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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荡小舟的故事》第五章 香江岁月7 文化战线

原标题:《芦荡小舟的故事》第五章 香江岁月7 文化战线

第五章香江岁月

7 文化战线

第五章16讲了父亲吴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几项任务,比如送人北上、策划起义等。在分几条战线讲述一些贯穿整个香江岁月的长期工作之前,先了解一下当时香港的背景。父亲1948年回港后的几年里,这个背景变化颇大。

英国虽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设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机构,而是提出让北京在香港设总领事馆。中方认为,香港虽然是殖民地,但始终是中国领土,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设总领事馆?几经权衡,决定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官方在港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继张铁生之后任中共香港工作组组长,他于1955年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遇难,香港工作组由父亲负责。

父亲吴荻舟与黄作梅、廖一原、金尧如等人摄于香港赤柱。左一为父亲吴荻舟,左三为母亲张佩华。

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后改为港澳工委,同时香港工作组撤销。港澳工委初时在广州办公,1957年,中央认为港澳工委应该设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后赴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长,实则梁威林是港澳工委书记,祁峰是常委,父亲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进香港前,贸易、银行、文化、航运等是分线管,1958年后各线负责人参加工委作为常委,在香港实行集体领导。

根据父亲留下的各种资料综合,从工作组时期中共在港就设有出版支部、电影支部和新闻支部。教育支部的关系是在城工委,父亲只负责和教育界上层保持联系,如培侨中学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广州后是吴康民,香岛中学的卢动,汉华中学的张泉林,张泉林回广州后是黄启立,还有中业中学的成庆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陈祖霖负责,陈祖霖回北京后是蓝真。一九五六年唐泽霖调香港后,整个出版线工作便由父亲移交给唐泽霖,由唐泽霖联系蓝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联书店,还有灰色的学生书店等。

电影支部最早的负责人是司马文森,19521月他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后由齐闻韶负责,齐闻韶回上海后从工商统战方面调廖一原任支部书记。1957年起国内调来的钟瑞鸣和我的母亲张佩华调入电影线,廖、钟、张组成电影支部,廖任支部书记。钟在长城工作,张则在南方公司。

新闻支部最早是李冲负责,以后是金尧如负责。

除通过电影、新闻和出版这三个支部开展统战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义、两航起义、云南起义、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亲说,19491014日广州解放后,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没有跨过罗湖桥。但是父亲在华商报》工作期间,上面传下来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针,他也曾按此方针布置工作,据他所知工会线也布置过护厂。1951年春,有了对港政策八字方针——长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设立外事小组,陈毅为组长,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陈毅为主任。19581959年几次工作会议上,陈毅多次阐明长期方针的意义。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汇,发展外贸;跳板作用——掩护人员的出入,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东西方了解的必经之地。此后,至父亲调北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乃至“文革”期间,他全力以赴执行的,就是这个方针。

根据父亲的回忆录初稿,出版方面,大陆解放前有《华商报》附属机构有利印刷服务公司,这是专为印《华商报》由陈嘉庚投资办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属于《华商报》系统。另外面貌比较隐蔽的有三联书店,做一半的爱国宣传,也卖国内的出版物,还有一间更隐蔽的学生书店。大陆解放后,又成立了两间出版社,一间是《文汇报》办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学习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斋。在出版战线上贯彻长期方针,也和报纸一样分为一线二线三线。新民主出版社为第一线,三联为二线,其余为三线,而三线中又有层次的区别,一二线主要发行国内出版物。三联也出版当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线就只出当地作者的作品。和电影界一样,掌握一条界线,即宣传做好人、做正派人,劝人向上向善,抨击不良风气,不鼓吹尔虞我诈等资产阶级那套东西。出版机构中也有几位党员,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线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开的红色书店,国内出版的许多书,包括马列主义的书都在那里卖,三联书店是比较中间的,卖的书不光是马列主义的,也卖些知识性图书,中华、商务翻印古书、科技书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组扩大,国内派了唐泽霖出来专管出版工作,在他来后开设了没什么政治色彩的集古斋卖古书画。

