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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菩提:佛教与敦煌(3):重构•原创: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原标题:千年菩提:佛教与敦煌(3):重构•原创: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军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贞元二年(786)前后,沙州以“勿徙他境”为条件被吐蕃占领,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代。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吐蕃先后在敦煌创建五座大寺院,使敦煌寺院总数达到十六所,僧尼人数从统治初期的三百一十人增加到归义军初期的一千人左右。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及寺户。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兴盛,每所寺院都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都定期开展讲经活动,向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专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了莫高窟的兴建,佛教艺术取得了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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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艺术的主体是洞窟壁画艺术,综观各时期壁画在洞窟四壁的布局关系,以主尊和甬道为中轴线所形成的左右对应排列法则,形成了自十六国北凉开窟以来至元代敦煌石窟壁画艺术在洞窟结构布局方面的最基本特征。洞窟壁画布局关系主要体现在莫高窟洞窟南北壁和西壁龛两侧,以及东壁门两侧与甬道南北两壁,这几个方面均可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

就敦煌石窟而言,在中唐吐蕃统治以前的各期洞窟当中,窟内各壁绘画的对应关系相对吐蕃期及以后要简单得多,在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壁画的布局表现在对应关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壁画布局重构现象的诱因即是那些在盛唐尚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的存在。

1.壁画布局重构现象的前奏——吐蕃统治时期对前代洞窟的补绘

在莫高窟南区南段底层洞窟第115窟到第129窟段及其上二层的第162窟到第205窟,以及小牌坊段底层第23窟至第47窟等段崖面洞窟,可以看到有相当部分洞窟是开凿于盛唐时期,但当时并未画完完,仅有部分属于盛唐时代的壁画,其他为中唐风格,是由中唐人补绘而成,一窟之内有两种不同时代风格的壁画,表明了—所洞窟营建漫长而复杂的历史,集中反映着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这类洞窟有莫高窟第23、26、32、33、44、45、46、47、91、115、116、117、126、129、166、176、179、180、185、188、199、201、202、205、216、218、225窟等二十余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毫无疑问是与吐蕃对沙州的战争和沙州陷蕃密切相关。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人员和经济的困难,使得这些开建于盛唐的洞窟不得不中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战事的激烈和对敦煌人正常生活的影响。

莫高窟第199窟中唐补画南壁

这些洞窟的营建停工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先后中止的,吐蕃攻沙州以来,在沙州和吐蕃相互抗争的十余年时间内,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洞窟营建工作相继中止。相关文献也有同类记载,莫高窟第201窟为一盛唐窟,其中有中唐补绘内容,窟壁存有中唐重修题记:

谨就莫高山岩第三层旧窟,开凿有人,图素未就;创修檐宇,素绘复终。

在这些洞窟中,吐蕃期补绘的内容并没有考虑到盛唐人当初开窟时的总体设计与壁画布局关系,完全打乱了洞窟原有的整体性与思想性。在盛唐时期,洞窟各壁内容的对应关系十分清楚,经变画对应经变画,千佛对应千佛。但在这些洞窟中,吐蕃期补绘时并没有遵循敦煌石窟这一基本的壁画布局法则,比较随意简单地补画了一些造像,以观音菩萨等单个尊像画为多见,也有经变画,以填充洞窟中的空白空间,象征性地完成了对前人洞窟的续建工作。大多数此类洞窟,绘画内容杂乱,结构布局不统一,没有整体感。

在补绘前人未完工的洞窟时,中唐人首先放弃了洞窟原有的格局,很显然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种破坏原有洞窟思想性和整体性的做法在视觉上极不美观,没有统一性,也严重背离了佛教石窟所具有的宗教思想意义。因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形下,有人开始在另一部分洞窟补绘续建时,重新建立原有的秩序法则,讲求洞窟内的整体性。

