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书局15年,我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学术编辑?

原标题:在中华书局15年,我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学术编辑?

许多读者都知道身为文史学者的戴燕,但他们可能不了解,她之前有十五年的时间,是在中华书局做编辑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出版业快速发展时期,她经历了中华书局这种老牌出版社的锻炼,想必是可以谈谈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学术编辑的。文章谈到的人与事,都可见一种“伟大的传统”,和刚刚过去的时代特有的风采。

见证它百分之十五的历史

文 | 戴燕

(原载《读书》2013年11期)

一九八二年初,我们古典文献专业七七级半个班、九名同学一块儿分配到中华书局,大家抱着铺盖卷、扛着书箱,从海淀区的北大,被一车拉到丰台区的蒲黄榆宿舍,安营扎寨。从此我在中华书局,一待就是十五年。去年在上海图书馆的中华书局百年局史展览里,有一张我们班的毕业照,看见之后我才意识到,在中华书局一百年的历史当中,我也是它百分之十五的一个见证人。

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编辑所(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与二三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华书局事实上也有了很大改变,不光人非,楼也早已不是王府井大街三十六号的那座楼。去年与老同学冯宝志见面,他说人这一生里头,进的第一个单位,与上的第一所大学,在你心里会是同样的分量。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很多工作习惯,的确还是在中华书局养成的。

我是在读了四年古典文献专业,也就是上过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一系列课程以后,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从小编辑做起的。大学里的系统学习,如果说是纸上练兵的话,学以致用,通过亲手摸文献解决问题,而积累出自己的一点经验,还是在工作当中。

我在中华书局看的第一部稿子,是徐震堮的《世说新语校笺》。在我接手之前,这部稿子有人看过,提了意见改回来,我看的时候,已经大体成形,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受命做的第一件事情,仍然是跑图书馆,去查找《世说新语》的各种版本、各家注释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中华书局自己有一个特别棒的图书馆,马路斜对过又有个中科院图书馆,再远一点是北图的文津馆和柏林寺图书馆,年轻时真不怕跑腿,很快把要用的资料搜罗齐,搬回办公室,然后像老编辑们一样趴在桌子上,每天对着徐震堮的原稿,从正文,到校注,一点一点地比照,有疑问的地方就贴个条,在条子上写下自己的意见,提交给二审和三审定谳。

1997年,告别王府井大街36号大楼时,中华书局员工合影

那时中华书局流行的说法,是自己好比“前店后厂”,好编辑都要既能够编别人的书稿,也能够自己整理古籍、自己做研究,再加上过去对出版的控制也严,出版社都有替作者“把关”的思想,所以编辑审稿,多少有点像是在同作者较劲儿,而要较得人家心服口服,起码你就得把人家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从头再来一遍。这是一个投入极大、极笨的办法,有时候还费力不讨好,作者不满意,嫌出版社“店大欺客”,编辑也不痛快,因为毕竟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不过现在想起来,那终归是真刀真枪的实战。古籍整理这一行,因为做的人少,有时也会被人想象得多么玄妙;其实未必,问题只在于是不是真的经过眼、动过手,说到底,它到底是一个需要耐心、不怕枯燥的力气活儿。

碰巧的是,在我编《世说新语校笺》时,历史室的张忱石先生也同时在编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两部书赶在一起,不免给人“打擂台”的印象。而余著乃是由周祖谟先生整理,张忱石先生的能力和经验也是我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所以,尽管这两部书各有自己的侧重,体例也不相同,可顶头上司许逸民先生还是会经常敲打我。许先生上面又有程毅中先生,程先生为人方正,做什么都一丝不苟,在这样的前辈手底下做事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都还唯恐不够。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审这第一部稿子,对我的锻炼就非常之大。且不说《世说新语》及其注释文本原来就颇复杂,要编成一个好的校注本其实不易,又还有余著在那儿摆着随时做对比,这书的长短是非包括后期编辑的状况,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清楚楚。

