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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张杨:在别处【《冈仁波齐》明天上映,今晚大赠票,还有朴树MV】

原标题:行李︱张杨:在别处【《冈仁波齐》明天上映,今晚大赠票,还有朴树MV】

1991年,大学还没毕业的张杨揣着3000块钱和一个walkman随身听,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漫游,从北京出发,经甘肃、青海、新疆,至西藏。那是他第一次长途旅行,也是第一次进藏。这片全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域拥有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美景:天空广袤,山峦巨大而荒蛮,高原湖水因纯粹而现出不可思议的色泽,云朵在世界最通透的光线中悬停半空,召唤出如梦境般的时间滞停的错觉,以及藏人五色的经幡、牧人的袍袖、神秘的宗教仪轨……一切都超出了想像。

之后20多年里,他埋首《爱情麻辣烫》、《洗澡》、《昨天》、《向日葵》、《落叶归根》一些列电影里,他在这些电影里获誉无数,也在这些时间里越来越接近西藏——不是以旅行的方式,是以电影的方式接近。直到2014年,距离他第一次进藏23年后的藏历马年,拍摄西藏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是神山冈仁波齐——藏地有很多神山,但冈仁波齐是神山中的神山,地位最为崇高——的本命年,如果这一年能沿冈仁波齐转山一圈,相当于平日转十三圈,尤为殊胜。于是,这一年,在西藏最东边的芒康,一个叫普拉村的村子里,一群11个人组成的朝圣队伍,开始了向西藏最西边的冈仁波齐神山的朝圣。张杨用一年时间跟着他们,导演(纪录)了这一年的朝圣之路,这是他进献给西藏的电影,英文名是:Paths of the Soul,灵魂之路,中文名很朴素:冈仁波齐。

人们在路上磕长头,在路上生活,在路上出生、成长、死去。摄影/张胜彬

行李&张杨

1.

行李:你91年的时候为什么决定去西藏,身边有受什么氛围影响吗?

张杨:也没有,中学的时候就爱学地理,一看地图就很喜欢西北、西南这部分,有机会的话就应该去。91年大学还没有毕业,有一个三个月的实习期,相当于假期,我就一个人把甘肃、青海、新疆、西藏走了一圈,那次旅行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后来对很多事的认识、我的生活方式,都跟这次旅行有关。

行李:但你后来的电影创作领域一直在都市。

张杨:也有藏区的,只是不多。92年毕业以后,有一年拍摄纪录片的机会,那时也去了藏区,包括云南很多偏僻的地方。98年拍《洗澡》的时候曾经在纳木措拍摄,差一点死在那里,当时高反严重,双目几乎失明,有15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掉,感觉要死了,还给摄影师留遗嘱,哪个镜头没有拍,哪个镜头必须要拍。后来慢慢缓过来,赶快吸氧,才稍微缓和了。

行李:那是什么季节?

张杨:冬天,11月份。后来开着丰田车往回跑,跑到垭口的时候有冰河,车掉到冰河里怎么也出不来,我们就一直躺在那里,心想完蛋了,这回得死在这里。98年的时候好几天不路过一辆车,如果不路过车,氧气用完了可能人就死在那里,我们只有一瓶氧气。幸运的是,过了几个小时,从山上下来一辆东风卡车,把我们的车拖了上去,后来车开回拉萨就没事了。

行李:还好,虚惊一场。

张杨:但是那个地方有很大的魔力,始终希望再去,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到这个地方来拍电影。2001年拍《昨天》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种想法,就是让男主人公贾宏声和他父亲从北京一路走到拉萨去,他那时正在戒毒嘛,就希望这么安排。他们在路上可能遇到另外一组朝圣的人,两条线索交叉,但是后来没去成。但其实脑子里一直在想怎样去这地方拍一部电影,这么多年,这个东西就勾着你。

其实91-98年期间去了很多次,每次都是去一个地方,很少有机会把西藏所有地方跑遍,那时也没有自己的车,一路搭长途汽车和运输卡车。2006年的时候,决定把西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皮绳上的魂》改编成电影,第二年我们就说一边改剧本一边体验生活,于是把青藏线、川藏线所有地方都走了一遍。终于等到2013年,我们终于可以在西藏拍电影了,一部就是《皮绳上的魂》,一部就是《冈仁波齐》,两部片子套拍,总共花了一年时间,在拍摄《冈仁波齐》的途中拍了《皮绳上的魂》,不过你们可能还要等到7月份才能看到《皮绳上的魂》。《冈仁波齐》是从西藏最东边的芒康走到了最西边的冈仁波齐神山,基本上把西藏贯穿了,对我而言是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一边旅行,一边拍自己喜欢的东西。

行李:我在去西藏之前,有长达十年的阅读西藏的过程,真正抵达西藏时,你看到的西藏,会和你之前阅读到的其他人看西藏的视角重叠,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这么多年里,有哪些关于西藏的作品影响过你吗?