2.壁画重构现象的探索与尝试

吐蕃统治时期在壁画布局重构方面的探索与尝试,最明显的体现当在莫高窟第154窟,此窟基本上可认为是吐蕃期新建洞窟中较早者。第154窟经变画的布局格式较以往有了较大突破,首创每壁以“田”字格形式布局,一壁多达四铺经变画,一窟之内经变多达十二铺之多,属当时及其前代洞窟经变画之最,但这一格局并没有成为以后普遍流行的模式,仅是昙花一现。

第154窟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洞窟营建各方面表现出的探索与尝试,人们在开窟之初,受时人补绘前期洞窟混乱现象的启示,既然原有格局被完全打破,社会历史状况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开凿洞窟的思想与功德意义及信仰观念较前均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第154窟的开凿者以探索尝试的心理,在这里营建了一所完全不同的洞窟。但是非常明显,这种布局方式无论从哪个方面似都不合理,不为后人所采纳,因此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样式流传开来。

3.重构现象的探索与发展

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壁画的布局对应关系中,既有对唐前期洞窟相应法则格式的继承,也有中唐人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对唐前期洞窟壁画布局对应法则的继承,表现在对传统经变画题材相互对应的法则的运用上,如第112窟龛外两侧的文殊变与普贤变对应,南北壁观无量寿经变对应药师经变、金刚经变对应报恩经变即多属传统的法则。重构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在另一方面,即是由一壁一铺经变画到多铺经变画的布局,部分洞窟仍是以一壁一铺经变的形式存在,明显是对唐前期和补绘洞窟的继承。

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经变画

经过最初补绘前期洞窟时的启示和在第154窟的大胆探索尝试,中唐人在洞窟壁画布局对应法则格式上的重构工作最终完成,主要表现在开始出现一壁绘多铺经变画的布局,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对应格式,这一模式成为具有时代共性的壁画布局法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洞窟壁画中所形成的布局法则,成了以后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洞窟壁画的基本模式,影响几乎遍及归义军时期的所有洞窟当中。

吐蕃期洞窟对敦煌石窟壁画重构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经变画的绘制开始显示出一定的相互模仿性,形成了初步式化倾向。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是敦煌石窟经变画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形成了莫高窟以后各代经变画的基本模式特征,几乎绝大多数的经变画均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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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对敦煌石窟历史重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即是大量原创性图像的出现,具备明确的时代个性。原创性图像是我们关注各时代洞窟和造像的切入点,因为其代表着一时代洞窟营建最为敏感的思想成分,新思想新图样的不断出现,推动着石窟营建的历史滚滚向前。

1.经变画中的原创性题材

作为原创性图像,首次出现于吐蕃期洞窟中的经变主要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变,首次出现于第154窟;密严经变,见于莫高窟第158窟东壁门南;思益梵天请问经变,首次出现于第44窟,属中唐补绘内容,当属探索与尝试;楞伽经变,第186窟北壁,同属中唐补绘作品,意义不强,但与第236窟同属原创作品;十方净土变,仅见于中唐第158窟顶;报父母恩重经变,第238窟东壁门南,该经变在敦煌石窟中仅见四铺,另在绢画中有几幅;八大菩萨曼荼罗,榆林窟第25窟是中唐代表洞窟,主室正壁八大菩萨曼荼罗一铺,反映密教图像开始在吐蕃期洞窟成熟起来;另有千手千钵文殊菩萨变相,最早见于第238、258 、361等窟。

莫高窟中唐第361窟 千手千钵文殊变

榆林窟第25窟 前室毗沙门天王像

榆林窟第25窟 八大菩萨曼荼罗

此外,吐蕃期洞窟中的部分经变画,虽在之前盛唐洞窟中有出现,但数量极少,仅―二铺,到吐蕃期洞窟中构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没有延续前期的形式而是“原创”出全新的图像,同时又在吐蕃洞窟中广泛流行开来,形成此时代较具特征性的代表图像。并且吐蕃洞窟中所形成的经变画样式,成为其后敦煌洞窟壁画相应经变画的基本构图特征与壁画布局法则,因此需要仍以“原创性”图像对待。由于有相同经变画的不同形式的早期表现,因此与前一类全新意义上的原创性经变画有所区别,此类经变画主要有以下几类:

