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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说再见”│纪念教师、作家李肇正

原标题:“永远不说再见”│纪念教师、作家李肇正

  每年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都格外怀念英年早逝的上海作家李肇正先生。  李肇正是一位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中学教师,1954年生,1970年赴安徽省香泉公社插队务农,1977年毕业于安徽省和县师范学校,在和县第一中学任教。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任和县幼儿师范学校语文教师。1993年调回上海,历任上海徐汇区中国中学语文教师、位育中学语文教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无言的结局》、《躁动的城市》,及大量中短篇小说。2003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9岁。  《小说月报》曾选载过他的小说《女工》(1995年第11期)《头等大事》(1997年第11期)《商人》(1998年第2期)《城市生活》(1998年第8期)《扭曲》(1999年第3期)《亭子间里的小姐》(1999年第10期)《祖宗》(2002年第1期)《永远不说再见》(2002年第12期)《傻女香香》(2003年第9期)《风和月在上海流淌》(2003年增刊2期)等,其中《女工》《永远不说再见》《傻女香香》分获本刊第七、十、十一届百花奖。  在李肇正先生去世后,不少有识之士感叹之前文坛对于他的关注远远不够。王安忆曾这样评价,李肇正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真正意义上的并且无可替代的底层平民生活的叙事者”,他“不唱高调,没有花招,忠实于自己生活的写作态度。李肇正的小说,是能够让凡人接近乃至亲近的世界。他选择的是城市生活世俗化的一面。一是作品人物的选择上,他倾向于写平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从作家、厂长到工人、家庭妇女、打工妹,都是城市生活中最常见的人物。在李肇正笔下,这些人物活得都很不容易,各自为生活而奔忙,他们不像有些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清高到不问饮食男女,一味关心国家大事。但李肇正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说没有为人准则。只不过这种准则不像某些作品中的人物那样将道德箴言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其人物思想都是从生计中提取,是以做人最基本的底线来维持的生存价值为基础的思考”。  这里摘录李肇正夫人唐志弘女士的文章,以此纪念这位敬业的中学语文教师,不该被遗忘的优秀小说家!

“永远不说再见”

——纪念我先生李肇正

作者│唐志弘

我先生李肇正去世两年了。今天《小说月报》的刘书棋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李肇正的又一部中篇小说《傻女香香》获两年一度的百花奖。我清晰地记得两年前,那是在2003年3月20日,也就是我先生追悼会的前一日,《小说月报》编辑部打来电话要李肇正听电话,说他的中篇小说《永远不说再见》荣获第十届“百花奖”,我告诉他们李肇正已经不在了,也许由于震惊,电话里许久都没有声音。

3月21日追悼会上,一见到熟睡中心爱的他,我就贴近他耳边,将他获奖的消息轻轻地告诉了他。我不忍心打扰他,他太劳累了。

两年后的今天,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我将带上他再度荣获第十一届百花奖的消息去墓地看望他,并再一次轻轻地告诉他,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近期将出版他的名为《城市生活》的小说选集。曾记得,第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他的作品《女工》获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奖。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我知道这频频获奖、出选集,其中每一件都会令这位视文学创作如生命的他欣喜若狂的,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宁愿让思绪留在往日与他朝夕相处、点点滴滴的回忆里……

我认识李肇正是在1975年。我们被推荐上了同一所安徽的师范学校,在同一个班级。听同学说我们班来了位会写小说的男生,我很好奇,多看了他一眼。我们同窗两年,之后共同面临了毕业、工作,他被分配在县城的一所中学,我在小镇的一所中学。

1978年春有一天,他突然站在了我的门口,头发湿漉漉的,手里还拿了块毛巾,是刚从附近的温泉洗完澡过来。我很是意外,也有几分惊喜。我热情地接待了他,还特意拿出平时不舍得吃的从上海带来的“米老鼠”奶糖。自那以后,我经常收到他的来信,我们恋爱了。

1979年他参加高考,进入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酷爱文学和书籍,除了吃饭外,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钱不够时,他会给我写信说:“志弘啊,我是寒窗苦读的郎君,你是勤俭持家的娘子。郎君需购一套书,还请娘子寄上五元钱。”接到他这样的来信,我即去邮局给他汇去十元钱。当时我的收入也只有39元。每逢节假日,他都会搭上大半天的车船赶来看我。为了让我开心,他会尽量多待一两天。他爱吃蟹,每次来我便去集市买蟹。那时五两重的大闸蟹只有八毛钱一斤,我每次都是买三只,让他吃两只,再带上一只甲鱼,那味道是他多少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

到了1981年他们学校为老三届的大龄学生开绿灯,我们领取了结婚证,并于1982年春节在上海举行了婚礼。1983年,我们有了心爱的女儿。大学毕业时,我们两地工作,分居过一段时间。他的生活是大色块、粗线条的,不受什么约束。每每我踏进他的屋子,看见的便是床上皱成一团的被褥,写字台上横七竖八的书册,满地的烟头,还有床底下成堆成堆的手稿。看到这场面,我实在是哭笑不得。难怪他们校长遇到我时说:“唐老师来啦,帮我们李老师把屋子好好理一理,他太忙了没有时间。”