张杨:我是一个体验派,所有的地方和人,你都要亲历亲为去体验,而不是简单来自于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我不太会去总结理论,更多的是深入村庄,深入家庭,真正在那里吃在那里住。

91年的时候,我和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女孩儿相约9月15日在拉萨见面,那时我还在新疆,赶了15天的车才赶到拉萨。当时我们就住在八廓街一位叫德庆格嘎的老太太家里。我们都觉得内地经历的很多大事件离西藏很遥远,其实不是,就像这位老太太,每个时代在她身上都有印记。她丈夫特别早逃到印度,她自己文革的时候下放到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一匹马驮着她走,结果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她就在那里生活了下来,别人也不知道她是谁……她就一直和我们讲,很动人,我觉得这种东西才是人和人之间很具像的交流。

我们俩从拉萨回北京的时候,身上就剩下几块钱,买了从拉萨到格尔木的长途车票,老太太送我们一盒月饼,就上路了,到格尔木以后就一分钱都没了,怎么办呢?就上火车奔西宁方向走,在火车上直接找列车长说我们俩是大学生,真的没钱了,回不去了。人家就给我们安排在餐车上坐,晚上特别冷,我们仨就在那里聊了一晚上,他坐了七年牢,出来以后就在餐车上工作,我们聊得很高兴,到西宁后他就把我们俩拽到他们家,一个特别脏的地方,在他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他把我们送到另一趟回北京的列车上,说这是两个大学生,你把他俩送回去吧……就这样,我们两吃着那盒月饼回到北京,出了北京站,身上还只有几毛钱。

在阿尔金山的经历也很神奇,我在新疆的时候碰到一个香港来的旅行者,他拿着一本攻略在看,那时候根本没有攻略的概念,所以很好奇,他也给我看看,书写得非常详细,他说这是一个香港作者七进七出新疆,把所有地方都走遍了之后写的书。我们在喀什待了两天,他走的时候就把那本书送给我了,我就一直拿着那本书沿着南疆走,走到(和田市墨玉县)芒来,夜里在一个卡车司机的店里听旁边几个人聊天,其中一哥们儿刚从阿尔金山下来,结果他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他说你去阿尔金山看看吧。我本来是要赶到拉萨去跟那个朋友会合,但是第二天我就跟着他们的大车到了阿尔金山,他们要上山去收羊毛,弄了几袋哈密瓜,沿着河床走走走,后来一下子上到四千多米,看到大量的藏羚羊、野驴、牦牛,一下子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非常震撼。

91年的事,每一幕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但其实全都是偶然,这样的旅行给了我创作上的灵感和动机,我以前的电影主要跟北京,跟成长有关,直到《落叶归根》那部电影才跳出去,变成在路上,其实跟我旅行这一部分生活有关,《落叶归根》也是我自己生活的常态,就是在路上。

行李:听上去很羡慕,完全是很个人的体验,不受阅读限制,身心自由。那时旅行的时候有什么特殊习惯?衣食住行方面。

张杨:以前很穷,必须得住最便宜的地方,大部分是四个人一个房间那种,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什么都没有,四块钱一张铺。只有一次在喀什住了一个20块钱的房间,带卫生间,那已经非常奢侈了。搭车也是,碰到什么车就搭什么车,有长途车就买个票,没长途车的地方,基本上是搭顺风车,都是装货的货车,跟司机聊聊天。

行李:每个人都希望遇到一个意外的人聊聊天什么的。

张杨:对,一个大学生背个包,看看这个人想干嘛,司机也是怕累,怕乏,有个人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他们也挺高兴。我是一个很容易融入环境的人,所以没有任何特别的需求,障碍也没有,他们带我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都能吃。

朝圣的人们在秋冬时节离开家乡,在路上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在冬天来临时抵达一片大海,大海身后,就是冈仁波齐。摄影/张胜彬

2.

行李:《冈仁波齐》里朝圣的村子选在了西藏的芒康,为什么要选在这里,是因为它地处川滇藏交界的位置?

