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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生活的匆忙与闲暇

原标题:钱穆:生活的匆忙与闲暇

顾亭林《日知录》曾引用《论语》里两则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当时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是当时南方人易犯的病。其实此二病乃一病。正因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至于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若使生活艰难,饱食不易,哪有闲工夫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呢?大抵此两种病弥漫中国古今南北,并不从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国,更显然地曝着了。那是一种农村社会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小地主阶层更易犯着。

张横渠尝说:“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这里惰字却是中国人之真病。惰了便骄,骄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内情。其所以惰者,则由其生活闲散,不紧张,不迫切。横渠是关中人,关中地区,在北宋时生活尚较艰,但横渠已如此说。关中以外的地区更可想见了。

朱子曾说:“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试问如何能不贪功利,岂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为空寂所诱。朱子所说的诱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来自印度,正因为印度人生活更较中国轻易,才爱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观点远较中国人为强烈而认真,则因西方生事更较中国艰难也。

功利是纯现实的,而空寂则是纯理想的。功利是纯物质的,而空寂则是纯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标榜着一种中和态度的人生哲学,显然是由中国北方农村经济下产生。他们不耽空寂,但也不着功利,儒家的中和态度是笃实的。墨家在当时,大概他们的出身较儒家是更艰苦些,因而他们笃实的意味也较儒家更浓厚了。由笃实而走上艰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贪功利。当时中国北方农村需要笃实,却不必定太需要艰苦。因此墨家思想终因其太接近计较功利,而没有儒家般易受人欢迎。道家则较闲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紧张,又不太闲散之中道上,这是中国思想之正脉。

两汉儒生,都从半耕半读的北方农村中产出,他们不算太艰苦,但也不能太闲散,总仍还是要笃实。董仲舒曾说:“明其道不谋其利,正其谊不计其功。”他们不能不担着实际生活的担子,但那担子压得不太重,不紧张,还有一部分闲散工夫,可以让他们来求正谊明道。所以他们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谋利计功,而确然成其为儒家态度。到东汉以下,门第逐渐成长。半耕半读的儒生,渐渐在大门第之养尊处优之生活中转变而为名士清谈。那时则老庄道士占了上风,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儿。

佛教在那时传入,正投中国人当时所好。但南北佛教风气不同,北方佛教比较在社会下层生根,因此也比较笃实。南方佛教则寄托在门第士大夫间,尚玄想,尚清谈。若说空寂,则南方佛教更空寂,后来天台禅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气候温暖,地面也狭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轻松,小家庭制也开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牵犁,亦较北方轻减。下及唐代,一辈士大夫,论其家世,比较还是北方传统占优势。北方农村比较南方笃实,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长。门第力量还在,每一个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还有家庭重负。因此唐代佛学虽盛,而却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国一切文化学术重心,逐渐南迁。门第破坏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税,生事易足,生活担子更轻松,人事更宽弛,心地上觉得一切闲散不紧张,禅宗思想流进儒学,便成为宋明之理学家。

理学家说敬说静,总是在小家庭里个人生活无忧无迫,遂能欣赏到这一种生活。朱子说:“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其实敬也等如没事了。只要你在没事时莫放纵,莫惰,莫骄。莫惰了,又没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认识的所谓敬的体段。

陆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总因在散闲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纵,故而要你收拾,这些全是在比较轻松无事中才讲求。宋儒亦讲明道正谊,但实在是个人身上的意味重了,并不像先秦儒家般,常从国家社会大处着眼。先秦儒讲的义与道,常指的政治性,社会性的,个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们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说他们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们不是慕效老庄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学家不喜欢佛教,也不喜欢老庄,但那时是南方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了,虽则他们极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国北方农村的一种朴笃精神,而终于要走样。他们常爱说眼前日用,却实在闲散没事。因此他们爱说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连带说中庸鸢飞鱼跃活沷沷地。可见他们的那些事,还只是云淡风轻,寻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闲中欣赏雏鸡,观盆鱼,乃至静听驴子叫之类。好言之,可说是一种淡宕的艺术人生。恶言之,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用心到这些上面来。

阳明教人也说必有事焉,切莫空锅煮饭。其实正因闲事没事,故而时时想到必须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闲工夫说必有事焉呢?然则宋明理学家正已在空锅煮饭了。到底他们也不免要带几分空寂味儿吧。我们纵不说他们也犯了骄惰之病,但劳谦之德总是视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会在生事十分难窘的状态下产出了一个颜习斋。但清代康雍升平以后,南方人又操着学术思想之霸权,当时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扬州苏州那种环境里,哪能接受颜习斋的思想呢?而且习斋晚年生活,也就在习敬习静中安度了。西方文明,一开始便在希腊雅典等商业小城市里发展,根本和中国古代北方农村的闲散意味不同。近代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紧张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来紧张忙迫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中古时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儿空寂气味,现在是全散失了,满脑满肠只是功利。

彼中哲人如英国罗素之流,生长在此忙迫生活中,讨厌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赏到中国。然中国文化之弱点则正在此。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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