华严经变,莫高窟第44窟中心柱正龛留有绘塑结合的华严经变为此经变画的雏形,发展到中唐第231、237、159、471、472等窟中的华严经变,与法华经变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经变画的结构也发生了重构,以七处九会的形式构成画面主体,成为后期华严经变基本不变的模式;报恩经变,莫高窟盛唐第48窟甬道顶报恩经变,残毁严重,但从现存情节可判断,基本构图非后期常见形式;法华经变,法华经变虽然早在隋代洞窟中就已成为常见题材,但后期与华严经变对应出现的格局,到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才正式形成,如第231、237、159窟;金刚经变,最早见于莫高窟盛唐第217、31窟,但是金刚经变最早成熟的表现应是在吐蕃期洞窟第154窟,另有第112、135、236等窟,整体构图与前期发生了大的变化,卢舍那佛再未出现,构图也更规范,成为归义军时期同类题材的基本样式。

2.瑞像图与佛教史迹画

瑞像图和佛教史迹画是吐蕃时期敦煌洞窟中大量出现的题材,也属当时的原创性图像,此类图像从一个侧面代表着敦煌洞窟壁画内容的自我更新,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洞窟进行了诠释和重构。

莫高窟第323窟为敦煌代表窟之一,位于莫高窟南区崖面北段二层。建于初唐,经五代、西夏、清重修,南北壁以佛教史迹感应故事画为主要题材:南壁西起画西晋吴淞口石佛浮江、东晋杨都出金像、隋文帝迎昙延法师入朝等,下画菩萨立像七身;北壁西起画张骞出使西域图、释迦浣衣池与晒衣石、佛图澄神迹、阿育王拜尼乾子塔、康僧会感应故事等,下画菩萨立像七身。初唐第323窟大量表现中国内地发生的佛教史迹感应故事题材在同时期和盛唐洞窟中不见任何踪影,即使到了佛教史迹画与瑞像图大量流行的中唐洞窟中,所表现的同类题材也与第323窟有很大的区别,洞窟营建者们大量表现有关于阗、印度等地的瑞像与史迹画,外来的成分占主要地位。另外,原来在第323窟所形成的一窟集中表现佛教史迹画的方式同样不被中唐人所采纳,而仅限于局部位置的重构,主要是在龛内顶坡,如第231、237、238等窟,成为洞窟诸多内容与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比较的结果,可以认为中唐时期大量“原创性”瑞像图与佛教史迹画的产生,当是人们反思后有意摒弃在第323窟已有的题材和布局方式。

莫高窟中唐第237窟 赞普礼佛图

第323窟模式虽然昙花一现,但是人们在洞窟营建过程中对佛教史迹画的“历史选择”仍在继续,当敦煌的洞窟营建史发展到第231、236、237等窟时,中唐人才找到更加适合自己历史时代、社会特点及信仰心理需求的瑞像图与佛教史迹画,这种表现方式经过人们不断的重构,最终走向规范化。这种规范性主要表现在瑞像衅与佛教史迹画均绘于主室西壁龛内盝顶帐形龛四坡,图像画样趋于规范,当属相同底稿作用的结果。从总体局势可见此类题材与表现形式的重构,受到了于阗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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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历史进入吐蕃统治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石窟艺术同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格,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吐蕃统治下新画样画稿在绘画中出现。敦煌石窟历代洞窟壁画中均有新画样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题材如广泛出现于隋代洞窟的粟特美术绘画如联珠纹等,另如代表着莫高窟初唐艺术最高峰的第220窟药师七佛经变、观无量寿经变、维摩诘经变等,其画风属中原长安画派的西传。吐蕃统治时期的石窟艺术及绢画中,因历史时代的变化,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新的绘画题材较为频繁的再现。

