或天津。“过去四年是个探路,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想实践营地教育看看会带来怎样的教育效果,带后来的人去探索。”

“我是一个先行者,很多人都会跟着我学习怎么在正统教育以外,去教育一个生命,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电话我一定会见他,我没有秘诀,全都倾囊相授,因为我的初心,就是来内地教育下一代。”郭靖上个礼拜还专门去了万科的营地,帮他们开发了一个路线,“这不是一个生意,这是一个工程,能改变人们的视野,视野才能改变一切。”

郭靖形容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水里生活不知道水清”,而营地教育带来的是一种外在的冲击,让人们从日常生活里跳出来,重新看到人的真美善,互相帮助,重新体会大自然的美。“营地教育的真谛,就是从我们平时索取、耗竭的大自然里,学到东西。”

凌宇光意识到“一带一路”的良好发展,他曾带过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水泥项目,是国内的投资项目,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政策,这个项目很可能就不存在了。朋友告诉凌宇光,自己的姐夫在埃塞俄比亚做啤酒瓶贴标,他也跃跃欲试,正是因为看到“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

凌宇光也很自豪:“我没有任何的遗产和财富,我只希望留下我的故事。”他想把自己的奋斗史和价值观留给自己的孩子,这是属于他这一代香港人的独特历程。

面对香港文化的今非昔比,徐天成表示自己并不太在意。“我是大中华派,我更多的是看到香港人才已经融入到内地。比如说很多合拍片,内地演员、香港演员、香港导演都融入进去,创造一个很中国的东西,只要整体上升就可以了。”

至于香港的未来,徐天成充满信心,“香港的往昔纵然惊涛骇浪,但仍安然无恙。”他说,给予他信心的就是“狮子山下精神”。在他看来,目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香港一直都是内地和海外的桥梁,即便退一步说做不了桥梁,那就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

徐天成也会吐槽内地的“既定模式”,比如一定要买房,到了年纪一定要结婚……他不喜欢跟着既定模式走,因此,未来依然展现出了无数可能,只是,这些可能,也许都会发生在他最爱的北京。

他挤挤眼睛说,“我认命”,因为“已经跑不了了”。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荣智慧 rzh@nfcmag.com

编辑 | 何蕴琪 hyq@nfcmag.com

排版 | 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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