张杨:芒康属于康巴藏区,真正磕长头的,康巴地区最盛行,而且芒康藏族人的特点比较强烈,他们的服装、发型,一看就非常地道,但是具体选到普拉这个村子是很偶然的,其实在那之前,我们在四川得荣已经找到一个村子了,村子的型态也很好,只是人的状态没那么强烈,有一天在芒康忽然碰到两个姑娘拉着牦牛,背上很多柴,那个形象特别好,就跟她们聊天,说能不能去她们家看看,于是就从这个家里开始,认识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我脑子里原来预设的一些人物,都在这几个家庭里找到了。

“形象特别好的芒康人”,和他们桃源一样的普拉村。摄影/张胜彬

行李:之前预设了哪些人物?

张杨:首先要有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可能会死在路上;要有个孕妇,她的小孩会在路上出生;还要有个屠夫,因为杀生过多想通过朝圣赎罪;要有个七八岁的孩子,这样会增加很多趣味性和不确定性;有孩子就要有他()的父母;还要有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可能是个小流氓,也可能就是一个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一路上他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要有一个50来岁、成熟稳健、类似于掌舵者身份的一个人,他会是整个朝圣队伍的头领。

行李:这样的设想是出自你多年观察的总结,还是纯粹的人物结构需要?

张杨:我把这部电影称作是纪录片式的剧情片,虽然不是纯纪录片,但里边的人物,他们经历的事,全都是真实发生的,只是我把这些事集中发生在这一组朝圣的人里。这么多年里,我在路上遇到过很多朝圣者,他们有的以家庭为单位,有的以村庄为单位,也有专门的喇嘛队伍……我设想的那些人物和状态,在路上出生、在路上死亡,其实是朝圣的常态,因为磕长头短则几个月,长则两三年,生死都很正常,而且大家都觉得是一种殊胜。

你在电影里看到了队伍里的老人最后在冈仁波齐脚下去世,那是我安排的;女孩子在途中分娩,那是真实发生的。而且那女孩子刚休息几天后就主动要求下来磕长头,藏族人本来不做月子的。

拍摄途中,我们遇见过一组从甘孜磕长头过去的队伍,原本15人,我们遇见时只有13人,因为路上被车撞死一个,撞伤两个,撞伤的送回去养伤,撞死的是一位老太太,他儿子为他料理后事后,又赶来跟着队伍继续朝圣,去帮助他母亲完成遗愿。

在路上出生的孩子,和在路上去世的老人,已经剧中人物关系,完全符合张杨对人物的设定。摄影/张胜彬

行李:这部电影很素,很干净,我看过一段录音师的手记:“这部电影没有音乐,全部是自然声音:一行人蠕动在旷野雪地、山间小溪、寺外的青石板路上,双手扬起落下,身体此起彼伏,寂静的山谷中,木板摩擦冻土的回声,混合着绵绵不绝的诵经声……当你看到充满仪式感的画面时,我希望声音也能抵达观众内心深处,能够表达人类信仰的力量。”

张杨:对我自己也是,我必须忘掉以前所会的东西,摒弃那些驾轻就熟的实用技巧,封存起多年积攒的功力。让自己回到最初,像第一次拍电影一样,用纯真的眼光去发现,用最笨的方法去寻找。对我来讲,这是一次对电影的重新认识。

行李:电影里很多个镜头,磕长头的队伍走到途中,会被路边休息的人请过去喝茶,这也是藏区很常见的景象。有一年在路上看到一个独自朝圣的老人,老人的全部家当,只有糌粑口袋、一口锅、一个茶壶、几件衣服而已。那天黄昏,因为河里发水冲毁了路基,我们被困在念青唐古拉山下,眼看着当晚要在车上过夜了,裹着皮袍的几个牧人垒起三块石头,早有人捡来柴火,有人拎着水壶打来水烧起了茶,老人怀里揣着茶碗,高兴地跑过来叫我们去喝茶。大家围着火站着喝茶,我问老人,去完拉萨准备怎么办?老人开心地笑着,给我数点他的计划:“拉萨、桑耶、日喀则、阿里……”我问,没钱了怎么办?老人晃着手里的茶碗说:“只要有茶碗就有茶喝。”

张杨:是的,就是这样。

朴树为《冈仁波齐》创作的主题曲:No Fear In My Heart。

3.