1.文殊菩萨五台山图与普贤菩萨圣迹图

吐蕃统治时期洞窟壁画中出现了以文殊菩萨并侍从与五台山图相结合的题材,即使是对称的普贤菩萨并侍从及屏风画,有时也画五台山图,共同表现五台山化现与圣迹;也有以上文殊变、普贤变,下屏风画五台山图等组合形式,见于莫高窟第222、159、237、361、144等窟,以屏风画形式表现,是壁画中新出现的画样。关于文殊五台山图的出现,《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有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五台山图》传入吐蕃,吐蕃统治下的敦煌自然也不能例外。

2.藏传库藏神像

榆林窟第15窟前室北壁绘库藏神一铺三身,主尊库藏神半跏坐于方形束腰须弥座,不着甲胄,赤裸上身,身饰璎珞宝钏,发披两肩,右手持棒于肩头,左手于左腿按握吐宝鼠。在库藏神两侧有两位胁侍,右边是一立姿菩萨像,左手托盘,右手当胸捏一宝珠。左侧则是一戴虎皮帽的力士,其右手持有火焰的摩尼宝珠,左手则提布袋,由于该神像属于黄财神的组合造像,因此,其手持的宝珠与提的袋子与财宝有关,形象接近汉传的持袋大黑天,而所戴的虎皮饰物则又与藏传佛教造像流行的怒相大黑天有相关之处,所以此像为大黑天像,兼有汉传大黑天与藏式大黑天的混合形象。

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

3.大虫皮天王像

莫高窟第205窟中心佛坛有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塑一身天王像,着大虫皮衣,这种形式的天王像仅见于敦煌中唐艺术中,显然是受吐蕃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大虫皮”是吐蕃王朝的一种勋号,吐蕃对有战功者,赐以虎皮衣饰以旌其勇,并授“大虫皮”等称号。莫高窟第144窟供养人画像题记“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中心佛坛大虫皮天王像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即是,敦煌洞窟中出现的“大虫皮”当系吐蕃文化习俗的反映。

4.八大菩萨曼荼罗

敦煌中唐吐蕃统治时期造像艺术中有三幅八大菩萨曼荼罗,一件为绢画,两铺为洞窟壁画,Stein painting 50之定名目前尚有争议,这是目前敦煌乃至全中国遗留下来的最早的八大菩萨曼荼罗造像,有藏文题记,当系吐蕃时期的作品。瓜州榆林窟第25窟正壁壁画为典型的“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曼荼罗”,主尊榜题“清净法身卢舍那”,八大菩萨呈两两平行配置左右,南侧四身已全毁,现有复原资料可供了解。另在莫高窟第153窟龛内,南北两壁屏风内画八大菩萨,与主尊彩塑共同构成一八大菩萨曼荼罗,由于主尊已失,详细情况不清,该铺八大菩萨曼荼罗完全是敦煌本地的艺术风格,或属吐蕃题材的变化,或属敦煌本有的题材。

5.吐蕃样式毗沙门天王像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出现了一类独特的毗沙门天王造像,毗沙门天王与乾达婆、吉祥天女、坚劳地神、金鼠等组合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图像出现于莫高窟第154窟,此窟内两组表现于阗建国的像中即有两身毗沙门天王像,此外在西龛外北侧塑一毗沙门天王像。三身毗沙门天王像样式相同,托塔,持戟,佩剑,悬弯刀,着吐蕃武士常穿的长身甲,天王脚下一半身女像从云中现,双手托天王二脚,即坚劳地神,这些毗沙门天王的造像均是来自于阗的粉本样式。毗沙门天王作为战神,在佛典与历史传说中记载颇丰,在诸多战事中,金鼠也立有奇异之大功,多与毗沙门天王配合作战。因此,毗沙门天王造像中出现金鼠也就极好理解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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