这样,到编辑《建安七子集》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点小小的经验,能够就卷目、附录和年谱的编次、校勘记的写法、标点符号的统一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与作者俞绍初先生展开讨论。也是受益于程毅中陆陆续续编写出来的“古籍整理条例”,在编辑《建安七子集》的过程中,对于古籍整理的“体例”,我有了更深的认识。古籍整理,过去说它是个板凳活儿,因为首先要坐得住,舍得下死功夫,但是久而久之,我也发现这种板凳活儿,其实也有高下之分。分别在哪里?可能有多重因素,以我的经验及所受训练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体例设计得怎么样。这个体例,主要指文献处理的方法,大到版本的择取、注释的原则,小到标点的使用、校勘记的表述。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体例,于作者便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于读者则是体辨源流、一目了然。我是见过相反的例子的,也是很好的学者,在做自己那一行古籍整理的时候,却由于体例不严而破绽百出,几乎收不了尾。

当然,一个好的体例,是要在对文献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尤其要对文献整理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定位,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设计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光有做笨功夫的力气还远远不够。古籍整理的目的,最终还是要给今人提供一个便于阅读的版本,并不是越繁复庞杂就越高明,这便要求你得先有一个能够部勒全局的严格、周密的体例。就此而言,在新整理出版的同时段文集里面,我觉得《建安七子集》说得上比较规范,规范而有条理的古籍,用起来也让人放心。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修订本,中华书局)

我在中华书局看的最后一部古籍整理稿,大概是范宁校点的《异苑》。这是一部很容易看的小稿子,之所以记得,是由于一面随手翻阅原稿的时候,一面就发现其中的一些断句错误,好像是自动跳进我的眼睛里。对于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出身的人来说,这或许可以看作达到了某个及格线的标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让我理解到什么叫“术业有专攻”。古籍整理别是一行,这一行确实有这一行的习惯、有这一行不可缺少的训练。

上面谈到的三本书,都是我现在经常要用到的,我手里常备的还都是它们的初版本。初版本的版权页上,并没有编辑的名字,这是因为在我年轻时,编辑还都要做“无名英雄”,我们不但没有与作者碰面的机会,写给作者的信,也一律要署编辑部的大名。我猜想有些书的作者,到今天也未必知道有过我这样一个编辑的存在。

在我看过的稿子里面,有一部可以说最重要的,是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三位先生合作的《屈原集校注》。说它重要,当然还不是指它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的项目,而是说它在我个人对于学问的看法上面,产生过非常深刻的影响。由于金先生等三位作者都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老师,都教过我课,编辑的过程,于是变成了继续问学的过程。

在《屈原集校注》之前,中华书局已经出版有游国恩的《楚辞纂义》和《天问纂义》。游先生的名字,在我们这一班同学中间也并不陌生,他是一九二六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老前辈,我们进大学那一年,他在中文系去世。虽然无缘受教,但在不久后的中国文学史课上,我们就读到了他的成名作《楚辞概论》,对他的研究方法有了一个粗浅的印象。这个方法,就是与他同时代的另外一位重量级古典文学学者陆侃如总结的“历史的眼光”,即不但研究楚辞本身,还研究“它的来源和去路”。沈玉成先生曾经撰文指出“游先生在总体观念和方法论上受过胡适一派的影响”,这话不是没有根据,因为“文学的历史观念”,正是胡适当年在北大着力倡导的研究观念、治学方法。

