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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奇怪、滑稽、失败.....我们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

原标题:资中筠:奇怪、滑稽、失败.....我们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

资中筠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我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最近碰到郑也夫先生,他写了很尖锐的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批评中国当前教育。

现在我孩子长大了,家里没有小孩在上学,因此我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所听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学的,都是纠结得不得了。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我就回头想我们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当然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过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农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没有机会上学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起码上小学,择校问题没有那么严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区里上学,如果到远处,父母哪里有时间老远地去送孩子上学,所以都是在所谓的“弄堂小学”就近上学。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应该回归人性,应该引发孩子自然的创造力,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三好学生”,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别的学生,这个学生有这个长处,那个学生有那个长处,怎么就有一个学生或者几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这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我们那时候当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总的平均分这样的统计,我们班也有学生特别棒,所有功课年年考第一,全面发展。大多数学生是这科好,或是那科好。经常考前三名的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别人高出很多。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方式是很自然的,当然碰见老师好的那堂课自然就特别喜欢。我当年碰到几个特别好的数学老师,讲得太好了,我们自然而然也被吸引进去,所以我中学六年最好的功课是数学。我当时上的学校是天津耀华中学,师资确实很好。因为校长(赵君达)很好,当时留美归来,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做教授。后来自己愿意办中小学,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来办学,然后他就应聘到耀华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学校,英工部局是英国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机关。解放以后说外国人办学校是为了搞“文化侵略”,其实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国社会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见,说你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应该为这个租界做点儿好事。

什么是好事儿呢,最好的事情就是办一个学校!所以是他们出钱办的学校。这个学校建筑和设备确实比较好,砖都是从英国运来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厉害,就那个学校巍然不动。学校当时还设有实验室、大礼堂、室内体育馆。很少有中学有这样的设备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全市运动会总拿第一名。学生是全面发展的,但是我的体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长赵君达当时亲自口试请来的教员,师资确实是一流的。但这位校长1938年被日本人暗杀了。学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领天津之后,不能进来。太平洋战争之后,英国也成了日本的敌国,日本势力才进入租借。太平洋战争之前,英国和日本并不是交战国,所以我们的学校不受日本、伪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伪已经施加压力,要校长改变教科书。赵君达校长还接手了南开中学的学生,办了一个特殊班,我们下课后就把教室让给南开学生来上学。因为当时南开中学不在租界内,被占领后,南开大学随着西迁,中学还没搬过去,那些学生就失学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许他办这个学校。怎么威胁他都不服从,最后就真的派特务暗杀了他。我那时是小学二到三年级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这样一个学校碰上这样一位校长。他去世之后,继任的校长也很不错,原来的传统还是继承下去了。

这个学校还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一所学校的特点,我觉得过去的学校基本上都这样),没有现在这么势利眼,对谁谁的孩子在哪个学校那么关注,当时区别没有那么大。天津有一个特点,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袁世凯的孙女这一类的。徐世昌的侄女还有袁世凯的孙女都跟我同班,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大家只是知道,有人这么说,但也没有人注意,没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事。还有很有钱的大资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贫穷的孩子,衣服还有些补丁。都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时候的社会至少在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社会趋炎附势的态度。那时老师也很敬业,从来没有给老师送礼的,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表演钢琴独奏的资中筠,风华正茂。

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孩的教育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许生两个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两个孩子,觉得一个孩子已经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辈,从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个小孩在我的亲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阶层,所谓的公教人员,几个小孩也都能上学。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但是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负担重。特别是在知识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学的。那时候大多数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但公立学校真的不用交费,这个很清楚。比如一个县、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小学,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就可以上学。

