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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公众形象

原标题: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公众形象

节选自《望桐集》(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第三辑)

王晴飞 著,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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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胡适进宫谒见溥仪。这次会面,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于会见双方的身份既非常特殊,又极具差异性——一个是新文化的代表,一个是旧王朝的符号。关于这次会面的解读可谓多矣。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趋新已成为主流,时人——尤其是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将胡适进宫视作保守、落伍之举,认为是他脑中尚有皇权崇拜思想的体现,甚至有倾向复辟之嫌。两年后冯玉祥发动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胡适同情清室,明确表示反对,更遭舆论非难。此后随着舆论氛围的日益激切,溥仪又沦为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工具,谒见溥仪就更被人们视作胡适人生经历的一个污点。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胡适几乎成了绝对的反面人物,人们对于胡适的阐释限于既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就更为简单粗暴。 在这种语境中,胡适谒见溥仪事件,显然很难得到真正客观的阐释。近三十年来,胡适及其终身奉行的自由主义价值逐渐为学界认识,胡适本身也得到了相对公正的评价。在这种氛围中,也有不少学者矫枉过正,过分美化胡适,在论及与胡适相关的史实时,以胡适的记录为客观,以胡适的标准为标准,又产生了新的偏至。这两种倾向的解读,前者对胡适的进宫缺乏理解之同情,不免于苛;后者对研究对象缺乏必要的距离,常流于谄。且二者往往都是先有了观点和立场,再去搜集证据,从当事人的叙述中选取只言片语式的史料片断作为印证,因而对于当时的历史语境缺乏整体的理解,对胡适及时人的叙述缺乏必要的辨析,对于胡适及其谒见溥仪事件也就缺乏所谓的“了解之同情”。

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对各方当事人的叙述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尽量还原胡适谒见溥仪的历史场景,考察这次会面对胡适和溥仪公众形象的影响,以及在对待既定政治秩序方面,胡适与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态度上的差异。

一 庄士敦的作用

关于进宫见溥仪事件,胡适本人的记录尽量轻描淡写,说这只是“一个人去见另一个人”,是十七岁的少年溥仪,“在他的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少年的人来谈谈”。而从溥仪一方来看,这次会面却是典型的顽童式的一时兴起。据溥仪回忆,他给胡适打电话,有很偶然的成分。宫中初装电话,他难免少年人的兴奋之情,照着电话本恶作剧式地胡乱打了几个“无头电话”给京剧名伶杨小楼、杂技演员徐狗子等人之后,“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于是给胡适打了电话,并顺口约他来宫中见面,过后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也没有跟守卫的护军打招呼,以至于胡适来时被拦在神武门前很久,不许进入。而这次看似带有偶然性质的会面,实际上与溥仪的英国师傅庄士敦长期引导甚至是运作,有着极大的关系。

作为一名英国人,庄士敦对于溥仪的培养目标,与清廷原本的中国师傅及王公大臣们的预期并不相同。于大部分中国师傅和王公大臣们而言,溥仪最好是乖乖地待在宫中,接受和他的历代祖先们一样的传统教育。这一方面是怕溥仪的言行引起物议,招惹是非,另一面也是怕他接触外界之后,遭受非正统思想的“毒害”。庄士敦则希望将溥仪培养成具有现代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化)素养的绅士型君主,甚至希望他能到国外留学,因而鼓励溥仪和外界有一定的接触,希望他对外界正在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年轻人的思想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向他介绍了胡适等人的文章及相关的新文化期刊。

如果要从众多新文化人士中挑选出一个介绍给溥仪,胡适是当然的最佳人选。名气和影响力都足够大,这还只是原因之一。胡适留学美国的教育背景,使得他本能地与英美人士产生亲近。他和庄士敦经常在北京的一些聚会上见面,学问上也有交流。更重要的,胡适性情相对平和,对逊清王室有一定的同情,与一些遗老也有学术交往。

据庄士敦的回忆,他和北京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有私人交往,曾共同参加一个国际性社团文艺会,并与胡适先后担任这一学会的主席。据胡适日记,他在1921年—1922年间,和庄士敦多次见面,既有私人间的访问,也有共同参加的饭局、聚会等。在思想和学术方面,胡适对庄士敦都有很好的印象,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尤其是他反对传教士,更是深得胡适之心。

胡适得到溥仪的邀请,自然离不开庄士敦平日的铺垫之功。正是庄士敦之前对胡适等人思想、文学的介绍,溥仪才会在装了电话后心血来潮地“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当然菲茨杰拉尔德的《为什么去中国》一书中,将召见胡适说成是溥仪和庄士敦认真商议后精心准备的结果,未免有些夸大。 溥仪与胡适初见后,便长期不再联系,即可看出溥仪自述的一时兴起之说更为可信。胡适日记中也说,庄士敦告诉他:“这一次他(引注:溥仪)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二 礼仪与印象