1985年我们调到了一起,终于在同一屋檐下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天伦。当时虽说清贫,我们却过得平静、安稳。可好景不长,1991年的一场大水把我们的房子淹得只剩下屋檐露在水面上,大水卷走了我们苦心经营的一切对他来说那场大水更是使他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一场浩劫。他的书没了、他写的稿子也没了。大水退去,回到那个面目全非的家,他呆住了,只是定定地站在门口,不声不响。看着他一本本从废墟中拾起破散的书,我能感受到他的心再流血。整整几麻袋的书,还有一堆堆的手稿,那全是他的心血呀!尽管他竭力保存那些被水浸透的书籍,仍然有两麻袋书没法挽救。大水以后是盛夏酷暑,在气温高达40℃的烈日下,他蹲在地上把那些保留下来的书一本一本地摊放在院子里晒,并不时地翻动,仔细地分开粘在一起的书页。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常说我们算是尝到了“水深火热”的滋味了。

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也成了他写作的很好素材,没多久,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浩劫》。可以说,这是他创作历程的一个转折。

1993年初我生病在上海开刀,他请假回到上海。手术后醒来,我睁开眼睛第一眼见到他时,他身着一件崭新的紫红色羊毛衫,里面是雪白的衬衫,衣领挺拔整齐。他微笑不语,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我很喜欢这样的他,轻声说:“今天你真漂亮。”他贴近我说:“喜欢么?我特意这么穿的,想让你开心。”一向不拘小节的他竟然这么仔细、这么周到!之后他几天几夜都没回家休息,一直陪伴在我身边。说真的,我很感激他,我要用一生来报答他。后来他的成名作《女工》中的许多人和事也是取材于我住院的病房内。

这年夏天我们调回上海,他先后在中国中学和位育高级中学任教。他是语文高级教师,徐汇区的语文学科带头人。平时除了两个高中班的语文教学外,他还兼任了选修课教学和文学社团的指导工作,并经常为学校撰写一些重要的文件。此外,他还带教了数位徐汇区的青年骨干教师。他撰写的教学论文《课堂教学艺术浅论》、《浅谈小说的情感教学》均被市专家组鉴定为A级,其中一篇被选入上海市科研论文集。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的签约作家。他不辞劳苦、呕心沥血,用他的勤奋和智慧,用他的生命在短短的十年中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已发表的有两篇长篇小说,两部影视剧本,56部中篇小说,16篇短篇小说。还有被压在床底下未发表的许许多多作品以及最后未完稿的作品。

在家里他是好丈夫、好父亲。由于我所在的单位离家很远,通常下了班他先回到家,他会做好了饭菜等我回家。有时遇上堵车,他会急得跑去车站好几次等我回家。晚饭以后看电视新闻,浏览书籍及多种报刊、杂志,并随手剪下对他创作有用的章节,自习保存起来。至今仍有很多他保存的但未来得及写的资料。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代他好好地珍藏。到了夜深人静地时候,他开始伏案笔耕,几乎天天如此,十年如一日。即使大年三十,他一吃了年夜饭就钻进房间,关起门来,打开电脑继续写作。他从不舍得花一点时间看看电视娱乐一下,哪怕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回到上海十年,他南京路没去过一次,没有陪我逛过一次街。我们从没在外吃过一顿饭。他是如此的忙碌,如此的争分夺秒,却从不曾忘记关心我和女儿。有一次傍晚十分天开始下起雨来,他知道我没有带伞,下午初三补课要晚回家的。他搭乘校车到家门口不下车,一直从位育高级中学到市中心(路上花了一个小时),专程赶来撑一把伞站在我们学校门口等我。上完课,我从教学楼里出来看到雨中的他,一阵惊喜激动,“你怎么来啦?”他只是眯眯笑,一言不发。然后我们再一起换乘两部公交车回到远在“长桥”的家。

我先生这个人对别人特宽容,对自己特苛刻。他患有高血压和先天性的“预结综合症”,时常会感到心脏不舒服。我劝他看医生,他却说:“不要紧,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的。”看他每天伏案到深夜,我实在不忍心,劝他早点休息,他总是说:“你先睡吧。”劝多了,他会不高兴,说我对他的写作不理解。因此,我只能为他倒上一杯茶,端上一盘水果,默默地放在他的手边,不敢打扰他。其实他哪里知道对于他的健康我有多么担忧?我从不敢差遣他干任何一件体力活。即使这样,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2003年3月16日下午,他感觉心脏不舒服,但瞒着不告诉我,怕我阻止他晚上去学校监考,又怕我为他担心。晚上9点半以后他刚从学校监考回来就打开电脑备课,可是刚坐下一会儿,他终于支持不住了,尽管吃了药,可最终还是到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我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简单、低调、悄无声息。有如他那不求显赫、不争名利、不愿张扬的为人一般。

不久的一个傍晚,我照常给学生补课。上完课从教室出来恰逢外面下大雨,我走上楼梯,在四楼的拐角处,仿佛见他笑眯眯地朝我走来,而潜意识告诉我,这已经不可能了。他走了,不再回来。从此再也没有人来关心我,问寒问暖,为我送伞了。回到办公室,我摊坐在椅子上,泪水如窗外的雨水潸然而下。我不想回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回家。因为没有了他,家已经没有家的感觉。我常想,假如苍天有眼能够把他还给我,我愿意放弃上海现有的一切,跟他重新去安徽插队,不为别的,只为能长厢私守,永远不说再见。

2005年3月31日

——摘自《小说月报第十一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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