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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泓水之战中的举措是愚蠢至极还是“贵族精神”?

原标题:宋襄公泓水之战中的举措是愚蠢至极还是“贵族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

宋襄公率领四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国一批大臣一见四国人马打来,就投降了宋国,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如今齐孝公靠宋国帮助得了君位,宋国的地位就自然提高了。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这次他约会诸侯,只有三个小国听从他的命令,几个中原大国没理他。宋襄公想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联络楚国。他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那些国家自然也都归服他了。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们,大臣公子目夷不赞成这么办。他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哪里肯听他的话,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个会,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楚成王、齐孝公都同意,决定那年(公元前639年)七月约各国诸侯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盂音yú)地方开大会。

到了七月,宋襄公驾着车去开大会。公子目夷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主公还得多带些兵马去。”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怎么自己倒带兵马去呢?”

公子目夷怎么也说不服他,只好空着手跟着去。

果然,在开大会的时候,楚成王和宋襄公都想当盟主,争闹起来。楚国的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多。宋襄公气呼呼地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立即脱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铠甲,一窝蜂地把宋襄公逮了去。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宋襄公回去后,怎么也不服气,特别是邻近的郑国国君也跟楚成王一起反对他,更加使他恼恨。宋襄公为了出这口气,决定先征伐郑国。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可厉害,他不去救郑国,反倒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着,连忙赶回来。宋军在泓水(在河南柘城西北,泓音hóng)的南岸,驻扎下来。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

宋襄公逃回国都商丘,宋国人议论纷纷,都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打法。

公子目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宋襄公。宋襄公揉着受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宋襄公受了重伤,过了一年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要报这个仇。我看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东南)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准没错儿。”

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评价

李宗闵:“若乃诵前圣之言,守已行之制,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随,夫如是,可谓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为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尝为德化矣,不问可否,语必援经,不量人心,动必据古,於是天下烦溃,从而丧之。此不知变之祸也。昔者宋襄公尝为仁义矣,楚人尚诈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兴商道,霸诸侯,一战而为敌所执,再战而身死国削,为天下笑。此不知时之祸也。”

钱时:“无义师之实而欲假义师之名,虑敌之不周,防患之不密,以致身殒国丧,如探笼阱而屠之,遂使流俗之论谓王者之兵真无用于后世。后世非诈谋不可,皆宋襄公、成安君之徒实误之也。”

苏轼:“宋襄公,疑于仁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

苏辙:“至宋襄公,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鄫之君,争郑以怒楚,兵败身死之不暇,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

毛泽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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