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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时,慈禧要求光绪:不能什么都学日本!

原标题:戊戌变法时,慈禧要求光绪:不能什么都学日本!

关于慈禧究竟是保守还是开明,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既与她的成长环境、知识积累有关系,又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任何带有绝对性的结论,都会失之偏颇!

慈禧出生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从小就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进宫之后,她所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更加宽泛,约束也更为严厉。毫无疑问,慈禧的政治态度必然要受到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慈禧在咸丰二年(1952 年)被选入宫,那时她才 17 岁。从此以后,她难以接触日益变化的现实,“她足不出京,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茫无所知,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只凭京师和各省大臣所上的……报告和奏折来判断。”

所以,慈禧的政治态度中具有保守的一面是理所当然的。 戊戌年光绪帝要求变法,慈禧许可的前提是“无违祖制”, “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在清末新政时期,慈禧对兴办女子教育,采用西方的教育方式仍不以为然。1908 年 11 月傅增湘曾为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的事情,向慈禧请示,“太后问:汝曾办女学堂,究竟如何?闻成效颇好!对:在天津创办女学三处,又办女小学八处,……成效颇佳。太后曰:女学生规矩最紧要,以后当益加奋勉,务要整齐严肃。又问:学堂科目如何?对:……。太后曰:学科自以中国学问为重,其洋文算学等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大用处。”

由此可见慈禧对西学的态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时人亦曾记载:“近日慈圣大不以学堂教科为然,召见京察各员,无不垂询学堂,甚至拍案厉言:‘经书乃为人之根本,何可废弃?’又云:‘私立学堂必较官立者为愈’”。

并且:“如果谁想更改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那么慈禧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清宫禁二年记》中有着诸多的例证来说明慈禧这种保守的性格。如慈禧在 1903 年即新政举办后两年仍旧认为:“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羡者,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惟论其文化,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并且说:

“中国礼俗,素称文明,今以不及者为代,非智者所为。”西方的礼俗是不及中国:“彼西人者,依其习俗,固和蔼且恭谨。惟其礼仪,则不能与吾途并论。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盖中国俗尚,吾深佳之,终吾之身,颇不欲其或有更易。”

另一面,慈禧的性格中亦不乏开明的表现。洋务运动,慈禧给予洋务派以很大支持,赞同洋务派的洋务主张,重用洋务派进行革新活动,甚至有学者指出,“慈禧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和决策者”。

戊戌变法之初,慈禧也默许了光绪的改革活动。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在各方面都展示了其开明的一面:慈禧愿意接受西方事物(这将在下文提到),让女官德龄替自己翻译西方报纸,建造宫殿参用西制,殿堂中之陈设也“悉用西式”等等。当然,新政启动和向立宪政治转变,则更是其开明的显著表现。

慈禧在她的一生中所表现出的开明,其原因之一在于她受到的传统教育很有限,这虽然给她带来学识上的局限,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灵活性和应变性方面的好处,行事不那么循规蹈矩。她没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不可违背的准则和坚定的信仰。传统虽然对她颇有影响,但没有在慈禧的意识中形成一整套的理念。慈禧对传统的遵循是“服从”作用的结果。

传统并没有在慈禧的意识中形成一种自觉性。因此慈禧才做出了许多反传统的事情,她没有像顽固派那样,坚决地排斥洋务运动等新生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研究者所言,“作为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西太后对事物有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何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慈禧受着环境、传统观念的制约和眼界的局限,她保守的一面比较突出;但是她在具体的决策中又有相当地灵活性,表现出开明的一面。慈禧的这种政治态度,影响了她在晚清大变局中的应对措施,对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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