我就觉得纳闷,现在上学的费用怎么那么高。现在人的收入情况,从城市来讲,平均应该比以前高。当然在抗战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收入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好像是陈明远写过一本书,计算当时城市里的中产收入,比如鲁迅他们收入好像都还比较高。那是在抗战以前,一九二几年到一九三几年,确实是这样。抗战开始以后就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就相当低了,生活拮据。但小孩上学的问题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吃不消。现在幼儿园的费用都比大学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需要像郑也夫先生这样的社会学家来寻找社会原因、制度原因。我们从前上学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等到上大学之后,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这种私立学校学费确实比较高。这种学校,一般中产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学费。但是它们也有奖学金,成绩好自然就可以免学费,另外家庭贫寒也可以申请。但是国立大学是绝对不要钱的,比如清华,一个子儿也不交,只需交饭费。还设有助学金,家庭贫寒的学生饭费可以免,当然伙食非常糟糕。当然这里面把农村排除在外,必须说明这一点,那时贫困的农民是上不起学的。但也不是绝对,也有人到农村去办学。那些有志之士,像叶圣陶这样的就到农村去办学。现在我确实觉得很纳闷,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怎么就那么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1986年,资中筠在清华大学静斋。

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从前我们挑学校,说一个学校好,一般会说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好,教员很好,风气很好,学生在里面都好好学习、不瞎闹,管得比较严,是这样看的。很少听到“升学率”这个说法,没有说挑学校是挑升学率的,因为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考大学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说先有升学率然后学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质量,将来学生出来才容易考上好学校。这整个观念跟现在很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工资可能比其他学校高一点,可以聘来高质量的老师。但到抗战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内战的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所有教员,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苦,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快吃不饱饭了。但他们还是非常敬业,很认真地教书。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单身女老师,她生病时,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萧然!她进不起医院,生病就扛着,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认真讲课。四十年代末,老师确实非常艰苦,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连窝头都填不满了。不是单身的话,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确实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不好好教书,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风气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时上学,功课没有留的那么紧。我记得一般三四点钟下课,放学回家最多做一个钟头的作业,作业大多数是数学习题一类的,或者是国文老师留了一课书,下个礼拜背下来就好了。我也学钢琴,再练一个或者半个钟头的琴。晚饭后是不做功课的,就是看闲书。睡觉也比较早。在求学期间,我看课外的书要远远多于课内的书,同学之间看书借来借去。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宽松很多。

我感觉孩子从小应该得到关怀和爱。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完全没有感情。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孩子扯了班级成绩后腿,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作仇人。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要么变得非常自卑。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有没有善良的本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也会批评,但他是很负责任、很诚恳的,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制度,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

1985年,资中筠在中科院美国研究所

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前几天我在南京“亲近母语”教育座谈会上说,我们那时候上国文课,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就带着大家一起念,跟我们说这点怎么好怎么好,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欣赏,也就对这篇文章或者这首诗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种熏陶和感染。现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归纳中心思想,又分这个是记叙文,那个是抒情文,这样好像就很科学。古文向来不这样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觉得文气特好,然后就记住了,经过融化和熏陶,最后变成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实用工具。这是我自己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几年,上海有一个教辅机构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辅教材,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上面就写“作者意图”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这意图呀。里面还有问答,这一段说明什么、第二段说明什么。我就觉得特别滑稽,我还活着呢,他也不来问问我。过去古人写的文章,就死无对证了,凭后人去分析。当然这作为某种学术研究可以,但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硬灌输给学生。我觉得特别是文学方面,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甚至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比如这是进步的,那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等等。

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都是著名的欧美问题学者

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清华大学的孙立平老师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危险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动乱,而在于全社会的溃烂。我很认同这个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

现在知识爆炸,小孩聪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电脑,我玩不过十岁以下的小孩。他们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个精神,特别是教育精神,我们教给他们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现在的孩子在学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识学多少,而在于现在的嫌贫爱富、非常势利的风气,这是很糟糕的。

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感觉,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家长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数管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让他发展他自己的兴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这小孩爱画画,但特别讨厌数学,你就别逼他学数学了,让他好好画画。杜威主张完全让孩子发挥他自己的特长。

对于他的观点,后来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还是需要管的。有些内容他暂时没兴趣,以后有可能会有兴趣的。但总的原则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样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弯过来。要让孩子自然地茁壮成长,前提是老师和家长都要有正确的态度,适当地浇水、护理。但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好像经济好了,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整个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这样培养下去的话,在精神上一代一代好像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这儿。

本文整理自资中筠2015年4月20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沙龙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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