香港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是从上海搬来的。大陆解放后,上海的中华、商务恢复了,香港这两家也归香港工作组领导。由父亲与吴叔同、张子宏联系,并通过他们做这两个机构的员工的思想工作,有时父亲也和他们到厂里看看,但业务上都由他们自主,归上海总机构管。他记得在承接业务时,只有一次张子宏征求他的意见。那是承印一批圣经,他不敢做主,问父亲可不可以接,父亲说可以,他才承接了。这两家出版社规模很大,印刷设备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时父亲负责审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线的电影剧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长期利用的方针,是否着重爱国主义宣传的原则,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线暴露出来。他看《文汇报》社论大样,不看《大公报》、《新晚报》,因为看不过来。国内对报纸抓得很紧,尤其后来廖承志经常找新闻线的干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

大陆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艺术界的著名编、导、演员们纷纷南下,一时间,香港名人云集,如蔡楚生、夏云瑚、夏衍、司马文森、陈残云、洪遒等。他们联合香港资本家成立制片公司,如上海昆仑公司的夏云瑚就联合香港利舞台利家出资合组南国等民营电影制片公司,拍出章眠编导的《冬去春来》和陈残云编剧的《珠江泪》等较高水平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亲还没有参与香港电影的工作,电影小组、电影支部先后由夏衍、司马文森和洪遒负责。

据父亲回顾:电影口的统战和宣传方针有个变化的过程,最早是宣传动员华侨回国,后来是宣传双重国籍,接着是鼓励华侨在当地入籍。因为中共意识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如果华侨都回中国了,不但他们的人口会大为减少,经济也可能崩溃,既不可行,也不应该。影片题材既然不可能国内外兼顾,就该面向海外,提倡华侨社会的固有美德,如勤劳勇敢、勤俭持家,兴学兴办文化事业,友爱互助等。于是制片方针改为宣传向上向善,宣传高尚道德,争取电影打入东南亚和台湾市场。

父亲说,1952年以后,“我们有爱国商人吕健康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左翼电影界的凤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后来又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灰线’新联公司(廖一原负责),清水湾片场以及专门发行进步电影的南方影业公司(最初的负责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鹏,任经理,许敦乐任副经理)”,其他还有五十年代、龙马等制片公司。

我保存着一封毛笔信,内容正是回顾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界情况。现存13页,是一位电影界前辈写给父母的,没有时间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艺进入东江游击队时,组织上把他留下进入电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担任过《珠江泪》场记,1952年回国。为方便叙述,以下称“前辈”),写信时间应该是在文革之后了。

回顾香港电影界情况的毛笔信。

据这位前辈回忆,北京解放后,夏衍把电影小组工作移交给司马文森、洪遒和齐闻韶。司马文森和洪遒负责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尽量避免出头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摄主题健康、反映现实以及艺术性较高的片子,不拍摄反共、黄色的电影。前辈参与的《珠江泪》摄制组成立了党小组,“团结粤语片从业员,虚心向他们学习,培养自己的演员,演员里有几位党员,通过党小组生活,研究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分工负责加以解决。”“摄制组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导演有分镜头剧本,初步建立起排练制度,互帮制度,开创了南国摄影棚里的新风气。”司马文森等曾带队去广州给解放军演出,演出之后,“香港电影界情绪高涨,迫切要求建立香港电影工作者协会,但受到香港当局限制和阻挠,只能成立‘电影界联谊会’,后改成‘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简称‘影学’,有120多位会员。”影学针对当时香港电影界的不良风气,针对“台湾自由影人协会”拍摄黄色和反共电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张。“五不”是“不请客,不送礼,不酗酒,不赌博,不拍反动黄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学习,要坚持进步,要互助团结”。影学成员“宁愿没有饭吃,宁愿勒紧裤腰带,坚决响应影学的号召”。

看到不少南来的电影工作者处在失业状态,生活难以维持,电影小组研究决定成立同人性质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资,按劳取酬,根据影片发行收入分配。司马文森、洪遒、刘琼、马国亮、顾而已等人组成艺委会,第一部片子拍了《火凤凰》。制片费是靠借贷和片商预支。大家不支薪,减轻了制作成本,又由于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证了质量,影片比较卖座,特别是得以在内地放映,收入不错,初步解决了失业的困扰。第二部片子是《人··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据这位前辈的描述,影学曾组织过捐款和义卖,支持抗美援朝,参加义卖的有黄永玉、万籁鸣等,万籁鸣当场为宾客们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踊跃。电影演员李丽华、王丹凤、刘琼等负责接待,义卖结束后还跳秧歌舞。

