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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京 | 尹明德与《宣慰日记》

原标题:董晓京 | 尹明德与《宣慰日记》

近人尹明德的《宣慰日记》,是记载滇西抗战时期滇西边区军民联合抗战各方面情况的抗战实录,据作者亲历其地的见闻而录,以其记载的翔实可信成为研究滇西抗战相关问题的重要文献。遗憾的是,关于尹明德本人的情况以及《宣慰日记》的价值,记载阙如,即使部分资料中述及其人其事,也仅是粗线条的勾勒。显然,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对尹明德这样肤浅的了解,这与他的卓越贡献和《宣慰日记》的学术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评价一部作品须先了解作者,所谓“知人”才能“论著”。笔者通过査阅梁河县志、《腾冲孟连村尹氏谱略》、李根源所撰《永昌府文征》以及大量滇西抗战的相关资料,对尹明德其人及其《宣慰日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尹明德(1894—1971年),字泽新,号光南,云南省腾冲县河西乡孟连村人(今属德宏州梁河县)。据《腾冲孟连村尹氏谱略》记载,尹氏祖先原籍南京应天府,明初随军入滇,始居腾冲缅箐练,后迁河西练孟连村。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七月十二日,尹明德诞生于此地。祖父尹维仕,字学之,号纯臣。尹维仕幼年经历杜文秀起义,随父母迁徙流离,待起义平定回乡,已是家徒四壁,田园荒芜。尹维仕感叹:“吾家以耕读为世业,今不力耕,何有于读?”[1]于是带领其弟开荒种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尹维仕生性慈善宽厚,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凡修路、造桥、建祠、修庙等善举无不倾力相助,深得乡邻敬重。尹维仕在闲暇时,常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告诫乡里子弟:“为人能勤耕苦作,即一生享用不尽。”[2]尹明徳之父尹占甲,字苑林,号捷魁。尹占甲自幼聪颖慧敏,读书超群。其父曾教诲道:“汝祖笃志力学,应试九次,后于有司,未青一衿,今为汝慎择师保,厚具修脯,汝宜攻苦力学,以竞先人遗志。”[3]尹占甲“因是愈加奋勉”,于光绪壬辰年补腾越厅学弟子员,后被地方绅民荐举,任野人山总练。

尹明德在少年时期就受到了同乡先贤李根源的启迪和激励。1911年片马事件发生后,李根源受云贵总督李经羲委派,率队到滇西边境作深入调查。在此期间,李根源曾回乡祭扫祖墓,探望亲友,并鼓励同乡少年尹明德到省城读“新书”。面对仰慕已久的民主革命前辈,尹明德心潮澎湃,激情万丈,他敬仰李根源的才情,钦佩李根源的爱国主义情怀,立志发愤读书,以李根源作为楷模,将来成为有益于国家的栋梁之材。不久,尹明德满怀求知欲望,远道省城昆明求学。初入云南省立髙等学堂附设法文专修班补习,1912年春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17年,为了寻求新知,尹明德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5月,正当尹明德在日本东京经过一年的补习,准备报考正式学校之时,国内发生了北洋军阀段祺瑞与日本订立卖国的军事密约事件,尹明德立即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毅然中辍学业回国抗争。回国后,尹明德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对日本深感厌恶,再也不愿回到日本继续求学。1918年夏末,尹明德考入国立北京工业学校机织系学习。此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被推选为工校代表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各种活动。

