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正文

读懂中国经济, 必须理解服务业这关键一环

原标题:读懂中国经济, 必须理解服务业这关键一环

占GDP比重超过工业后,服务业已经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是新常态下一个重要的经济表现。

随着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中国经济运行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提高等,这也是让海外中国经济“硬着陆”论一次次“流产”的重要原因。

服务业既是当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重要支撑,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还是新经济成长的重要源泉。

然而,这一历史性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其间曾经历了漫长时间的跨越。直到2011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快速上升至35.7%,真正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45.3%,首次与第二产业持平。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年均3.3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升,到了2016年已经达到了58.2%的新高度。可以说,2012年前后正是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动能位势转换的历史节点。

在相似的历史节点,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大约7~11年左右的转型期。

其中,美国的转型时间节点在1950年左右,其后完成这一经济转型跨越的时间大约是10年;德国在1969年前后,跨越时间大约是11年;日本是在1970年左右,跨越时间大约是7年,韩国在1991年前后,跨越时间大约是8年。

从这个角度来回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确实是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卓识的。为适应“新常态”所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确实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为完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性使命和战略性任务,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其中,对新常态下服务业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总结规律、拿出对策,应该成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

近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主编完成的《新常态下的服务业:理论与实践》已经付梓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国家统计局专家在服务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公众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经济资料。

从统计的角度出发,该书首次搭建了一个研究中国服务业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并首次披露了官方从投入产出角度对中国服务业的研究结论。该书为厘清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以及服务业快速发展与经济运行各方面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中可提炼出三点启示。

第一,服务业和工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主要路径。

中国的长期工业化曾经形成了“无工不富”的固有理念,很多人对当前服务业超越工业的产业结构变化还有一定的疑虑。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出现了“泡沫化”,其比重快速提升是经济增长潜力不足的表现;也有观点认为服务业快速发展会挤占中国工业增长空间,加大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

但从服务业发展的自身特点和主要国家的国际比较来看,服务业和工业之间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关联、互为促进的,两者融合发展将是新经济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世界范围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00国际元左右的国家,第二产业占比通常都是最高的,并呈现工业带动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在这一阶段,工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直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将通过相对价格变化促进要素投入、带动生产服务业快速发展。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2599国际元,恰好也是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见顶回落、服务业占比快速上升的有机协同互促时期。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发展为工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市场支持和组织支持。

一方面,优质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金融服务、物流仓储、零售广告等服务直接提升了工业产品的附加值、降低了工业产品升级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工业升级也加速了服务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甚至有很多服务业本身就是从工业体系中分化出来的。

从国际大都市产业发展的历程看,当服务业比重达到60%以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向更为明显,服务业内涵呈现“产品服务化和服务产品化”的特征。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以及服务业的制造业化趋势,这两种双向而行的融合趋势将更为明显,并且已经在北上广等国内一线城市发生。

中国政府颇具前瞻性地主动推动了这一融合趋势的发展。2016年1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已经为当前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指出了可行的道路。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带动服务业发展的最主要手段。

相对于G7国家服务业的表现,中国的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大而不强”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的这本书中所做的一项国际比较显示,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看,中国仅有工业为关键部门,而G7国家中除工业外,还有6个服务业行业也是关键部门,分别是:批发、零售和机动车修理,运输和存储,信息和通信,金融和保险,科学和技术,行政和辅助。

进一步的量化研究显示,以服务业的增加值与相应行业总投入(总产出)之比所代表的增加值率为指标,来衡量部门或行业增值能力强弱,则2014年的国际数据比较会有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构成虽同G7国家较为相似,但G7国家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占比要远高于中国;二是G7国家绝大部分生产性服务是投入到服务业自身当中,而我国有一半以上的生产性服务是用于工业当中;三是中国的服务业在批发零售和机动车修理、运输和存储、信息和通信、金融和保险、房地产上发展较好,但相比G7国家,在科学和技术、行政和辅助、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等方面则明显较弱。