胡适对于觐见溥仪是很谨慎的。虽然他也自称少年,但当时已三十多岁,又历来是行事沉稳细密的谦谦君子,远非十七岁的顽童溥仪可比。他并没有立刻答应溥仪第二天便进宫见面的要求,而是将约会改到两周以后,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胡适日记中说推迟会面时间的原因是“明天不得闲”。 但他显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确定这个电话的真实性,了解宫廷和溥仪的情况,并考虑自己该以何种姿态得体地出现在溥仪这位末代君主面前。

在觐见溥仪的礼仪中,胡适最关心的显然是需不需要跪拜。作为新知识分子的胡适,他当然不愿意向逊清的皇帝行跪拜之礼——当时的舆论氛围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但是他对逊清皇室也有着足够的同情和尊重,觉得有必要予以确认,所以才会在会见一周前,找到庄士敦打听宫中情况,包括溥仪的脾气、为人及会面的礼仪等情况。

关于“跪拜”,事后上海的《民国日报》有一篇带有嘲讽色彩的评论,标题便是“胡适之请免跪拜”:

溥仪请胡适之去谈谈,自然去谈谈罢了。不想这位胡先生竟要求免除跪拜。这种要求,如果由张勋徐世昌等提出,原极平常;今提出于胡先生,太觉突兀了。目中有清帝,应该跪拜;目中无清帝,何必要求;只有出入于为臣为友之间的,才顾念得到必须跪拜,顾念得到要求免跪拜。

溥仪允胡适之要求时,称他做新学界泰斗,大有许其履剑上殿之概,然而这是溥仪底大度,不是胡适之底尊荣。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人所办,对逊清皇室素无好感,自然不满意胡适去见溥仪。胡适在辩解性的《宣统与胡适》一文中,将“胡适请求免跪拜”和“胡适为帝者师”的传言一律斥为“捏造”的谣言。但是参照溥仪和庄士敦的记载,则可以看出胡适当时的确有关于“跪拜”的担忧,而且也正是在得知溥仪并不要求跪拜后才觉心安,同意进宫。如溥仪回忆:“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帝脾气还好,他就来了。” 而充当溥仪和胡适中间人的庄士敦的记载也基本相同:“事先,他前来和我讨论了宫廷的礼仪,并且宽慰地得悉,皇帝绝对不会要求他下跪。”可见,《民国日报》的评论虽然因立场的不同,语气刻薄,但“胡适之请免跪拜”却并非空穴来风,即便他没有主动提出“请免跪拜”,至少心中怀有这方面的担忧,并将此担忧透露给了庄士敦。

其次是称呼问题。据胡适自己的记录,是“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这一点也多为时人所笑。在民国的坚定拥护者看来,民国之内,本不应有“皇上”存在,胡适称溥仪为“皇上”殊不得体,甚至有倾向复辟嫌疑,所以大加讥讽。而在胡适看来,却并非如此,被他视为“平允”的《京津时报》的评论便指出,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室保存帝号,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则胡适见溥仪如见外国皇帝,称之为“皇上”并无不妥。胡适和国民党人的根本区别在于,胡适对于既存的约法条文,常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并以这些约法条文为基础,努力在既定的社会框架之下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因而对于逊清王室葆有一份同情和敬意。而大部分国民党人从革命伦理出发,视优待条件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表现,以保留皇帝为民国之耻,以逊清王室为民国之敌和民国完全实现的障碍,因而对其多有恶感。胡适后来急急否定“请免跪拜”之说,其实是当时舆论氛围影响的结果,而他的本心是并不以为不妥的。在国民党人看来,一旦虑及“跪拜”,则说明心中有“皇帝”和皇权思想的存在。而在胡适那里,他虽非溥仪的臣民,但若依据优待条件,则觐见外国君主,适当考虑一下对方的礼仪习惯,恰恰是不失礼的表现。

胡适觐见溥仪时,曾经考虑过施行除镜礼:胡适先除眼镜表示敬意,溥仪必然也除眼镜回礼,而由于溥仪高度近视,不能脱离眼镜,则胡适随后就可以和溥仪同时再戴上眼镜。但因为除镜之礼久不行于社交界,胡适临时忘记,所以并未实行。除镜之礼,在清代一度流行。陶希圣在晚年的回忆中,谈起清末时的中学里有戴眼镜的“生员习气”,“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谢兴尧的《堪隐斋随笔》中有一篇《漫谈眼镜》,说到清代中叶以后官员以戴眼镜为时髦,咸同以后,甚至“凡地方官审案时,必戴玻璃镜以助威严”,“同时凡见上司及尊长,必先将眼镜取下,以示恭谨,谓之‘摘镜’”。马叙伦《石屋续瀋》一书,曾谈及清时除镜之礼,“(见长官时)属官不得戴眼镜,否则为不敬,故见面必摘去焉。以是患近视者,有不悉长官之容貌者”。他亲历的一次不愉快的除镜礼经验,就在胡适见溥仪的1922年,那时马叙伦初任教育次长,随好友、教育总长汤尔和一同谒见总统黎元洪,汤尔和尚未入室即迅速摘下眼镜,并“急嘱”他也如此操作,马叙伦深以为苦,因此对汤尔和颇有微词,说“余不觉深诧尔和甫做官而染习已若此”。马叙伦将此事记在“官场陋习”条目之下,可见他对这种带有强化等级关系的礼仪是很不以为然的。胡适后来虽然没有施行除镜礼,但主观上并不以为忤,这一方面可见他为人的随和,另一方面也可见出他对清室和溥仪的尊重。

