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文

旧志中的一朵奇葩——洪亮吉与嘉庆《泾县志》

原标题:旧志中的一朵奇葩——洪亮吉与嘉庆《泾县志》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068期

旧志中的一朵奇葩

——小议嘉庆《泾县志》

高生元

清嘉庆九年(1804),泾县知县吴江人周鹤立调任蒙城知县,延庆州人李德淦接任。嘉庆十年(1805)三月,李德淦慕名聘请洪亮吉共修《泾县志》。

洪亮吉(1746年~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阳湖县(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区)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恩科榜眼。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曾撰成怀庆府、延安府、宁国府、登封县、固始县、泾县等志书,一生著述甚丰,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并因人口之学说而著称于世。

洪亮吉来到泾县,与邑令李德淦、教谕黄崇兰、训导郭士桂共商“择邑人士之文笔典雅者分任纂修”。并与邑人乾隆己酉科(1879)举人陈宝泉、岁贡生试用训导赵学铿等士人,共立编纂凡例、志书纲目。聘请左瀛等十名庠生、监生分赴东南西北四路采访,详察地形,广搜史料。聘请举人陈宝泉等十七名邑之文笔典雅者负责查阅史籍、借鉴前志,分目编撰。李德淦、周鹤立两人任主修。洪亮吉担任主纂。

自嘉庆十年三月始,他往返泾县志局达六次之多,长则三月,短则数日,集众人之长,阅两寒暑(期间受宁国府知府鲁铨所聘,还编修《宁国府志》),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一月完稿。洪亮吉在编纂中要求所有编纂者“搜采幽隐,详求遗佚”,力求“略者补之,凿者求正之”,“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正因为如此,嘉庆《泾县志》才得以“词章考据,著于一时。”

泾县为秦汉旧县,历史渊远。自唐有《图牒》、宋有《图经》以来至解放前,泾县历代修志达15次之多。但大多因战乱灾害而毁灭,留存下来的明嘉靖、清道光、清嘉庆三个版本的泾县志,惟洪亮吉纂修的《泾县志》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全。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凡例规范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发凡是指阐明著述宗旨、大纲等;言例是指对志书的编纂内容、形式、体例等所作的规定和说明。“发凡”与“言例”就是今天志书的“凡例”。

凡例,是冠于志书之首,是专门规定和制约志书编纂的宗旨、体例、方法、内容、篇章结构等全过程的行为准则。嘉庆《泾县志》凡例十五款,每款内容详细合理、具体,脉络清晰,体例完善,注重考证,它规定了志书纂修的原则、方法、体例等,对志书起着指导作用。

二、体例完备

嘉庆《泾县志》篇目设计置卷首:叙、例、图(洪序、李序、凡例、纂修姓氏、图),继分21门32卷:卷一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岁时琐事);卷二城池(故城、街巷、坊表、乡都、市镇、桥梁、津渡、邮递);卷三、卷四山水(略);卷五食货(略);卷六、七学校(学宫源流,明伦堂、学署、学田);卷八书院(书院、田);卷九坛庙;卷十官署;卷十一古迹(冢墓);卷十二金石;卷十三职官;卷十四、卷十五选举表(略);卷十六名宦;卷十七 ~ 二十人物(略);卷二十一~二十四列女(略);卷二十五寺观(仙释附、仙释);卷二十六艺文(略);卷二十七杂识(略);卷二十八辩证;卷二十九旧志源流;卷三十~三十二词赋(略)。

以上篇目编排执简驭繁,精拟卷目;分类得法,突出特色;舍取得当,归类有序;体例详备,诸体并用。正如他所主张的“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也不可。”

三、内容详实

洪亮吉在纂修《泾县志》时,力求避免“苟简、滥收二弊”,内容详实是其编纂志书的主要要求,以期“不误来者”。

1、洪亮吉十分注重地理沿革的记载,他在《新修澄城县志序》中就提出“一方之志,沿革最要”的观点,故在《泾县志》有关地理卷目撰写过程中,亲临山麓、泾水,实地勘察,并不惜笔墨,旁征博引,从而使地理内容在全志中占了很大比重。《山水》卷中,东南西北四方山水清晰,方位准确,名胜有载,遗迹有址。使后人读其志,能辨山水方位,能寻其遗迹。尤其是将文人雅士游览山水所作记略,择其文辞优美者附于名山胜水之后,一改以往志书将记略收录在《艺文志》的体例。如:“涌溪山”目下有明代朱苞撰写的《游涌溪山记》,“铜峰”目下有赵青藜撰写的《游铜峰记略》,“幕溪”目下有左冕撰写的《幕溪记》,“桃花潭”目下有翟赐履撰写的《桃花潭记》等,这种编排能使读者更加加深对名山胜水的了解、认识。