行李:你92年以后一直在拍关于成长的题材,多在都市,直到后来赵本山出演的《落叶归根》,才重新回到了道路上。

张杨:因为真正开始拍电影了,就要进入一个相对规律性的电影的节奏里,导演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的成长和个人体验为主,尤其我们还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那些年也会考虑审查的问题,所以我以《爱情麻辣烫》作为第一部电影,马上就是《洗澡》、《昨天》、《向日葵》,它都是跟个人成长,跟城市的一种关系,重心肯定也是偏向于这样一些创作。

但就像前面讲的,我在想别的剧本时,一直在想西藏的可能性,只是以前去西藏拍电影非常难,胶片时代,摄影机很笨重,需要大量灯光,剧组不可能变成一个相对小的团体,各种成本、预算,就会高出很多,感觉这个还挺遥远的。但是数字化以后,设备都轻了,对灯光的要求也没那么高,你可以减少队伍,在投资相对不大的情况下拍摄。

行李:《落叶归根》的拍摄背景是什么?大家都把那部片子说成是公路片。

张杨:这部电影的题材来源于当年《南方周末》的一个真实报道,就是一个人背着尸体回死者的家乡,我觉得这个题材很有意思,当然在处理的时候,用了比较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但是本身的形态的确有一种公路片的东西,我自己因为旅行的关系,很喜欢公路片,但是我们的公路片又不能完全按照美国公路片的套路走,毕竟中国在那之前没有汽车文化,也没有更多的公路文化,所以如果要拍,就要拍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公路故事。

行李:那故事从深圳出发,最后回到了家乡已经被淹没的万州,中间的故事全都发生在路上,拍摄地点都是你自己选的么?

张杨:当年的真实故事是把尸体从深圳背回了湖南,那一年我开着车从北京一直开到了湖南衡阳,找到了原始的这个人,去他们家跟他聊过天,但不是很合适拍摄。后来我们就开着车从衡阳走到桂林,一直开到大理,是在大理创作这个电影剧本的。因为我比较熟悉云南的地貌,最后的故事背景设在深圳,但更多的拍摄外景是在云南,最后落在万州,因为正好那时候万州在经历三峡水位上升的阶段,我们的主题也是在说家的失去,等他们回到万州,发现家没了,所以万州很适合作为电影的结尾。

《冈仁波齐》这部电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拍摄完成的,这也是拍摄《落叶归根》以来,张杨的生活常态:在路上。摄影/张胜彬

4.

行李:你现在是定居在大理吗?我看你在大理拍的部短片《生活在别处》里说第一次去是96年。

张杨:其实91年、92年就不断地去云南,那时旅行已经变成我的一种习惯。96年突然去到大理,一帮朋友在那儿写剧本,一去就很喜欢,觉得非常对胃口,实际上我好几个剧本都是在大理写的。从96年开始,每年都会在那呆一段时间,反正就是写剧本,那个地方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空间。那时候有一家叫MC的客栈,算是比较早的客栈,聚集了我们这些写剧本的人,还有导演、画家、一些做音乐的人,后来艺术家越聚越多,最多的时候,一个春节可能来了40多个画家,大家一起聊天,一起玩,这些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到了2002年,原来我们住的MC的后院有房子出租,反正每年都要来,我们就干脆租了下来,以后再去写作时就落在这个地方。大理不光是地方有意思,人也很有意思,我在《生活在别处》里,也是在讲这样一些人。

行李:96年的时候,大理是什么样子的?

张杨:那时现在最火的人民路还只有一些当地居民,比较热闹的主要是洋人街,有一个西藏咖啡,MC客栈,还有四季客栈、愚安园,后来又出现了人民路的“鸟吧”。老外和背包客就流动在这几个地方,彼此就认识了。

大理最开始其实就是国内外的一些嬉皮喜欢这儿,这里的生活成本非常低,有没有钱你都能生活,其实来的老外都特别穷,但他们在那生活得非常好,慢慢就变成了一种氛围。后来97年、98年,就认识了赵青,那时还没有青庐。

行李:赵青最早的房子是不是在南诏风情岛上?

张杨:对,我们坐着船到他那个岛上去,感觉太仙儿了,完全与世隔绝,超出你所有预料。后来赵青成了我们很好的朋友,他也从那个岛上搬到了双廊,做了青庐。我们每年去大理都会绕到双廊去看一眼,那时候双廊只有一个叫“彼舍”的小招待所,15块钱一晚,我们有时候在那儿住一晚上,在他们餐厅吃鸡什么的,后来我们也住到了双廊去。

行李:在那之前你已经去过新疆西藏这样的壮美之地,大理的风景还会吸引你吗?如果是因为艺术家聚集,北京不也是艺术聚集之地么,为什么大理这么吸引你?

