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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很多人一大把年纪,为什么还是没教养?

原标题:陈丹青:很多人一大把年纪,为什么还是没教养?

什么是人文或者人文素质?这是大甚至有点空的概念,然而回到生活中,一个核心的内涵就是指教养。缺乏教养是可怕的,众多个体的教养有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人文也会有问题。教养又是需要慢慢养成的,也许地位不高,也许专业不深,也许知识技术不多,但是有教养的人也很宝贵,是人文和教养失落的今天值得珍视的财富。跟着陈丹青的讲演,来听一听他眼中的人文教养以及和教养有关的故事。(毛凯贤)

与军人的渊源……

讲什么呢?我跟军人有渊源。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军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参加过抗日,也参加过“剿共”,在淮海战役打了败仗,被俘虏了。他属于邱清泉兵团,打败他的呢,是解放军二野还是三野,我忘了,但其中有个军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我的岳父,山东人,打打打,一路打到南京,打到上海,因为懂点文化――原来是中学老师――就做了工程兵参谋长,好像是这样一个职位。

淮海战役包围过邱清泉部,所以当年我爷爷败给我岳父。爷爷后来逃到老家广东,共产党一路打到海南岛,他就到台湾去了。当然,我爷爷从来不可能见到我,我也不可能见到他。直到1989年,我才有机会从纽约到台湾去看他老人家,当时他已经过了80岁了。第二年,我父亲作为对台办干部,被批准到台湾,把我爷爷给拽回家乡,得到善待,在那里终老去世了。所以,我跟军人有这样一层关系。

我是1982年出国的,对岳父母那个家的印象,全都穿着军装。11年后我第一次回国,非常怀旧,拼命找过去的事物。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现在还背着“军挎”,我插队、上学、出国,都背着这样的包,一直用到现在。我女儿也背一个这样的包,在纽约跑来跑去――我回中国非常失落,尤其到我岳父家,更失落:都不穿军装了,马路上看到军人,军装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就像你们这样,配肩章之类,帽子样式全变了。现在对着你们这一代新军人,我只好一路上拼命想出点新话题。

知青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

《女知青上山》

我呢,是“文革”一代人,老知青,插队8年,出国又是“洋插队”,整整18年――我说我是知青,没有夸张的意思,什么叫做“知识青年”?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我的学历实际上是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之后我勉强上过两年初中,数学、语文课都没有上过,就是参加批斗老师,参加游行,参加劳动,混了两年就和几十万知青到农村去了,从此再没上过学。等到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已经25岁,忽然变成研究生,让我填写学历,我就填小学毕业。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填,你是同等学历,但我坚持这样填。结果很有意思,到2000年,我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用,又要填学历,我仍然坚持说:我小学毕业。表格栏目有个空格,要你填写谁为你的学历作证。我犯难了,怎么办呢,就填了一个领导人的名字。没有“文革”,我们就会上学。

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不喜欢上学。“文革”初期曾宣布:不上学了,闹革命了,孩子们高兴坏了。你们大概不一样吧,反正我不是个读书人,叫我讲人文,很奇怪的事情。好在市面上现在奇怪的事情非常多,我也来这么小小地奇怪一下子――跑到301医院跟诸位硕士生、博士生讲所谓“人文”。今天主办者准备了我这些年写的所谓的“书”,其中一本叫《多余的素材》,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彼哉》,“彼此”的“彼”,“呜呼哀哉”的“哉”。

里面写我遇见一位意大利人,是意大利驻中国商务代表,他推荐我看《四书五经》,推荐《论语》的好几个不同版本,弄得我满头出汗,羞愧难言――我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我当时四十多岁,他才三十出头,可是他能够用中文在各种版本的《论语》上作注解,我很感慨,写了这么一篇散文。为什么叫做“彼哉”呢?这话的意思,古语就是“他呀”!孔子说起某人,看不起他,就说“彼哉、彼哉”!

我也没教养……

我呢,就是孔夫子看不起的那个人,没学问,可是来谈“人文”,很讽刺的。我也没教养。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关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我喜欢逛古董店,最近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就说实话了,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脖子,非常非常难为情,耳朵都热了,想起小时候。

我小时候经常被大人训斥,训斥的理由不是顽皮捣蛋、翻墙砸东西,而是没礼貌。所谓没礼貌,不是你不尊敬人,是你不知道尊敬的方式。我相信很多人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你小时候、你年轻时不礼貌、调皮,甚至粗鄙,情有可原,尤其在那么一个粗暴荒凉的时代;可是岁数大了,今年我虚岁53了,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可是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现在我想咱们可以说下去:今天,我们的所谓“人文”状况,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普遍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很冲突。一方面,在我几十年记忆中,中国的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大家知道,我们经历过30多年的贫穷、愚昧、政治动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是非常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强大了,经济增长全球最高,年轻一代越来越知识化、现代化、国际化。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中国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可是呢,也是因为这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什么问题呢?总括来讲,就是全国上下,大家都同意,我们的人文素质发生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

