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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原标题: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我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

作者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节选自《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西方左翼思想家眼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8年|授权刊登

吉登斯的使命主要是“驯化”资本主义。但他在论证这种“驯化”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时,我们仍然发现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充满着不满情绪,并有着诸多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显然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批判。苏东剧变后,一方面他对“第三条道路”的设计更加急切,另一方面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不满也日益强烈。这主要反映在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下面就让我们着重考察一下他在苏东剧变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写下了一段十分引人注目的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建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这段话可以视为吉登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在他看来,尽管随着苏东的剧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主导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这种价值观念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一目了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用这种价值观念来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使之重新显示出重大意义。他用这种价值观念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提出了许多的批评:

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他说:“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局限和内在矛盾,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尽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他认为,信奉市场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有着固有的局限和矛盾的,这些局限和矛盾原来只是在“地方化的背景下”存在,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些局限和矛盾也就在“全球层次上”展开。他强调:“危机,反复无常的波动,资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都是桀骜不驯市场的核心特征而不是它的边缘特征。”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和紧接着发生的东南亚危机是信奉市场万能所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他特别批评由于全球范畴内放开资本市场而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投机活动。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属于贸易和其他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这些活动中,掌握着巨额资金的交易商瞄准汇率波动和利率差异,以谋取迅速增殖的利润。这些活动扭曲了市场为长期性因素和贸易给出的信号。账面资本具有很可观的流动性:上千亿美元的“游资”可以在一天之内撤离一个市场或国家。各国央行没有足够的储备来抵挡在弱市贬值上孤注一掷的众多投机者的集体压力。亚洲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工业化成功的典范陷入了痛苦挣扎的经济。

第二,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管理混乱的批评。吉登斯指出:“全球生态管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社会严重的经济差距问题是重合的。”在国家和区域内的排斥和全球范围内的排斥之间存在一种平行的关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繁荣使得其他国家日益显得贫困和不受重视。全世界最富有的20个国家从1980年开始进入了经济稳步增长时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这些国家。经济停滞甚至是绝对的经济衰退则出现在一些穷国。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只相当于l美元(每天)。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几乎整个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陆。即使是在贫穷的国家,也存在社会上层排斥社会下层的现象。少数精英——他们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生活在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相隔绝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中。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收入来自公然的洗黑钱、武器交易或贩毒。在吉登斯看来,解决落后国家和下层人士被排斥的问题,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一种较公平的分配制度。问题在于,如果出现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如何使它们得到控制?他说,“缩少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牵涉到的问题往往会使人畏缩不前”,“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态现代化没有提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家转变的策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生态为前提的,现在它们发展起来了,自然可以提倡生态现代化。那些发展中国家怎么办?吉登斯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生态管理(从最低限度上讲)将是非常不易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破坏型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压力,还因为生态风险以及与技术变迁有关的范围更宽的本身,都是充满争议的”,“由于肯定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风险,而且未来的技术变迁也不可能预测,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图景”。

第三,对当代资本主义削弱民族统一国家的批评。他说:“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国家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吉登斯认为全球化造就的无数的城市—国家是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模式,而应当重新恢复被全球化削弱了的民族—国家。他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边界是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边界的弱化也就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吉登斯对随着民族—国家的削弱所出现的世界的“碎片化”深感忧虑。他说:“……碎片化难道不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单独组成一个国家?”他还指出,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出版以后,围绕着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态度,遭到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激烈批评,左派说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够,实际上是在粉饰当代资本主义,右派则指责他没有充分地展现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于是他又出版《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一书,回击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批评。在这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左派的著作中,吉登斯竭力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不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还是用了相当的篇幅用以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的现实。这里且列举若干: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的依赖时指出:“有明确的原因能说明必须放弃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市场迎合消费者的欲望,但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危及其他的要求或需要。市场培育起一种商业主义,它威胁其他的生活价值。没有外界的控制,市场本身没有自律机制——在市场交换中对可能被交易的东西的任何限制。另外,伦理标准或审美标准必须来自外部——来自公共伦理和在法律中加以保证。”他承认市场经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经济制度更具活力,但他同时又指出,这种财富创造中固有的活力却产生了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的较大的社会成本,如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所致的社会分裂。市场也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本。市场经济产生外在性,得靠其他的手段来处理这些外在性的社会影响,例如,环境破坏就不能只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另外,市场不能自我管制,市场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就需要由外部干预加以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过程本身会产生垄断,经济主体常常追求建立垄断,因为这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对手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外部力量来保持竞争。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日益失去民心时说道:“政府和国家的改革不仅需要满足效率的目标,也得对选民的政治冷漠做出反应,即使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对政治领导人和其他政府人物的信任程度已经下降,投票率和在议会政治中表达利益的比例也降低了。”他引用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民意调查结果来说明,在所有这些国家,对政治家的信任在下降。在德国声称相信他们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能代表其利益的人的比例从1978年的55%下降为1992年的34%。瑞典人中同意如下说法——即“政党只对人民的选票而不是他们的想法感兴趣”——的比例从1968年的49%上升到1994年的72%。在1996年,只有19%的瑞典公民信任国家议会。许多人认为政府已远离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相信政府已成了一项腐败的事业,背离了本应推动其前进的民主思想。吉登斯强调,老百姓的这些看法“很难消除”,“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内的政治家对影响其国民的因素的控制比过去降低了”。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日益加剧时指出:“人们普遍认为,从1950年到1970年期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下降,但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尽管不是在全部但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平等又重新加剧。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发达国家不平等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北欧国家、比利时和日本的收入状况最平等,处于中间的是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这样的国家,而美国、以色列、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以美国为例说明:在过去的20—30年间,社会顶端1%的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比例大幅上升,而下层人口的平均收入却停滞不前或下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贫困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贫困人口的比例是挪威或瑞典的5倍——美国是20%,而后两个国家是4%。他还以欧盟国家为例说明:尽管欧盟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平均水平低于美国,但根据官方数字和标准,欧盟的贫困现象也很普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为标准,1998年,欧盟国家有5700万人口处于贫困之中,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大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