在拼着一股锐气写出《楚辞概论》之后,游先生便开始了他庞大的“楚辞注疏长编”的计划,意图汇纂前人之说,集训诂、义理、考据为一体,而对“楚辞”做一个集大成式的研究。这个庞大的计划,沈先生视之为对乾嘉朴学的回归,却因为有现代观念的引导,又较清人有更加宏观的认识。我在这里引述沈先生的话,是因为:第一,他是一九五五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金开诚先生的同学;第二,他也做过游先生的助手;第三,他又是中华书局的前辈。我当年就是因了这些缘故,听他讲过不少这方面的“掌故”,受益良多。“楚辞注疏长编”里的《楚辞纂义》、《天问纂义》最终是在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三位先生的协力之下编定出版的,想来这也为他们以后编著《屈原集校注》奠定了非同一般的坚实基础。我们读书时,金先生在学校里就开有楚辞的课,他当时出版的《楚辞选注》及以后出版的《屈原辞研究》,似乎都与课程有关。他讲楚辞,最能够在疏通众家学说的基础上,原原本本,而又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从他的讲述和著作中,是可以看到游先生那种“历史的眼光”之延续的。

金开诚

从资料的有序、考辨的细致、按断的通达等各方面来看,《屈原集校注》都是非常值得推重的,这一点,自不必我在这里多费唇舌。我想要说的是,它不但在每一节后面都附了白话的讲解,在每两句注释后面,也必附上相应的白话文的串讲。而当初为了这一串讲,我们去找金先生商量,问他可不可以删去,因为从出版社所持古籍整理的立场来看,像这样突然在一片文言的旧注里插进几句白话,势必造成注释文体的不纯,从而影响到对《屈原集校注》的整体定位;可是金先生非常坚持。当年的中华书局,百分之八九十的编辑毕业于北大,大家都是北大的子弟兵,谁也不好意思冲撞自己的老师,这回当然也是“客大欺店”,只能一字不动地发排。不过这件事情在我心里,事实上很长时间都结着一个疙瘩,一直要到最近这几年,我自己上课教学生,有时用到这部书,才逐渐体会出白话串讲的必要,以及金先生的用心。我们读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早期作品,势必要用到细读的办法,而真正细读起来,拿文言解文言还不算本事,因为文言往往已变成套话,只有用白话也就是自己平常讲的话去解读文言,解通了、讲顺了,才见出真的功夫,那是吃进去嚼碎了再吐出来的功夫。我想,这或许就是金先生执意保留白话串讲的原因,他是要拿自己的真功夫来“金针度人 ”。

回想我自己编辑《屈原集校注》,基本上是一个补课的过程,补上这一课,才让我从金开诚这一页,往上翻到了游国恩的一页。我的有关学术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从这时开始明晰起来的,是从《屈原集校注》与《楚辞纂义》、《天问纂义》等著作里面学习到的,而这也触发了我自己对于文学史以及近代学术史一些问题的思考。我编这部书,付出的心力最小,收获却最大。做编辑的,某种意义上说是靠天吃饭,好稿子可遇不可求,更何况在我那个年代,看稿子要靠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编辑相当被动,能够遇上像《屈原集校注》这样好的书稿,真是一件幸运得不能再幸运的事情。

编辑本来是个打杂的行业,人称“万金油”,遇到什么稿就要编什么稿,没理由去挑肥拣瘦。今年初回六里桥的中华书局,闲谈之间,我和新任“大总管”的徐俊还都回忆起为了编印那一大部列宁格勒所藏《石头记》抄本,两个人守着一堆杂乱无章的照片,加班加点地一张张拼接连缀的日子。记得我还编过李宗为的《唐人小说》,编过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编过由八九十人共著的《名家精译古文观止》……让我始终心存遗憾的是,曾经有过一个“中国学研究手册”的编辑计划。计划中,是邀请海内外文史学界公认最好的二三十名学者,分别以撰写数千字提要的方式,推荐他们各自专业领域的两本名著,一本国内的,一本海外的。这个计划在当时得到不少学界前辈与同辈朋友的支持,蔡尚思、周振鹤、吉川忠夫、兴膳宏等先生都及时写来了稿子。可惜的是,收齐全部文稿,比预想中要困难许多,因为约请到的学者个个忙得像陀螺,要一遍遍催稿。然后我自己也离开了中华书局,不得已,只好眼睁睁看着计划中断。