“人文”又是一句空话

刚才说了,“人文”是个大题目,容易说空。比方说我们经常在各种文本上看到这句话:“我们要发扬人文精神”。我不会说这句话,这是句大话、空话,就像我们当年一天到晚说“革命精神”之类。现在,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人提“革命”,为什么?因为国家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知道那是一句空话。可是今天我们忽然要提“人文”,以我对“文革”的记忆,我会警惕:又是一句空话!“人文”这两个字,汉语原来没有的。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什么叫“人文”?

“文人”,我们知道是指所谓“读书人”,反过来,“人文”是指什么?是什么意思?(台下某同学回答:“人文是指精神。”)可是“精神”也是一句空话,也应该追问――什么叫“精神”?你跳到水里去救一个人的命,是“舍己救人”的“精神”。好的,可是“舍己救人”的“精神”跟“人文”有什么关系?今天要是哪个人干了件善事,我们就说:他这是“人文精神”,挺大一顶帽子――据我所知,“人文”这两个字,中国的古文有过,叫做“人文化育”,但并不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

“文化”这个词,古语里也没有的,是19世纪从日本挪用过来的――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开口说话,有一些词语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日本的西化过程创造了很多新词汇,比方大家将来出去当干部,“干部”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全都是日本过来的。包括医学上大量词语,都是日化的西语――“人文”这个词,实际上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就是我刚去过的那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国。文艺复兴以前,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世纪,上帝最要紧,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罪人……到了文艺复兴,所谓“人”,所谓“人的价值”,抬起头来,简单说,就是世间一切,人最重要。

文艺复兴有一件标志性作品,就是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大卫》,全裸体,还有波提切利,画过“维纳斯诞生”,也是全裸体。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来画凡界的人,或者说,以凡界的人的样子,来画传说中的神――人觉醒了,一切以人为本。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但“人文”包括的事物太多了。文艺复兴是个物理、天文、哲学等大发明时代,人类忽然跳跃着进步了一次,它泛指所有学科、所有学问,总起来,叫做“人文”,叫做“人文主义”。

按理说,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教育,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和所有学科知识,我们差不多都掌握了,都在传递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提人文教育?要提人文素质?我回国后一直不明白,什么叫“素质”?都说“这个人素质太差了”,我不太懂,然后又听到全国在搞人文素质教育,我也不太懂,这句话在我出国前不流行的。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老的字,叫做“教养”。我知道我既没知识,又没教养,所以我对没教养的事情,特别敏感。刚才在罗马那个例子,我现在正在做老师,这是很丢脸的。

教养,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句话,源远流长。这个“养”字,是要时间的,一个孩子养大,一条小狗养大,都要时间。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叫“人文与教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的教养,是慢慢养成的;一是你失去教养,是历史慢慢形成的。我特别注意后者:几十年来,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些国民失去了教养,而且是起码的教养?“人文”,指的是整体状况,我可以说:在座所有同学的人文状况怎样怎样,但我不能说:你这个人的“人文”有问题,这话是空的;但“教养”指的是私人状况,很具体,涉及每个人。譬如这位同学有教养,那位同学缺乏教养……一个国家整体人文发生问题,我想,首先是许多个人的教养发生问题。

很多人都缺乏教养,总起来看,很可怕!今年年初我辞职事件被媒体渲染时,电视里公布了我的批评。我说,现在大学的教育,大学培养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有专业、没理想”,套用今天这个讲题,就是说你有地位、有学位,但你不一定有教养。我们随时看到很多很有地位的人,比方说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但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是个例子。现在说个别人的例子,是别人对我没教养。

讲讲别人对我怎么没教养……

怎么没教养呢?就是我在学校里走,有人认出来了:“喔,你是陈老师”,跑来跟我说话,这不奇怪。可我有一次在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他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那样没礼貌,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子对一个长辈说话――我的年纪好歹可以当他爹,而且我是老师,还是他尊敬的老师,是他想要合影留念的所谓名人,可是他这样子跟我说话。

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

讲法容易,讲教养难!