他在谈到当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时指出:“目前全球经济的操纵机制严重偏向于较富有的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中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巴西的GDP是800亿美元,瑞典的GDP远远小于巴西的三分之一,但在国际经济制度中前者比后者却拥有更小的正式权力。”他具体分析说,过去30年中,尽管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要高于工业化国家,但位列最小经济规模的那些国家的增长率要么是负增长,要么是零。1965年七国集团国家的平均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七个国家的20倍,到1997年,这一比例是40:1。他特别提到了非洲,认为非洲情况的恶化与全球经济的扩张有关,有着因果联系。在过去20年里,全球信息经济体的地位确立了,正是在此期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经历了相对贫困的加重。非洲比昔日的苏联集团更为彻底地被排斥在全球信息革命之外。非洲1950年的生产占世界出口的3%以上,而到90年代初,却下降到l%稍多一点。进口比率也下跌了。即使把南非包括在内,非洲的出口基本上仍然限于初级农矿产品,特别是农产品。海外借债和国际援助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洲主要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国家,来自援助的收入1995年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

吉登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与上述两部著作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在这部著作中,吉登斯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的相关概念,把由当代资本主义所控制的世界称为“风险社会”。在他看来,当今的世界,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外部环境拥有了形形色色的控制手段,但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又常常超越于人类的期望和控制之外,这样人类就生活于一个“风险社会”之中,风险已成为人们生活和事业中的一个内在的部分。他特别提到这种风险的核心是金融风险。他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认为,金融市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即使在短期内,也总是趋于平衡。但凯恩斯的现实主义色调要强烈得多,乔治·绍罗什也是如此。绍罗什像我一样,采用了反射性这一概念。他说,由于信息的反射性获取,所以金融市场趋于不稳定——市场能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动,变得混乱,可能受到赶浪潮效应、一窝蜂行为的恐慌的影响。我同意这一观点——全球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这种风险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发现的那种市场是从前没有的。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济可能会发生全面崩溃。”

吉登斯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当今的金融市场属于后果严重的风险类别,而且这种风险极有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正在基于这一基本估计,他反复强调,“我的确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上”,“正是这一情况,加上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创造了这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特别强调,由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控制的当代世界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所出现的危害或危险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往往被人们看作是客观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他具体分析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两大特征:

其一,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与人们所控制的抱负,特别是控制未来的观念密切相关。“风险所涉及的是对未来危害的积极评估。一个社会越是寻求生活在未来之中和积极地塑造未来,风险概念就越普及。”

其二,当今世界所出现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造风险”,即是人为造成的。“人造风险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人造风险所指的是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的新的风险环境。我们实际上往往并不知道这些风险是什么,就更不用说从概率表的角度来对它们加以精确计算了。”他详细描述了这种人造风险所带来的当今世界人们无所适从的困境:“随着人造风险的扩散,……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个风险社会中,风险有了新的加剧。新科技对我们产生着长期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对人们已经认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事方法的几乎没完没了的修正。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前途越来越令人劳神费力,但同时也越来越晦涩难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线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样化的'未来可能性’”。

吉登斯于2000年出版的《失控的世界》一书提供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态度的另一有力的证明。在这部著作中,他再一次要求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与传统社会中的种种风险严格区别开来,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不是自然形成的风险,不是“外部风险”,而是“人为造成的风险”,即“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风险的消极面远远大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他说:“正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扩张的时候,风险也变得危险重重。……风险观念的出现是与计算的可能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保险形式是直接建立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之上的。……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不是这种情形。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有人认为,防止出现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所谓的“预防原则”来限制责任。

吉登斯认为,作为解决风险和责任问题的方式,预防原则并不总是有用的甚或是可应用的。他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很多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显现出一种让我们惊奇的趋势。也许会有以前根本没有人预测得到的结果出现。”他的结论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他所提及的风险既有像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这样的“大灾难”,也有在如食物、药品、婚姻等方面对个体造成的威胁。他着重分析了全球化给当代世界所带来的结果。吉登斯按照他的身份是不会反对全球化的,但他也不得不正视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在他看来,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金融和资本的广泛流动,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前的经济无法与当前相比。他对当前世界的这种“电子货币经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能够动摇似乎坚如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坚决反对只是把全球化理解成是经济的全球化,而强调全球化除了包括经济的全球化外,还包括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全球化。

他认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全球化给当今人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加剧。他这样说道:“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以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

他提出,只要环顾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迈进的当今世界,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对全球化提出这种批评的大有人在,问题是这些话出于吉登斯之口,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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