这说明,中国要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首先要加强教育和研发投入,增加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要素供给;其次,要打造有龙头带动作用的服务业门类,同时建立服务业内部各门类之间的内生增长支持机制;最后,要关注在科技、行政、人体健康等领域服务业需求的培育与释放,优化中国服务业的结构。

不管是增加要素供给还是释放终端需求,事实上都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继续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科研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产品质量品牌建设等工作,才能释放服务业发展的活力;而通过收入体制改革、医疗养老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综合举措,才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盘活庞大的居民储蓄并转化为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

事实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早有先例,中国快递服务行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例证。

过去30年,中国建成了全球最为领先的三张网,一张是以特高压为代表的能源供给网,一张是以移动通信和光纤为代表的通信网,还有一张是快递业所在的,以高铁客运、公路货运为代表的交通物流网。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快递业连续四年同比增长超过了50%,2015年达到206亿件,稳居全球第一,带动网购消费额达2.9万亿元。

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发现,从月度的时间序列来看,快递产业的急速发展同资本的充裕密不可分,资本的促进作用对快递产业形成了格兰杰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以这个结论再往前追溯,正是中国在2005年通过并在2006年实施的邮政体制改革,放开了资本进入的通道、释放了行业增长的活力。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明确指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快速发展,既拉动了消费增长,也促进了消费升级。这五大“幸福产业”恰好处于中国和G7国家在行政和辅助、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行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差距上,也可被视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潜在龙头行业。撬动五大“幸福产业”的需求,也都要靠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

第三,做好“三新”统计、摸清服务业的结构性数据和经济作用链条,是未来系统研究并悉心引导服务业发展的基础环节。

同农业和工业不同,服务业的统计监测有两个难点需要突破,一是搞清服务业的基础数据,二是摸清服务业在宏观上的经济作用机理和微观上的产业链条。

在基础数据环节,服务业本身门类较为复杂,基本涵盖了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之外的所有行业,具有行业覆盖面广、调查对象庞杂、管理部门多、新经济模式变化快等特点,因此统计分析的难度较大。

目前,仅按照国家标准就确定为15个行业门类,每个门类内部还有大量的子门类和孙门类,涉及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和个体户,法人数量超千万家。这15个门类不仅各自的经济运作模式差异很大,而且很多服务门类杂糅在传统制造业中,部分服务业门类还涉及非市场交易,这给以生产和再生产循环为核心、以市场交易为衡量标准的传统统计核算体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最近几年,国家统计局相继建立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调查制度,完善了服务业小微企业的调查制度,编制了服务业生产指数,建立电子商务统计调查制度等,在服务业统计的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服务业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与服务业统计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还是十分突出,新经济、新服务、派生产业等统计都亟待加强。

当前,在经济稳中有进的总体形势下,经济工作仍面临“两难”“多难”和“一果多因”“一因多果”的复杂性。要谋定而后动,需要在经济监测上加大投入,加快建立同服务业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地位相适应的统计监测制度。一些发达国家专门为服务业统计增设了专业的机构和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卫星账户,一些成功经验也可为我们继续吸收。

在服务业的经济作用机理和产业链上,需要做的研究探索工作则更多。

不同于农业和工业,服务业产品在投入产出中主要是以中间投入和中间产品的形式存在,其生产和再生产链条会更为复杂。比如,从铁矿石到钢铁长材再到建筑业需求和房地产投资,可以以产品周转为核心,拉出一个完整清晰的生产和再生产链条,方便在宏观上通过调控生产和消费节点,让整体产业处于可控的波动区间。但对于其中研发、设计、咨询、金融、中介等服务,却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式去描述其各环节的作用机理,也就难以做到精准调控。

因此,对服务业的统计研究要坚持分类解构的思维,要做大量沉到微观的经济行为调研。我们甚至可以反思,对于服务业统计,是否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统计思路,是否可以应用类似区块链这样的非中心统计的模式,是否能用大数据方式实现全覆盖型的监测?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加强对服务业的精细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认知新常态的重要手段,而国家统计局的这本书已经为公众打开了一扇有益的窗口。

(作者系第一财经综合新闻中心及北京新闻中心副主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号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