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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 荣维木:另一种视角:从抗日战争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

原标题:大家 | 荣维木:另一种视角:从抗日战争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

抗日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间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由于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外部,中日两国的关系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都发生重大变化;在内部,战争期间各种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与战后世界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也使中国政局迅速变化,导致中国近代历史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结束。因此,这次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而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战争结束时即已开始。但一般说来,既往研究视角更多地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①。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否存在着关联?如何客观地运用现代化范式来解读抗日战争的历史?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历史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联

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构架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有学术歧义,而这种歧义并非本文探讨之主题。只是笔者认为,把现代化范式作为审视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可以启发人们从不同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但须说明,新视角并非唯一视角,如果完全脱离开革命范式,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解读显然不够完整。这正如有学者所言:“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面目。”[31]那么,如何将两种视角有机结合到一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了解中国近代史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并且这个解决的过程值得人们去总结和研究。

胡绳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32]刘大年在《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也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33](P5)两位史学前辈作出的回答,现在基本上可称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由此延伸开去,抗日战争无疑地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由于这个战争是发生在1930年代,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力量,从而又使得这个战争自始至终包含了改造旧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从这点来看,以革命范式来解读抗日战争史不仅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且也是离开了这种解读便无法正确说明抗日战争历史过程的问题。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抗日战争还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有着紧密关联,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二是中国在反侵略的战争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如同中国近代其他阶段一样,都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其进行研究自不能离开革命与现代化两个视角。但是还应看到,革命视角是先于现代化视角而被人们普遍运用,而现代化视角则是近些年来才被世人所重视。当然,此种现象的出现亦有其合理原因。

其实,当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之时,就有人提出过以现代化范式构建中国近代史的观点。如1938年时值武汉会战期间,蒋廷黻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完全是以现代化范式解读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1930年代才开始,而是自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但蒋廷黻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认同,范文澜甚至还很有针对性地以革命视角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当时,现代化之所以没有成为认识历史的主流方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题系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其次则是恰逢武汉会战处于敌我胶着的关键时刻,蒋廷黻却在书中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提出了强烈批判,表现出了对抗战的低调[31]。此即蒋廷黻倡导和运用的现代化范式在当时不被人们所接受的理由。

但历史的演进还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即总结总是要在事后进行。抗日战争史也一样,当它以中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再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有些现象并非以革命范式可以解释完全。因此,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需要有更多的不同视角。从这点来看,蒋廷黻的现代化范式,尽管在当时看是不合时宜的,但现在却可成为解读抗日战争史的新视角。

另外,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运用,还有其他原因:一是现代化范式主要兴起于西方,而人们对西方史学方法极为关注。二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民族振兴的崭新时期。处于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成为现代化理论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希望从这段历史中吸收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从中吸取有关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

但须加以强调的是,无论是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在运用于历史研究时须特别强调两者都不是孤立的方法,而是彼此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正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所说的:“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恐怕是难以解释和解决的。”[34](P8-9)关于革命与现代化两者的关系,刘大年说得更为明确:“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33](P7)按照此种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开始人们并不接纳蒋廷黻的观点,而后来却把现代化作为审视抗日战争历史的新视角的原因了。

二、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所谓“现代化”,其实有不同的概念界定。笔者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它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过渡,过渡目标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教育的发达、工业的发达和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以此为标准,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作出的回应。”[35]

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开港的结果同为使本国传统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两国社会的强制导向。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对这一强制导向的回应。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世界条件,日本很快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转型期,并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来满足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却不同,洋务运动并没有带来倡导和实施者所希望的结果,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十分缓慢,而且还经常因外部的侵略一再被迫停滞。中日甲午战争,更拉开了中日两国间的差距,使得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了根本不同。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后来又逼迫中国交出了收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白银赎金。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是以破坏和延迟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条件的。

甲午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1930年代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常被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而日本的大举侵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尽管上述甲午战争的结局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但这还不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下面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阐述,更能说明日本侵略给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8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尽管它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生产关系中残存了太多的封建因素,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对列强国家有很大的依赖性,使得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又受到了诸多限制。而即使是这样的对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的开启,也伴随着甲午战争而停滞。清末维新运动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这些措施根本无法真正实行。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曾经趁着西方列强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笔者比较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有人认为,南京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的实际统治区域内出现了所谓“半殖民地或半边缘化的现代化模式”[36]。这种说法带有一种政治定性,却也有一些道理。客观地说,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经济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与国家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关税自主权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在1927年以前,外国货物在中国的实际进口税率只有4%,1931年则提高至10%,1933年提高至20%,到1934年更是达至25%。正是由于关税自主的实现,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1.34亿元增至1931年的3.88亿元[37]。关税的增加,一方面对中国民族经济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

其次,改革国内税制,建立新的金融体系。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经过几年多努力,在1931年将厘金以及由厘金变种的各种各样的具有通过税性质的捐税尽行裁撤,而代之以单一的统税,即只对一些特种商品课税,这项改革无疑起到了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全国市场的形成[38]。国民政府于1933年推出“废两改元”的货币政策,于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正式宣布放弃传统的银本位制,货币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实现了对国家金融命脉的控制。这些改革,一方面为官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对现代化经济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上变革,加快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据有关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39](P142)。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37]。还有学者研究表明,1936年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如果不把农民自给性的加工计入手工业产值,则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40](P105)。根据这些数据,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19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37]。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验证,却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的,因而也是合乎历史逻辑发展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顿挫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局部侵略。日本占领东北后,除了掠夺中国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物质资源外,还更为严重地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系,把东北完全地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东北经济的畸形。至今在日本仍有人说,是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才使东北建立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根本是歪曲历史事实。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日本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了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而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则发展缓慢。同时,在“日、满、华农业一元化”的政策下,中国东北的农业成为日本战争经济体的附庸。另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劳工政策、集家并屯政策等等,不仅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