我在中华书局编的最后一本书,算起来,恐怕是《说八股》这个小册子,这也是我编得最轻松的一本书。起因是有一天翻看北师大学报,读到启功先生一篇谈八股文的文章,文章把八股文讲得脉络清晰,举的例子也都有趣。不久后,在《读书》上又读到张中行先生的文章,是呼应启功的。两篇文章凑在一起,当即算了算,距离编成一本书还差那么一点字数,想来想去,只能去向金克木先生求救。金先生博闻多识,是出了名的既聪明又手快的大学者,是编辑们最爱的一种作者类型。我这边一开口,金先生二话不说,马上写出第三篇来。这样,便有了这本好看的小书。

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

书出版,当时很有点影响,中央电视台早已停播的一个读书频道曾为它做过一期节目,还采访过启功和金克木。那以后,来找我谈出版的人也一度络绎不绝,都是希望更多介绍或研究八股文的。好些人以为八股文绝迹了几十年,忽然有这么一本《说八股》出版,是不是到了要为它翻案的时候?那些年,传统思想文化回潮的趋势已经明显,虽然还没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可是有些人对于过去的物质、文化,已经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表现出依恋、赏玩的态度,似乎传统的一切皆好,越是被“五四”新文化亦即现代文化冲击过的越有价值。就连八股文,也变成了妙不可言的东西,可是这与我的初衷截然不同。我的想法本来简单,因为启功他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是接触过八股文的最后一代,不管他们内心对于八股文的情感如何,由于小时候多少学过一点,他们的分析和评价,总是带有切身经验的,与完全不懂八股文作法的后来人就有很大的差别。我想“一代有一代的学问”,这也就是即将消失的一代的学问,作为编辑,不但应该有一种对于学界各种动向、走势的敏感,还应该有一份保存学术历史的责任心。至于历史上的八股文,以及与之相关的早被废止的科举制度,我对它们并没有丝毫的欣赏和同情,所以就算是一个可以趁热打铁的题目,我却是毫无兴趣去再“炒”它们。

金先生去世前的几年,我时常去他家聊天,有时候,是他来电话和我们谈天说地。他足不出户,可是对待世事和学问,永远葆有一颗令人感佩的旺盛的好奇心。《说八股》这本书,要说最该感谢的就是金先生,如果没有他的救场,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本书的出版。现在,书的三位作者都已谢世,我手里唯一的一本样书也不知所终,可是当年为编辑这本小书而与三位老先生见面、谈话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金克木(1912—2000)

我在中华书局的最后几年,奉傅璇琮先生之命,兼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杂志的编辑。这本双月刊,挂名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之下,实际上,它的编辑、出版还都在中华书局。假如我记忆不错的话,杂志创办之初,得到过钱锺书、李慎之等先生的支持,杂志的英文名称似乎也是钱先生所拟。而杂志的定位,亦如刊名所示,既可理解为立足于传统而谈论现代,也可理解为立足于现代而研究传统。傅先生当时主持古籍小组的工作,我在他手下做编辑好些年,他是一个颇能发掘年轻人潜力的前辈,他管杂志的办法也相当民主,就是让几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刊,我负责每一年的两期,从组稿、编刊,到写编后记,他一点都不来干涉。这一次的兼职,让我有机会尝试通过杂志的平台,超越出单纯的古典视角,介入到当代思想文化的现场,观察并参与其中的讨论,也让我有机会在极冷的专业与极热的社会中间,寻找到沟通的桥梁。因此,它成了我编辑生涯中虽则短暂,却也极为宝贵的一段经历。

傅璇琮(1933—2016)

我离开中华书局已将近二十年,可是并不觉得离它很远,因为每天都要用到它出版的书,又因为时常能与过去极亲密的同学同事晤面。也许就像冯宝志说的那样,人对于自己就职的第一个单位,都会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最近也常常问自己:我的未来,会不会是不管走到哪里,都必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写定

本文转载自读书杂志(dushu_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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