1924年春,尹明德为了提高自身学识,又进入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班继续深造。此间,尹明德与腾冲县在北京各大高校读书的青年学子共同创办了《新腾冲》刊物。由于腾冲地处边疆,因此边疆问题成为《新腾冲》中的重要内容。尹明德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片马地区交涉史料,研究了清朝末年有关滇缅界务史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野心,提醒国人密切注意边界问题。1929年春,英国侵略者悍然入侵江心坡的事件发生后,举国震惊,民众强烈要求政府组织人员迅速勘测滇缅北段边界,以免侵略者得寸进尺,危及云南边疆。南京政府外交部遂于同年设立了滇缅界务研究委员会,延聘专家,尹明德因在主编《新腾冲》时对滇缅界务有所了解,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滇缅界务调査专员前往滇西边地踏勘地形。历经近一年的勘界归来后,尹明德提出了中缅北段未定界划界方案(国民政府称为“尹明德建议线”),著有《滇缅界务交涉史》、《中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云南北段勘察记》、《天南片羽》、《滇边野山及恩梅开江迈立开江流域人种》等。其中《云南北段勘察记》后来被李根源收入《永昌府文征》中,李根源在序中写道:“《徐霞客游记》、尹明德《云南北段勘察记》,皆亲历其地,极翔实之作。”[4]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占领东南亚各国后,迅速从缅甸大举进攻滇西,滇西边地危在旦夕。边境土司是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人、财、物上的全力支持,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政府已经明令废除土司“封委承袭”制度,土司制度面临着被最终彻底废除的危险,导致大敌当前,滇边土司有投敌者,有拥护中央者,也有中立者,不一而足。对此,以云贵监察使身份扶病西征的李根源认为:“虽在正义暴力搏斗之际,人心向背,自有权衡。然而非事先感之以义,给之以恩,则后来之事有不可知者。”更何况“敌人侦谍四出,百端迷惑……”故而,“若不及时示以殊恩,发其忠义,诚恐被敌利诱、威胁,宣慰、宣抚之道非可缓也”[5]。1942年5月,李根源向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建议应团结西南边疆土司,加强抗战力量,并委派专员代表军事委员会和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到滇西边区“抚慰”各土司,动员其参与抗战。然而,滇西边区地形艰险,土司情况复杂,谁能担任“抚慰”边区土司重任?斟酌再三,李根源认为,尹明德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原因有二:其一,尹明德生长于滇西边区腾冲,深悉边地民族情况;其父尹占甲曾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野人山任总练,深得当地民族信任,尹明德前往边区便于与少数民族沟通。其二,尹明德曾以南京国民政府滇缅界务调査专员身份多次至滇西边区勘察,深谙边地形势及民情。鉴于以上情况,经李根源提名,蒋介石以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未东侍密电,称“兹派外交部专员尹明德为代表,前往滇边各地剀切宣慰,加意抚绥,深盼各司官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帅便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励,副余厚望”[6]。可以说,滇西抗战的全面爆发,使得国民政府认为夺削土司职权已非当务之急,相反,国民政府迫切希望团结边地土司,配合远征军共同抗战。尹明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受命,在滇西告急的关头,于1942年8月11日携蒋介石电文,率队前往腾龙沦陷区“抚慰”各土司,其中艰辛难以历数。尹明德的“抚慰”工作收到了预期效果,边地各土司坚持民族气节,率领边地民众精诚合作,共赴国难。同时他的行为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仇恨。1942年底,日军少佐西田骑着从抗日志士赵宝忠家抢来的红骡“邦读红”,率领百余名日寇前往尹明德老家河西孟连村扫荡,妄图对尹明德进行打击报复,不料途经“邦读红”老家邦读村时,“邦读红”因识途恋家,一路向邦读村狂奔,西田少佐被摔死。日军认为出师不利,恐遭更大灾难,慌忙返回大本营,孟连村也因此免遭劫难。对此,李根源在《腾冲战役记事诗》中有五言绝句一首:“红骡亦神物,毙敌报主恩,非尔奋大勇,火烧孟连村。”李根源亦作诗高度赞扬了尹明德的抗日爱国活动:“行人尹明德,持节入战地,编抚各土司,宣扬无戎意。”[7]

《宣慰日记》正是尹明德在历时近3个月(1942年8月至10月底)的“抚慰”过程中所撰,此文记载了滇西自沦陷至反攻胜利的全过程。据尹明德长子尹绍源先生回忆,抗战胜利后,每晚父亲都在整理这些手稿,成册后名之为《宣慰日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尹明德前往昆明任省政府参事,《宣慰日记》留存家乡德宏州梁河县,致使部分书稿遭到损毁。抢救整理出来的书稿仅余一半,现在书稿一直保存在梁河县档案馆。后德宏史志办将这部分史料收入《德宏史志资料》第2辑中,名为《抗日战争时期日记片断》。《宣慰日记》现仅存尹明德宣慰活动前期(8月11日至9月11日)所记内容,共两万余字,然其仍不失为研究滇西抗战相关问题的珍贵史料。