如果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没有阻滞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到了1937年,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八年间,日本占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抗日战争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比较详细地统计了战时全国经济损失情况,其中包括金融、工业、矿业、电业、船舶、商业、运输、农业、水利、文化、公共机关、人民团体、房屋等等各项分类损失数字,最后得出313.3亿美元直接损失的结论。该损失说帖还统计了间接战争损失情况,其中包括军费、外债、内债、税收、资源减损、沦陷区金融、海外华侨等各项分类损失数字,相加总数约204.44亿美元②。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敌后地区的财产损失,因此是不完整的。而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

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中国经济全面崩溃。

三、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中止,但全面抗日战争的兴起,又逐渐地积累了中国新的现代化因素。所谓的新,是因为这些现代化因素在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早在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察觉到战争将会为中国的改造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会。而国民党也是把“建国”作为重要的目标与“抗日”的口号并列提出。应当承认,因为政治理念、阶级理念、现代化理念的不同,国共两党关于改造国家的目标有着很大差异,实现改造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但可以肯定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当时都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盛的现代化国家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

关于现代化的含义,除了工业化为其核心外,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应包括在其中。而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统治历史的中国来说,后者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爆发,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条件。

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处于严重分裂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实行高度的独裁政治。事实证明,这种独裁政治严重妨碍民族力量的凝聚,因而遭到了包括国民党内部人士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的反对。后来,在日本侵略的外部压力下,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国民党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际上是为实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还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并且有了参与国是的机会。19383-4月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为实现宪政作准备,并提出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的充分保障。这个纲领,得到了中共和其他党派的真诚拥护。中共虽然认为这个纲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认为其基本精神与《抗日救亡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有各个不同政治派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参政员虽非民选,但确实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建国”的意义上去看,这当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开端③。

政治民主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政治民主还需要有其他社会条件作为支撑。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具备的。美国学者马里厄斯•B.詹森曾经说过:“抗日战争从根本上打击了国民党政府,使之不能够有效地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41](P312)此话不无道理,并已经被后来发生的事实所验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放了政治民主,但这种开放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国民党确实有过关闭民主的企图。但是,与抗战前的情况不同,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广泛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已很难占到上风。中共的历史影响是怎样产生的?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在抗战期间,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提出的全民族抗战的爱国主张。”[42](P51-52)而与此形成对照,仍然是在西方人的眼里,费正清认为,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只能进一步扩大它对外国支持的依靠,希望于英、美击败日本侵略者,大量增加的美国军事援助,使国民党人更具依赖性。这一境况削弱了他们的革新活力,并使他们在爱国者眼中失去了信任”[43](P51)。抗日战争是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确实表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政治趋向。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重要积累因素之一。而这种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现代化因素积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关于战时经济体制,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既往研究大多着眼于这一体制的本身构成及其利弊,以及战时经济体制对中国抗战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等方面。近些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从现代化的视角对战时经济体制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另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笔者认为,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的建立又确实包含了诸多新的现代化因素。如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相当多的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尽管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举措,但其结果却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输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落后的状况。另外,与工业内迁相一致,战时对西部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在战后仍有积极影响。除此之外,战时经济体制还包含了兴办水利,开发水陆交通,督促垦荒,推广科学技术等方面。应该说,这些措施对克服战时经济困难起到了实际作用,并对战后的经济恢复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并不具备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经济的基本条件,因而在那里,现代化因素主要不是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表现为生产关系之改革。但严格说来,这种改革也是限制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小农经济的范畴之内,因而还不能把它直接看成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使处于贫困地区的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间接积累。

除了上述政治与经济方面对现代化因素的积累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应特别引起注意,即中国是通过抗日战争才获得在国际上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而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任何现代化国家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内河航运权、驻兵权、租界和租借地等特权,使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斗争多数没有成效,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了四个年头,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了盟国,从两国得到了物质上的支援,而中国的抗战也是对盟国的有力援助。这种援助不仅表现在中国派出远征军参加在缅甸的抗日斗争,还表现在由于中国战场的顽强坚持,使得日本很难把更多地兵力投入到太平洋战场。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也从此,中华民族开始摆脱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从此,中国开始以同盟国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事务,并以“四强”身份成为1943年莫斯科宣言的签署国。同年,蒋介石还作为盟国首脑之一出席了开罗会议,而该会议决定了中国将收回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及近百年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夙愿得到了世界的确认和肯定。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最后,还应予以补充说明的是,除了以上方面,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积累起来的现代化因素,还表现在中国社会在战争期间发生的其他重大变迁,比如人民觉悟的提高,文化的传播,妇女的解放,中外交往的加强,民族凝聚力的加强,等等。以上诸多方面汇集在一起,最后成为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动力。

注释

①据笔者所见,主要有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时国荣《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年第1)等。

②转引自袁成毅《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第97-101页,陕西人民出版杜1999年版。

如袁成毅认为:“其实正是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参政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参见《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年第1)而笔者认为,独裁作为一种主观意志,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却很难以民主的外壳来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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