电影界民盟区分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立的,由司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负责国语界和粤语界。后来司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给这位前辈,大概在1951年,组织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亲联系工作。他和我父亲十天半月见一次,汇报重要情况,再根据父亲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马文森商量落实,有些事直接布置给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参与了电影界的具体工作。

前辈信中描述,当时发生了永华影片公司职工向资方索讨欠薪遭到港英当局逮捕和驱逐的事件。永华老板李祖永欠薪半年,许多职工要靠借贷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国人投资,宣布拍摄新片。许多职工向资方要求,至少应该先把欠薪发还。这些职工大部分是影学的成员,他们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讨欠薪的谈判小组。那位前辈认为这是个大事,遂向我父亲汇报。据他所写,李祖永一向亲国民党,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摄反动色情的新片。父亲认为应该支持永华职工合理要求,必要时帮助他们揭露李祖永,争取社会舆论。父亲在前辈的信上旁注:“当时还考虑到对港英参加侵朝和征用我油轮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击。”

前辈说,党小组和民盟区分部一起讨论决定,马上由摄影师蒋伟、余省三和导演杨华、编剧沈寂组成谈判小组。资方则采取拖延态度,一个多月毫无进展。父亲帮助他们在《华商报》、《文汇报》上不断发表消息,责问李祖永为什么有钱拍片还故意拖欠职工薪水,不顾职工生活困难。同时影学成员纷纷捐助钱物救济永华的职工,电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职工,新闻记者也去采访,接二连三在报纸上揭露永华资方虚伪的态度,香港的造船工会、电车工会等也先后派代表声援。李祖永勉强答应19521月上旬发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110日深夜十二点,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装便衣军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马文森、齐文韶、马国亮、刘琼、舒适、杨(华)、沈寂,还有刘琼的夫人荻梵。父亲在那位前辈的信旁注明:“加香岛中学校长卢动,共九人。”

这位前辈也在九人当中。因为他写:被捕后“集中在打鼓岭的警署不加审问,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车到罗湖警署,才宣布我们违反皇家法律XX条,为不受欢迎的人,当即押解终身递解出境。我们十分愤怒。”他们当天安抵广州,广东省文联主席欧阳山到车站亲自迎接,当天即向广州新闻界广播(电)台发表声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议。之后新华社在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专电,揭露英帝的阴谋和暴行。两天后,蒋伟和白沉也被驱逐。前辈写道:“这次香港当局大逮捕、大驱逐显然事先有阴谋布置。电影界的进步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党的电影小组、民盟区分部以及影学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亲晚年曾检讨:“在周恩来的(长期)方针下达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现‘左’的情况,如电影创作上反映阶级斗争,新闻方面做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方面一度考虑用国内的课本,群众工作方面搞读书会学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等。最后发展到卢动、司马文森、刘琼等9位同志被港英驱逐出境。”父亲说:“司马文森写过很多作品,是个多产作家,他回国参加过文代会,又在‘左倾’方针影响下暴露过。”“被驱逐出境的人虽然都是电影线的骨干或党员干部,但他们处于地下,只能由《文汇报》、《大公报》加以报导、揭露和评论,并曾通过有关公司和学校向港英当局要人,比如刘琼便由长城公司向港英要人,卢动由香岛中学提出抗议。但港英当局毫不理会,仍然驱逐他们出境[1]。”

我把9名被驱逐回国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齐闻韶,360百科显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参与建立华南电影界联合会,后任南国影业公司场记、副导演、编导。此期间,他编导的作品有《海外寻夫》、《一板之隔》、《江湖儿女》等,1952年后回到上海。”他的讣告显示他参加过抗敌演剧队,而在毛笔信中也有“《江湖儿女》编剧齐闻韶”,几点都符合他的自述,也许,写毛笔信的前辈就是齐闻韶?父亲在文革期间为齐闻韶写过证明材料,经查看,证实了我的猜测。

根据父亲196875日所写证明材料,齐闻韶原是演剧九队(后改为五队)队员、中艺队员。他们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2月上旬,组织上要父亲与他单线联系,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父亲与他联系只有三、五个月,先后见过四、五次,父亲说:“当时的组织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亲参加港澳工商新闻电影各界代表团到上海参观电影制片厂时,齐闻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间齐闻韶到北京开会,还会到我家坐坐)。

[1]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凌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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