第一,日记中关于“抚慰”滇西土司的翔实记载,是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延续土司制度以及滇边各族积极参与抗战的重要史料。

尹明德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代表国民政府向土司“示以殊恩”,动员滇西边区各土司率民共同抗日。虽然滇西抗战爆发之初,有部分土司已经自发开展了抗日活动,如潞江安抚司线光天于潞江沦陷时,主动报请71军,组织骡马,抢运30多万斤粮食过江,供给抗日军队[8]。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司无必胜把握,未及充分准备投入战争。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土司不明战争形势,对国民政府先前的“改土归流”心存疑惧,普遍未树立抗战的决心,陇川土司多永安、南甸土司龚绶、腊撒长官司盖万新、户撒长官司赖思麟等,纷纷离开司署,避居乡里,静观事态[9]。因此要说服各土司协同抗战,殊非易事。作为国民政府的特派“抚慰”专员、延续土司制度的执行者尹明德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宣慰日记》中对此情形详有记载。

对于积极抗战的潞江安抚司线光天,尹明德首先转达了中央的慰问和关怀,他“颁委员长电文玉照,以表眷念之意”;并肯定了线光天的爱国热忱,“线司官以往为国努力,颇多贡献,此次敌人侵占潞江新城,不为所诱,毅然脱离虎口,此种精神,殊可钦佩”。对此,线光天“深为铭感”。尹明德继而希望线光天“率领所属人民,严加训练,与国军一致,共同杀敌,完成抗战建国大业”。线光天表示“当竭力智能,遵专员所嘱,率领边民追随国军之后,努力杀敌,保卫疆土”。线光天随即组织了两个自卫中队,人数共120名,分别由线永命、王祖荣任中队长[10]。

而对心存疑虑的南甸土司,尹明德首先转达了中央对土司及边地同胞“时深垂念关怀,腾龙沦陷后,尤所轸念”之意;并言“南甸宣抚司食茅践土,世受国恩,望率领边民,协助国军,歼灭倭寇,保我疆土”。随即发给南甸土司手提机关枪一挺、子弹两百粒。南甸土司在尹明德晓以国家民族大义的劝说下,表示“决心追随国军抗战,即任何牺牲,亦所不惜……”[11]

尹明德每至一土司署,均向土司转达李根源、宋希濂的慰抚函,颁发李、宋两人联衔书赠的“为国干城”[12]匾额,并分发数量不等的弹药武器,以加强土司抗日武装;及时转达了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号召,安抚了民心,动员各土司“统率所属人民,严加训练,与国军一致,共同杀敌,完成抗战建国大业”[13];同时将各土司组织民众抗战的情况和提出的要求、建议迅速反馈滇西云贵监察使行署。李根源将尹明德所上报的有关材料汇集为《报告抚慰滇西土司情形书》递呈蒋介石,并提出对滇西乃至云南全省各土司,要“待以平等,遇以惠爱,一革昔日苛贪虐之政”。蒋介石复电:“良用钦佩,尚希对于输诚报国各土司,尽数代为抚慰为要。”

尹明德的行为表明了国民政府延续滇西土司制度的决心,消除了各土司的疑虑。他们表示愿服从中央政府指挥,组织民众抗战;同时此次“抚慰”活动明确了各土司在抗战中的地位,增强了各土司积极参与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故各土司均表示要忠心保国,率众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积极组织边疆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在滇西抗战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第二,日记中关于滇西抗日自卫军组建过程以及尹明德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共商抗日之计的记载,是研究滇西军民联合抗战的重要资料。