张杨:它的氛围完全不一样,那些风景优美之地,都没有大理有这么多人的元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早先都是玩摇滚乐的,混的也是摇滚圈,非常自由、随意,到大理后发现也很自由,除了北京,只有大理有这种相似的感觉,可能早年间的阳朔也会有这些老外聚集,大理更多的是从泰国、东南亚、尼泊尔那边过来了一些嬉皮,他们的整个形态会对大理有影响,你可以说他们很穷,但他们很热爱这种生活,不需要更多的物质,很闲散,节奏非常慢。

另外大理气侯非常好,海拔也刚刚好,不会有高反,那时我们经常在大理学院踢球,可以踢球,就说明能特别好地适应这里的海拔。

大理的气候:单说大理的云,每天每时都在上演各种把戏,你可以整日无所事事,只是观察它们。摄影/张杨

行李:这两年大理和双廊变化很大,很多早期的人都陆续离开了,好像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一种发展脉络:一帮嬉皮和背包客发现一个地方,创造一种美好生活,很穷,很快乐,把它变成文艺的沃土,然后文艺粉丝到来,商业到来,以前的生活和秩序被打乱,早期的开拓者们陆续离开。

张杨:这好像就是规律,当年后海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老呆的地方。那时候就一家叫白风的酒吧,后来出现唐朝乐队的经纪人做的一个酒吧,还有我们的哥们儿做的一家泰国菜餐厅,就那么几家。有那么两三年,那里就是我们的据点,天天在那儿玩。突然有一天它就变成非常热闹的地方,变成了文艺青年的聚集地,然后慢慢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就不去了。

但是大理非常大,并不只有古城、双廊,其实最早生活在大理的人,现在还生活在这里,有的来来走走,大多是他们自己还没想清楚真正要过怎样的生活,有些老外是走了,过两年又回来,呆两年又走了……现在变化当然还是很大,但是还没有到让你完全崩溃的那种,还是能找到另外一些安静的地方。

最开始只有洋人街,我们坐在“一线天”的酒吧门口看着各种人走来走去,老外们、姑娘们、当地的老太太或者别的人,后来慢慢发展到人民路上段,出现了老外开的“凤凰”、“坏猴子”这样一些酒吧,也很舒服,我们每天下午在那儿晒太阳,写剧本,看人走来走去,那条街上你能认识的人基本都能看到,大家无非上来下去,打个招呼。

现在“一线天”还坚持在那儿,人民路变化特别大,慢慢的从上段发展到了下段,以前下段是很偏僻的,感觉要走很远才能到下段,现在下段已经非常热闹了,成了另一个中心,但是好像已经没有你想去的酒吧了,于是又拐弯到了叶榆路上,那里又出现了几个挺好的咖啡馆和酒吧,这些地方又有点像当年大理的感觉,人民路反而就成了过去……这好像就是城市发展的脉络,哪里都一样。

大理的田园:由世代居住此地的白族人耕耘、创造。摄影/张杨

行李:你在大理的生活版图是怎样的?

张杨:大理很丰富,比如苍山有一条玉带路,喜欢爬山和走路的人,会从某一个地方上到玉带路,再沿着玉带路横着走十公里,从另外一边下来。现在大索道开了,可以上到3900、4000米的地方,快接近苍山的最高峰了,那一带夏天的时候杜鹃花开得非常好,“野性中国”的创始人奚志农老师在那里做了一个苍山自然中心,做一些动植物的研究。大理每星期还会有不一样的市集,这些市集是构成大理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

大理的山:苍山自然中心的杜鹃花及黑森林。摄影/张杨

行李:你会去市集?

张杨:去呀,这些市集是我们街坊邻居最重要的见面时候,比如有一个柴米多的集市,好多人平时你在大街上见不着,他们就生活在另外一些村子里,或者山上,比较偏、比较便宜的地方。了周六,到市集上卖点自己生产的东西,有点收入。这样的市集就像一个Party一样,夏天的时候,柴米多会在非常大的草坪上举行市集,那完全是大Party,也有各种体育运动,玩踢毽子、踢球什么的,还有皮划艇,什么都有。

这样的集市,每周至少有六七个,有的在花海里,有的在艺术区里,还有一些嬉皮甚至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物物交换的小市集。现在来了一些新人,他们会带来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们会形成一个个小群落,自己玩自己的。

大理的人:柴米多市集,每个卖主都有一箩筐故事。摄影/张杨

行李:他们都生活在别处,你是怎么看待“家”的?

张杨:最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父母生活的地方是你没办法选择的,真正到你有自主意识的时候,发现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一种生活,甚至不是你想要生活的城市,你会重新做自我的选择,你对任何城市的情感都是和从小到大的记忆有关,但是北京这么多年的变化太大了,大到连记忆的地点都没有了,你连怀旧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之所以选择大理,是因为大理这种状态更适合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可以在这儿安家。

大理的海:这海使无数人心碎,使无数人心安,心安处便是家,所以张杨在这里住了下来。摄影/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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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你们的故事!

文字:Daisy

照片:张杨 张胜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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