2、《风俗》节中,不仅记载了人情风俗,还依一年二十四节气,引用农家谚语,用“田家五行记形式”,把农耕纺织、打鱼狩猎、商品交易等农事活动记述一清二楚,这既是对农事活动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汉家旧县,江左名区”泾川三百里乡土的美好描写。此外,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用了近2000字来记载泾邑地方方言,这在宁国府一府六县的志书中为唯一有关宣城吴语方言的记载。如:“鸦”曰“老哇”,“尾巴”曰“米巴”,“白昼”曰“日里”(音匿里),“江”为“冈”、“今”为“庚”、“买”为“马”、“带”为“大”、“外祖父母”为“瓜公瓜婆”等等,此方言与宣城一带今人吴语会话竟相差无几,也为后人研究古代宣城吴语方言提供了佐证。

3、《食货》卷中,对“囚田”作了详尽的记载:清朝在各地设立监狱,关押犯人。对囚犯用具、伙食等费用,朝廷不是直接拨款,而是划拨一定的官田给监狱管理(俗称“囚田”),由地方农民租种,租金作为监狱犯人的费用。泾县有四处“囚田”,计“田一百二十一亩五分八厘,每年收租谷一百六十九石五斗一升,每石折征银二钱五分,共应征银四十二两三钱七分二厘。向例作米四十石,散给囚犯口粮,其有不敷,于常平仓项下拨补”。“囚田”亦有由犯人自己耕种。“囚田”制度是朝廷管理囚犯、拨付费用的一种特殊方法,史书记载少见。

4、《物产》节中,不仅详记载了泾县地上之所有,如谷、蔬、果、禽、鳞、虫、介(龟、鳖、蚌、蟹等)、草、木、竹、花、药、货之属等,而且记载了地下丰富的矿藏资源,如银、铜、铁、煤、山煤、石灰、陶土,等等。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今人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依据和方便。

“货之属”一目,泾县最著名的物品“纸”和“茶叶”,对其品名作了详尽的记载。

如纸:“金榜、潞王、白鹿、画心(亦名澄心堂)、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纸伞,皆皮为之。千张、火纸,竹为之。下包纸,高帘、衣纸,皆草为之。”查阅有关史料得知:金榜、潞王、白鹿、画心、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等九种品名纸是用树皮(原料)制成的宣纸。到明代中叶,小岭曹氏的宣纸制造工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创制出“潞王”、“金榜”、“白鹿”等许多名牌产品。如:“潞王”即丈六宣、“白鹿”为丈二宣、“连四”为四尺宣等等,皆为泾县明清时期所产“宣纸”品牌名称,只不过今天已淹没,不为众人所知。而他在同期纂修的《宁国府志•物产》中称谓“金榜、潞王、白鹿、画心(亦名澄心堂)、罗纹、卷帘、连四、公单、学书”品名的纸为树皮制成,宣城一带的“宣、宁、泾、太皆能制造,故称宣纸,而泾人所制尤工”,且简要记载了制作宣纸的材料和方法。今有人认为他在泾县志书中对泾县最著名的物产“宣纸”只字未提,是对“金榜 …… 学书”等名称的纸是宣纸的历史事实不甚了解。

又如茶:“涂尖、梅花片、松萝、草青、黄茶、雨前、碧山茶、涌溪茶、洋尖茶”,皆当时泾县之茶叶,大部分至今仍是泾县所产名茶。

5、《人物》卷中,他主张精简门类,严格体例,“余因为之约曰:‘立功立言者,始可谓之名臣;仕宦有政声者,始可以入宦业;著述有功经传者,始可谓之儒林;诗文超绝辈流者,始可谓之文苑’”,并按此标准来确定编写人物志。并将有关人物碑记附录于人物传记之后,如罗钦顺为名宦陈垣作《遗爱碑记》,左镒为名宦胡永成作《巅泉胡公去思碑记》,吴光义为名宦高承埏作《寓公高侯去思碑记》等,此种体例更加突出了人物的丰功伟绩。