由于滇边各土司平素拥有武器和士兵,李根源向蒋介石建议将滇西各土司已成立和未成立的自卫武装力量编制组织,由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分别给予自卫支队、自卫大队等名义,发给委令、印记,使各土司更有利于集合民众,组织训练进行抗日,蒋介石电允。因此,策动民众组建滇西边区抗日自卫军,加强抗战力量,是尹明德此行的又一重要任务。

尹明德于1942年8月16日赴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与宋希濂总司令商洽,给予各土司自卫组织名义。8月19日尹明德赴潞江安抚司行署“抚慰”时,即宣布了宋希濂总司令委任土司线光天为滇西边区自卫军潞江支队司令的任命,并就自卫队的军械问题及训练事宜作了具体商谈。又于8月23日与预备第二师将领就全边区抗日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作通盘策划,确定了自卫军的机械组织设置方案。“腾龙边区各土司地,视其人力及现有枪械数目多寡,编组一、二路或三路,每路司令下辖二支队部或三支队部,每支队下分二大队至四大队,每大队下分三中队,每中队人数由80至120人编成,步枪至少占人数的1/3,每路约等于一个旅。”[14]并在此次策划中确定了干崖一带设置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一路军,任命刀保图为司令、刀保固为副司令。随即将议定结果电请宋希濂、李根源核实。

9月初,尹明德到达腾冲南部的梁河一带后,与在此指挥与敌游击作战的预备第二师副师长洪行将军进一步商拟该区域自卫军的设置及其负责人选,尹明德分析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经深思熟虑,提出主张:“梁河设治局南甸土司地汉多夷少,自卫队如汉夷集中一人统率,殊感不便。余拟以龚司官绶任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二路司令,指挥其子统政及尚自贵两大队;前团管区赵司令宝贤任第三路司令,指挥其弟宝中及杨育榜两大队。”[15]这一主张得到了洪行副师长的完全赞同和宋希濂总司令的批准。

《宣慰日记》还记载了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预备二师在滇西的抗日活动以及尹明德与国民党军队将领共商抗日之计的情况。书中所记与之接触的国民党将领有第七十一军钟彬军长、周参谋长,预备二师顾葆裕(介侯)师长、洪行(明达)副师长、彭励(近仁)参谋长、师部方诚(言成)主任、政治部郭绍舟主任及费云章科长;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如预备第二师参谋陈鼎铭、孙时奋、唐彬;第四团团长吴心庄、第二营营长程杰、第五连连长吴启鹏、四连一排排长钟振秋、第五团杨国才和第三营营长杨成章、第六团迫击炮连连长谭长柱等人,他们率领士兵为滇西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尹明德在8月24日日记中写道:“余等此行所经,皆第十一集团军防地,各地官兵尽量协助,一切称便。预备二师,自顾师长以次各团、营长,均朝气焕发,振奋有为,到腾以来,闾阎无扰,军民融洽,故能屡摧强寇,歼敌甚众。”尹明德在9月1日途经缅箐时亦记下了国军的抗日情况:“缅箐街北樊家营,驻预备二师五团三营八连,连长张海南,前月下旬方与敌作战,毙敌20余人。”以上记载是国民革命军与滇西民众联合抗战的历史见证。

