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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蔚: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喊出「停下」?

原标题:李松蔚:女性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喊出「停下」?

不容反抗的善意,或许跟恶意并没有太大分别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你愿意跟我谈一谈那段经历吗?」台上的心理咨询师问。

随便。」来访者漠然地甩出两个字。

他们坐在一个舞台上。台下有几百人在观看。来访者是一个年轻女士,中学时有过被性侵的经历,现在她要在众人瞩目之下,讲述那段经历——目标是为了「治愈」自己的创伤。咨询师准备好了纸巾,和处变不惊的心情。

进展不太顺。咨询师遵照创伤治疗的步骤,顺次询问事发经过。来访者弓着身子,埋着头,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字。说几句之后就切换话题,反问咨询师:「我真是好蠢,当时怎么不知道跑呢?您是不是也觉得我很蠢?」更多的时候,她说话像蚊蚋一样听不清,也许是无意,她把麦克风拿得很远。

台下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此起彼伏的叹气。

我坐在台下,看着纸上的材料:

咨询师与来访者约好,本次咨询对性创伤经历进行工作。

我在「约好」两个字下面,一遍一遍地划线。

「真的吗?她自己真的有这个意愿?」

这是我最近参加的一场心理咨询师集会。主办方请了一位演员扮演来访者,由几位心理咨询师作为代表,对着扮演的来访者,各自演示一节咨询。

说是「约好」,演员为什么那么不配合?她在抗拒什么?

这些问题,我不得不思考。

因为——下一个上台演示的就是我。

「台下有这么多人看着,你还好吗?」我问。

她坐在我对面,表情麻木:「已经参加了两场,我习惯了。」

「你想怎么用这次的时间?」我晃晃手里的材料,「上面说是处理创伤。」

「我随便。」她还是那句话。

我停了下来。

「你说随便的意思是什么?」我问,「把你介绍过来的咨询师,他的想法是要治疗你的创伤。但我更想知道,你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她有点不耐烦:「我的想法就是随便。」

问题在第一分钟就暴露出来,我越发警惕了:「随便的意思是,你想谈那件事?还是你其实不想谈,只是因为我们要你谈,你才不得不谈?」

她的眼神有点闪躲:「我不知道!」

后来,在整场扮演结束之后,这个演员找到我,向我解释,她不是故意难为我,她也是有点慌了,因为我问她的问题,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跟事先安排好的不一样。」她说。

我当然知道跟安排好的不一样。在每个人都能看出她明显不情愿的前提下,我仍然要她去接受那些被安排好的事,那我们是在做什么呢?

「安排」,一直是围绕着这个案例的关键词。在那份材料中显示,她一直接受别人安排的生活。十几年前,性侵她的对象是家庭老师,她作为学生无力反抗。十几年后,她被家人安排了一场婚姻,作为女儿她也无力反抗。但她无法跟丈夫有身体的接触,所有人都相信这源于十几年前的阴影,要通过咨询帮她走出阴影,跟丈夫圆房,享受婚姻和身体的乐趣。

但,那是否是加诸她身上的又一个——出于善意的——安排呢?

咨询一开始,演员足足迟到了十分钟(注意,这件事不是被安排的),她低着头,表情阴郁,眼神空洞,不看台下的观众,讲话的时候不对着麦克风。她在用一切方式表达,哪怕这个安排是为了她好,可她并不情愿。

但她嘴上说的是:「随便。」

我最终没有进入创伤治疗。

如果是点菜,「随便」是表达许可,允许你可以提出任何安排,她客从主便。但是一个人要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对如此私密而重要的个人事务,发出随便的邀请呢?她真的愿意交出掌控权吗?——何况她看起来是那么别扭。

在得到她更明确的态度之前,我不会「随便」向前走。

我问我自己,这个咨询是她真正想要的吗?

咨询是有好处的,毫无疑问。疗愈可以减轻她内心的痛苦。但疗愈同时也是一种推动,推动她必须向前走。向前可以走到哪里呢?我翻她的资料,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她在羞辱,忽视,指责和操控中长大。工作和婚姻由家人一手安排。她无法名正言顺地反抗,能做的就是一面答应,一面用身体不配合。

某种意义上,痛苦或许是一个挡箭牌。因为痛苦,她总算有理由可以不配合安排给她的婚姻。我们是要帮她减轻痛苦,但那样就足够了吗?如果治疗的目的仅仅是抽掉她的借口,让她可以更好地配合这段婚姻,配合家人替他挑选的男人,成为他自愿的,可以产生性关系的妻子。我们做的事,不就是以善良之名,努力「帮助」她去跟另一个男人圆房吗?跟性侵又有什么实质区别?