内容详实是嘉庆《泾县志》的主要特点。

四、考据严谨

“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也。”洪亮吉修志,始终坚持自己制定的原则,广搜博采,注重考证,录考结合,是清代考据派的代表人物。

志书中增设《辨证》一卷,辩文十一篇,每篇均能引经据典,证据充分,辩论明晰。如《泾县名宦陈焦考》一文,针对明宣德中《县志》对陈焦的记载,依据史志指出其六处错讹,尤足以说明其稽考严谨,求真求实,一丝不苟。

《旧志源流》卷中,针对本朝乾隆十八年的两部志书,以事实为依据,指出“《钱志》则不甚考古,《郑志》则微伤于凿,皆得失参半焉”,以及对泾邑历代志书源流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考证精审,妍求有素,言必有据。使后人在未见其志的情况下亦能对该志有个大概的了解。

五、文辞优雅

嘉庆《泾县志》一大特点是文辞优美,语言流畅。它从序开头到结尾不论是叙事、记物,还是摘录、考证,都有景物描写、引用证据等手法的利用,旨在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其效果良好,且不失志书语本体。

泾县南依黄山,西临九华山,襟抱太平湖,境内山高林密,溪涧纵横,小桥人家,风景如画,物产富饶,素有“山川清淑,秀甲江南”之誉。洪亮吉在介绍这一名川时写道:“泾,缘江带河,在万山中,其地可耕渔,又有银、铁、铜、漆、鱼米、果蓏之饶,非大水旱,即不至干溢”,寥寥数语便将泾川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展现在眼前。介绍泾县民风时写道:“泾枕山带川,土地虽少平旷,而亦肥饶。男勤于耕,女勤于织,鲜事商贾,尤贱工作”,仅30余字,便将泾川乡村民风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且语言优美。

洪亮吉在介绍涌溪山时,引用朱苞的名记《游涌溪山记》,曰:“…… 外岭绝壁千仞,则为溪额,或为鼻、为目,仰着皆见,小出为三仙峰,大劈则为二门峰。峰与峰相斗。若各据一偏,势摇摇不可下,从来径视,则壁欲吞峰;从归径视,则峰已蔽壁。至岭上直俯,始突出两峰比肩并立。中隐隐若有物欲破壁出,相传为唐诗人罗隐之墓。……”

介绍桃花潭时,引用翟赐履的名篇《桃花潭记》,曰:“…… 泾称山水治。其层岩衍岫,回湍清深,甚澄渟,而冬夏不减。缘崖百数里,桃花潭最著。潭之水有二道,南径横石、龙门,屈折奔注而下……而达于潭。潭之清冷镜洁,黛蓄涟漪,不可以丈尺许。其西略无土岸,怪石桀立,如狮吼,如象舞。老树纷披,寿藤缀拂,参差蔼蔼然。更峭壁临危,崇耸秀削百余丈。每至晨光初曜,夕晖斜照,回清倒影,望之亘若虹飞,是纳彩虹冈之名矣。…… ”

作者文笔之妙,叙述之巧,雅俗共赏,足见文字功底之深厚。

晚清名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把嘉庆《泾县志》列为方志典型。民国时期方志学家王葆心称赞《泾县志》说:“考此书有关修志义例及山水人物之考辨,均见通人修志,择精语详之善。若其生平在陕、在汴、在皖,纂志至八九种之多,则于此事之学识与经验,必有过人者。观其为《泾县志》一序,是觇其晚年所见之超卓矣。”

此志尚有遗憾与不足,洪亮吉主张“信载籍而不信传闻”、“贵因不贵创”的修志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值得研究和探讨。宣纸的生产历史未记载,只是简单记载了宣纸的名称和用何物造之。兵备志阙,只记载了“兵防”之事,对泾邑境内发生大的战事未记载。封建伦理贯穿始终,《人物》卷中加大了孝友、节妇的内容。

总之,嘉庆《泾县志》,结构严谨,史料详实,考证有据,文辞优美,不愧为旧志中的一朵奇葩。

该志原刊本散佚,现有民国3年 (1914) 重刊本存世。“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2008年,泾县方志办根据省、市方志办的要求,将该志整理出版,使深锁橱柜的古代一方名志,走向人民大众,对传承泾县历史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系宁国市退休教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
投诉
免费获取
今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