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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敦刻尔克”:拒发国难财,他们载着中国工业的命脉驶向大后方

原标题:中国版“敦刻尔克”:拒发国难财,他们载着中国工业的命脉驶向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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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33万英法联军,在德军的包围下,奇迹般地用9天时间自法国敦刻尔克撤往英国本土,为二战盟军的战斗保留了极为重要的有生力量。有人说,没有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就没有诺曼底的大反攻,诺兰执导的新片《敦刻尔克》再现了“二战”时期的著名战役。当人们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部表现英国主旋律的电影时,作为中国人更应该记住另一场完全不输于敦刻尔克的战略大撤退,那就是1937年的国府大撤退。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败,上海失陷,日军乘机突破苏州河防线和江阴要塞,进逼南京。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北路的铁道部防空洞里主持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政府文官、参军、主计三处官员及随行医生、国府侍卫队(约二三百人)、军乐队(约百人)乘舰西上,由南京出发,沿长江经武汉驶向重庆。

苏州河上的内迁图

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同步的,还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导的“工业内迁”。

据1937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当时全国已登记在册的工厂共3849家,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就超过了3300家,而上海作为最大的工业城市,已登记工厂数1279家,占到33%。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将粮食、资源、交通等统制起来,并将责任落在了资源委员会的头上。

经林继庸不断调研和接洽上海实业界人士商讨内迁事宜后,8月9日,资源委员会正式向行政院提出“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三天后,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林继庸任主任。8月20日,顺昌机器厂带头内迁,拉开了上海工业内迁的序幕。

此时,“八一三”事件已经爆发,要在炮口下将大量基建设备拖运出来,困难之大,不言而喻。况且铁路运输和陆路运输均化为泡影,上海与外地交通只剩水路一条。于是,在绵延的苏州河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内迁图”:无数满载着机器设备的木船,张帆挂橹,以树枝、茅草伪饰,船的四周放着钢板,抵御流弹和弹片,每艘船保持着250米左右的距离,它们沿着水流缓慢前行,途中遇敌机空袭时,便躲避在芦苇丛中,空袭过后,再继续前行。

按照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先将机器、材料拆迁至武昌徐家棚集中,然后分配西上宜昌、重庆,北上西安、咸阳,南下岳阳、长沙” 。由于组织不善,战火迫近,上海很大一部分工厂毁于炮火,到上海沦陷为止,只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技术工人2500余名,机件及材料14600余吨。据统计,从沿海地区迁往武汉的137家民营工厂中,上海占了121家。

实业的敦刻尔克

1938年6月,日军由皖北向武汉进逼,“国民政府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同时,将前期运至武汉的物资(包括上海、南京、芜湖、九江等地厂家以及国营兵工业、航空工业及重工业器材),用大小轮船及木船辗转迁徙,于1938年10月陆续撤至鄂西门户宜昌。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也在宜昌候船西上”。

不久,武汉沦陷,原本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被3万以上待运人员和源源不断的机器设备、物资撑得满满的,全中国的兵工业、航空业、重工业、轻工业都聚集在此。天上日机狂轰滥炸,地上乱七八糟堆满了9万吨以上物资,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暴露于光天化日。

为了赶在日军推进之前将人员和物资安全运抵重庆,国民政府专门成立“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任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主任委员,全权主持其事。民生公司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一家航运公司,当时能在宜昌至四川水道间往返航行的,除了两艘挂有法国旗的中国船外,其他都是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轮船,共22艘。

卢作孚

按常规来说,要将堆积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全部运抵重庆需要一年的时间,可从10月中旬起,长江已接近枯水季节,上游航道只有40天左右的时间可容较大轮船航行,之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何在40天内完成平时一年的运输量,卢作孚心中有数。

他先前往码头检查轮船的舱位和轮机情况,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召集各个轮船驾引人员和宜昌港内技术人员彻夜开会,以40天为期限,制定出一套详细的运输计划,各机关根据分配给他们的吨位,各自选择重要器材,由民生公司统一安排运输。

24小时后,24艘轮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长江上游各港口之间,先前宜昌码头的混乱无序被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所取代。卢作孚的“40天计划”采用的是一种分段航行的办法,以此加快轮船的周转速度。他根据重庆至宜昌一线水性的特殊危险性及航道的险恶性,将重庆至宜昌一线分为三段,由适宜的船只负责各段航行:

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返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五只、六只或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四十天中水位时间。

长江上游滩险很多

长江上游滩险太多,只能白昼航行,晚上卸货。为了维持秩序,提高抢运效率,民生公司成立“总动员委员会”,分派相关人员轮流上船值班,出巡各港口码头检查监督。整个抢运过程中,卢作孚始终亲临前线,据卢作孚儿子卢国纪回忆,父亲尤其喜爱在深夜的时候,亲自到江边码头上去检查装货情况,向装卸工人和船员询问各种问题,并及时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在指挥抢运时,卢作孚由于白天晚上声嘶力竭地打电话,竟然导致肺膜破裂。

经过40个日日夜夜不间断的抢运,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安全脱离险境,器材运出2/3。等到1940年日军入侵宜昌时,之前被撑得满满的鄂西重镇已是一座空城,所有兵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人员、设备和器材早已撤退到后方,在重庆和四川各地重建起新的工业基地,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后来,当评点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时,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卢作孚

宜昌大撤退过程中,因日机不间断地在长江上游轰炸,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员工献出了生命,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曾称这次行动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对此,《大公报》知名记者徐盈颇为赞同,并表示:“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在宜昌大撤退中,由民生公司抢运出的部分单位包括: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大成纺织厂、武汉纱厂等。到1940年,迁入重庆的工厂达351家,过去很少有现代化工厂的重庆,一跃而为大后方最重要、最集中的工业中心。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指挥下,分散在东部和中部的兵工单位也有计划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地区,确保了军火的正常生产。

当日军攻陷宜昌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日本军界完全没有估计到宜昌撤退能奇迹般的完成。从宜昌抢退出的单位,既有金陵兵工厂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也有大成纺织厂等民用企业。这些工厂在重庆恢复生产,中国工业的命脉得以存续,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它们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由民生船舶运往前线,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西进,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资料:《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民国迁都纪实》《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我的父亲卢作孚》《卢作孚与抗战初期京沪地区政府和人民物资的后撤1937年8-12月》《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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