坐在台上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些。

我体会到一种焦灼的心情:「快啊!人家都说随便了,那就开始吧!大家都等着看你是怎么做的!」但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一句「随便」。

正是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下,我好像能多理解一点女性遭受的侮辱和压迫了。有一些伤害并非来自于邪恶和蛮荒,恰恰来自于文明的社会,善意的围观群众。他们满怀爱心地看着你,说:「姑娘你真不幸,你结了婚,却没法跟丈夫上床」。他们真心实意心疼你遭遇的一切,是因为他们相信,它阻碍了你融入你本该融入的女性生活。他们照顾你,保护你,疗愈你,不愿让你像「不正常的人」一样,逃离结婚或生子。有些善良的人还会想:都是因为你遇到了坏人(性侵的罪犯,愚蠢的父母),要是遇到像我这样的好人,一定能让你重回正轨。

但我认为心理咨询的目标,不是狭义的「疗愈」,不由分说的治好你。

而是对方重新获得为自己做主的自由

「想象一下,如果创伤治好了,你现在是健康的,但你不一定非得要跟丈夫发生关系。你会怎么选择?是接受你丈夫呢,还是继续拒绝他?」

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再说话,等她表达更明确的态度。

过了很久,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假如她的创伤好了,她更愿意养一头宠物独自生活。那是她想要的。她不愿意跟现在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实话说,作为一个女孩的父亲,每当看到新闻里提到对未成年女性的侵犯,我都会头皮发麻。林奕含的书我买了,但我几次都没有勇气看下去。

我会教我女儿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表达拒绝。但我很讨厌「受到性侵是因为她们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论调。我在咨询室里接触过一些性侵的受害者,她们对自己的谴责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远远太多了。某种意义上,自我谴责对她们造成的影响,甚至比身体上的伤害更严重。就像台上扮演的来访者一遍一遍说的:「我真是好蠢,当时怎么不知道跑呢?」

这不正是问题所在吗?她们怀疑自己

无论是什么导致了这份怀疑,那都是一根捆住她们的绳索。

让她们顺从,让她们闭嘴,融入主流。她们怀疑自己的声音,是因为说出来也很少真正被听见。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她们习惯了随时随地听任别人的安排,无论是被侵犯,被羞辱,或是跟并不相爱的人结婚,被迫接受主流价值观的疗愈,忘记伤痛。明明不愿意,却迟疑着上台,面对几百双眼睛,低着头说:「随便」。

「你说出自己要什么,不就好了吗?」

这些置身事外的话,有时真的太过轻巧。

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提到了这样的困难: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女性留出那样的空间,可以大声表达出「我要」或是「我不要」。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习俗,层层的压力封锁着那个空间。坐在台上的我,那一刻就体会到那样的封锁,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要不,我们还是顺应大家的期待吧?」

身为男性咨询师的我,那一个小时当中,几乎是舞台上的绝对权威,我都能感应到这种困难,对那个女生来说,又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那一刻突破层层「善意」的压力,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呢?但能觉察到这一点困难,就说明情况还不是最坏。更可怕的是我们根本意识不到,且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她最后表达出来的,是愤怒。

咨询快结束的时候,她瞪着我,喊:「停下!」

这是她第一次对准麦克风,对着几百个人,清晰地喊出自己的需求。我立刻停下来。我邀请了几位女性参会者,讨论咨询方向的不同可能性。但就在她面红耳赤喊出「停下」的同一时间,每一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停下来。

那是奇迹般的一刻,每一个人都听到她的声音。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

而不再是随便,随便,随便……

她开始哭,巨大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几乎怀疑那一刻不再是扮演出来的情绪,而是真正积压了好几十年的委屈,愤怒,和反复任人摆布的耻辱,通过那短短的十分钟喷发出来,投射到整个会场。我试图告诉她,她刚才做了一件很不一样的事,她保护了自己,那真的很不容易。但她哭得如此厉害,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问她:「现在你想做什么?」

她继续哭。她的表现完全超越了扮演,仿佛回到了灾难发生的当时,在那里真的看到一个不知所措的女孩,面对那个强壮的,道貌岸然的,看似慈爱却对她步步紧逼的男性,她张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一切发生……她只能默默忍受着,直到很多年以后,她才大声哭着喊出来:「停下!

我停下了。整个会场的人停下了。心理咨询师们面面相觑。

这场咨询失败了,我不无欣慰地想。

她止住哭声,抬起头:「我想离开。」

我站起身,拉开会场大门,强烈的阳光照进来。我告诉她:门打开了

(注:这是公开展示下的扮演个案,一切信息与真实人物无关。但由于不确定是否涉及到保密议题,对少数与案主自身有关的情节仍然进行了模糊和修饰。)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Momself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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