20世纪90年代有个案例,具体哪年我忘了:美国爱阿华州,一位中国留学生枪杀了他的三个老师,还有他的一个中国同学。当时这是大新闻。他名叫卢刚,在中国是天才班培养的,成绩优异,很年轻就出国,攻天体学,很尖端的学问。矛盾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他和另外一个天才学生,温州人,农村出来的,两人都在爱阿华州大学修天体学,都师从同样的导师。但是呢,卢刚没得到奖学金,另一个同学得到了,卢刚没得到他要的分数,另一个同学得到了,他忌恨同学,也忌恨老师。他带了手枪到不同的教室,把几位老师一个一个打死,很从容,也把那位温州同学打死,总共打死四个人。当时老师躲在课桌椅底下,恳求他,他很冷静,一枪打死一个,开车逃走,当然,他很快被抓住了。

事情发生后,美国非常痛惜,并不是痛惜他开枪杀人,因为美国经常发生校园枪击案,隔三差五会有报道,这是美国的老问题――美国痛惜什么呢?在全世界研究天体物理方面,一共有6个最顶尖的教授,现在有3个没了,五六十岁左右,被打死了。在天体学研究中,近百年的累积,现在一半变成空白,失去了重要的研究者。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健全法制,营造司法改进的环境。但一个国家只有法制是远远不够的。我在美国呆了这么久,亲眼看到果然是个法制严明的国家,太讲法了,讲得叫人受不了。可是法制不能解决所有事情,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法制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人的教养,人的行为规范。问题是,讲“法”,很清楚,讲教养,非常难。

再举另一个有关教养的例子。梁启超怎么去世的,大家知道吗?他死于当年协和医院的医疗事故:医生给他切错了一个肾,病情恶化,死掉了。这么重要的国师,肾给切错了,死了。可是梁启超怎么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请周围人千万别跟媒体说,不要公布。他说,中国老百姓刚刚开始相信西医,还有很多人在观望,旧观念还没转过来,如果因为我的肾切错了,社会上知道了,老百姓又会退却,不信西医,所以别公布。

大家想想,他是拿自己的命为现代化做牺牲。大家会说,这是他的道德、思想,这是他的精神,可我觉得这是教养。思想、道德是可以学的,可以放在嘴上说的,可是遭遇性命攸关的大节,教养装不出来。梁启超知道自己完蛋了,但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这仅仅靠的是思想道德吗?刚才讲到的留学生卢刚案,真正动人的是后面的故事,中国人听了,简直匪夷所思。爱阿华区是个大学区,有将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卢刚案发生后,全体中国留学生和家属非常紧张,压力大极了:我们在别人国家犯了案,杀了人,出门怎么面对美国人?可是就在案发当天晚上,爱阿华州所有中国留学生家门口都有一封信塞进来,是当地教堂散发的,大意是说:“请所有中国人不要紧张,不要愧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请大家一起为死难者祈祷,为凶手祈祷。”

中国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学、上班,到了学校、公司,又受到美国同学和同事的口头安慰,然后教堂请中国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来参加仪式,原谅罪人,超度死者。我们可以想想,这事发生在我们国家会怎么样?我相信政府会有理性,不见得失控、失态。但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道德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或者道德传统严重中断的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悲剧,你会见证二者的差异。这就要说到所谓人文和教养为什么会失落?道德传统为什么会中断?大家知道,“五四运动”对中国今天的影响,是科学与民主,但是另一面影响,我相信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都在反省,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文化断层,伦理也好,道德也好,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

“人文”是巨变时代的牺牲品

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诸位有些是学外科的,人遭了大伤害,一刀下去,缝起来,但缝口会留下,不容易愈合,是不是这样?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可是,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被反掉后,对中国是什么影响,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是大话题,我的学识承担不了,但我把我的认识说出来――近因,“文化大革命”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总之,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并不是“文革”结束就解决了,而是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和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

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我到国外目击另一种文化生态,我痛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断层,出现断层,这个国家要付很久很久的代价。

比方说,“五四”破掉了孔孟老庄,什么是孔孟老庄?就是一整套办法、说法,仔仔细细教你怎么处理人和朝廷(当时就是国家)的关系,人和家庭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生命的关系……这些伦理哲学支撑中国人两千多年,“五四”以后,1949年以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以后,全面崩解。到了我们这几代人,很难把这些伦理变成我们血液生命里的东西。这些年有人提出来要重修国学、要读经。但是一个大伤疤,你很难恢复到原来的肌体的状态。

另外还有佛家和道家。中医合理的部分,充满道家智慧。

道家吸收了《易经》,但和《易经》不同,《易经》最初影响的是儒学,道家有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无为”,就是顺其自然,一旦你能够无为,就什么都可以“为”,国家的事情是这样,个人的事情,包括艺术、医学、兵法,都是这样。西方人比我们尊重国学。老子的《道德经》二战后德国人手一册,为什么?因为德国“二战”后目睹国家和欧洲经历空前浩劫,最后发现中国的古老哲学可以从另一面提供你怎样认识民族的灾难、国家的浩劫、历史的命运。我和德国人、德国艺术家交谈,他们都知道道家,知道老子,高度尊敬。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

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

作者:陈丹青,画家、文艺评论家、作家

来源:最后一枪

导言:毛凯贤,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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