日记中关于滇西地方爱国人士奋勇抗战以及日寇侵略行为的记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宣慰日记》中记载了地方爱国人士在腾冲北部(今界头一带)和南部(今梁河一带)的抗日活动。腾冲沦陷后,以张问德、刘楚湘为首的地方爱国人士在腾北成立了县政府,号召腾冲人民英勇抗日。据《宣慰日记》中的记载:“腾冲县长张问德(崇仁),腾冲沦陷后迫而出任斯职……士绅刘楚湘(梦泽)、李德和(致乡)、刘绍和(协之)诸友好,皆腾冲沦陷时仓促逃出,在此努力救亡工作者,崇仁、梦泽、致乡诸兄则益现苍老,盖日夜操劳焦思所致……”尹明德在民众危难之际抵达界头,及时转达了李根源和宋希濂的抚慰之意,并告之以抗战形势,“我军克服腾龙,不过时间问题,一切均在积极准备中,一俟时机成熟,即推进大军一鼓驱敌于境外……”大家“莫不欣奋,甚助国军早日增援,收复腾城”。此间,尹明德还先后会晤了明增慧、李鸿美(仲达)、杨若金(莜山),第二区区长刘福铭(绍汤)、第四区区长蒋恩洲(济伍),区务委员梁正中(用衡)以及周从锡(梦龄)、陆莹(澄溪)等地方各界爱国人士。9月,尹明德等人绕道进入腾南河西、九保等地,适值日军疯狂进攻大盈江沿岸,尹明德在战地与地方抗日志士交谈抗战情况,他在9月4日写道:“昨夜十二时许,河西乡长江春谓(兆熊)与壮丁队长侯受安(辅国),闻余抵宅之讯,连夜来会,并告知大盈江东岸昨晚分路向猛连及腾冲撤退。今晨九时,第一区区长熊建和(韵生),第三区区长江如溱(汇川)来访,详谈日来大盈江流域激战情形,并谓河东方面,赵宝中(树人)率领的自卫队百余人,作战勇敢,尾敌追击,克复孙家寨、曩宋关等地,使敌疲于奔命……热水塘、曩宋关之敌,屡次企图渡大盈江进攻河西芒东,区长江如溱,乡长江春谓、徐品正,壮丁队长侯受安、尹培乡等人率领壮丁协助国军,日夜沿河固守,幸未突破河西全境,赖以保全……晚8时,赵大队长宝中与南甸司地邦角山官尚自贵来晤。”之后,尹明德又分别与梁河设治局局长封维德(少藩)、前力管区司令赵宝贤(金台)进行了商谈。

《宣慰日记》对日寇的滔天罪行亦有翔实记载。尹明德于8月13日在保山板桥写下日记:“本年5月,敌军肆虐,保城迭遭轰袭,继以驻军抢掠,纵火焚毁,昔日精华灿烂之巨镇,已成一片焦土之废墟,与黄、王二君巡视城市一周,返板桥,闻于五月四、五日,市民被炸伤亡者,约五千人,至驻军劫掠焚毁,公私损失之大,则无法估计之。”日军侵略腾冲的情况则是“散居腾北贫困侨胞千余,及腾龙无家可归之难民五万余人,均啼饥号寒,极人世之惨……”尹明德目睹了保山、腾冲被日军侵略后的种种惨状,“殊堪悯恻”,于是致电李宋二人,“乞转请中央,迅拨巨款账救”。而从日记中所记逃难华侨的困境可知日军在缅甸的肆意妄为,尹明德8月20日在怒江大塘子写道:“粤籍由缅逃难华侨共百四十余人,行抵大塘子,有无从买米充饥者……晚七时,华侨赵振均、黄宜暖、曹锡培、董有才等来面述由缅甸经八莫、九保逃难到此困难情形,拟明日继续行赴保山乘车,经下关转昆明,请援助,以免久困异乡等语……此次缅甸沦陷,华侨倾家荡产,颠连困苦,辗转道途,饥病以死者,不知凡几。”对此,尹明德嘱张参谋及副官领军米粮分发救济逃难华侨,并致函保山钟军长予以乘车便利。《宣慰日记》中关于滇西遭受日军洗劫的记载是日军血腥罪行的历史见证,警醒着后人永远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在滇西犯下的滔天罪行,更不能忘记为国捐躯的英勇志士,后人应踏着先人的脚步,自强不息,为祖国的强大不断拼搏!

尹明德在滇西边区硝烟弥漫之际,深入沦陷区进行宣慰活动,对于边区被侵略人民的深切同情,使他忠实地将当时滇西军民奋力抗战以及民众苦难记录下来。故《宣慰日记》是滇西军民联合抗战的历史见证,是后人认识抗战时期滇西社会的最直接的资料,它的内容和价值将会受到历史研究者的重视。

按:作者董晓京,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研究。图片来源,网络。原文载《西南古籍研究》2010年,第109—115页。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责任编辑:钟梓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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