不论前期设计如何,最后胡适和溥仪会面时的礼仪实际上是比较简单和“现代”的:胡适进门后,溥仪起立,胡适向溥仪鞠躬,溥仪请胡适坐下,二人互称对方为“皇上”和“先生”。

胡适觐见后对溥仪的印象基本可说是对庄士敦事先塑造的溥仪形象的翻版。胡适会见溥仪前,专门去询问庄士敦的意见,庄士敦大赞溥仪的英明,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年轻君王形象: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此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事后胡适所记与溥仪会面时的见闻对谈,几乎无一不与庄士敦所说契合。譬如溥仪留心阅读报刊,尤其是阅读新诗和白话小说,几上摆有胡适学生康白情的《草儿》诗集,胡适作序的亚东版《西游记》,谈话时问及康白情俞平伯和《诗》杂志,说自己最近在试作新诗,并打算出洋——这些都可见他思想的新潮开放。又如他的独立。他说自己想独立生活,清理皇室财产,可惜为老辈人阻挠。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在言谈中对清室错误的反思,对于花费民国钱财的不安,这些显然都给胡适留下极好的印象。胡适也颇动了感情,在会见一周后作长诗纪念,后来删成一首短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两人的会面过程应该说是相当愉快的,至少从胡适这一面看来是如此。而溥仪的书籍阅读和谈话内容,几乎处处合乎胡适心意,俩人如此契合,反倒使我们不禁推测,溥仪召见胡适时的室内布置,以及他说什么不说什么,极有可能是经过庄士敦的策划的。胡适在会面一周后给庄士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感动,信中谈及“皇上”的“友好和谦逊有礼”,谈及他们关于新诗和青年作家及文学的其他话题,谈及溥仪生活中新思想的印迹,也谈及他面对这“历史上无数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荣耀。

三 溥仪公众形象的建构与影响

胡适见溥仪,引起不少“新人”的攻击,他带有辩解性质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在辩白自己的同时,也向大众展示了一个正面的思想独立开通的溥仪形象。不少新文化运动人士——这些人多是胡适的老友——虽然对胡适进宫不以为然,却也接受了胡适建构的这一形象,对溥仪怀有一种有人情味的同情,以至于在反对清室时,努力将溥仪排除在外,不将他视为清室代表,而看作一个值得同情的有为少年。

如前文所说,胡适对溥仪的印象、看法基本不出庄士敦所述的范围,他后来所建构的溥仪形象,也几乎全受庄士敦影响。他首先对于会面过程中那些可能影响双方形象的细节有选择地予以忽略或改写。最突出的一点,自然是关于“跪拜”问题的担忧,胡适在日记中便没有记录,我们只有在溥仪和庄士敦的回忆中才能看到。其次,胡适进宫时在神武门前被挡驾,在日记中也被忽略。这一尴尬事件的原因,溥仪说是他忘记要见胡适,因而没有跟护军打招呼,庄士敦则说是为了保密的需要。胡适自己在给庄士敦的信中也带有一些遗憾地说,“大门口的耽搁使我浪费了本来可以在宫里多停留一些的时间”。这两个细节,都可能使胡适与溥仪会面的体面性和完美程度有所折扣,更会予反对者以嘲弄的口实,所以胡适干脆都不予记录。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胡适公开发表的《宣统与胡适》一文(以下简称《宣》文)与他本人日记的记录略有差别,这些细节上的修正,则纯粹是为了维护溥仪的形象。譬如日记中说到自己进门后的观察:“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公开发表的《宣》文删去了“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这一句负面评价,这让人只感到溥仪勤于读书,关心时事,而不觉其趣味不佳。另一处是胡适在会面时主动提及溥仪亲自出宫看陈宝琛病的事,这一点在胡适当日日记中并未特意记录,这自然是因为在之前胡适找庄士敦咨询宫中情况那天的日记中已经记录溥仪探病之事。而《宣》文的对象则是不了解背景的大众,胡适显然觉得有必要加上这一被他和庄士敦共同认为是溥仪自立(也很有人情味)表现的事件。还有一处修正,更可见出胡适的细心。在日记中,胡适记了溥仪说自己想谋独立生活,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遭到许多依附于溥仪和皇室的“老辈人”反对的话。而在《宣》文中,胡适将有直接指向性和刺激性的“老辈人”改为指向比较模糊的“许多人”,这样既传达出溥仪试图独立的意向,又不至于引起那些“老辈人”对溥仪的不满。

1924年,冯玉祥率国民军进京,发动政变,成立临时政府,修订“优待条件”,取消帝号,强令“溥仪出宫”,搬出紫禁城。胡适撰写公开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反对,老友周作人给他写信,说他的观点受到了外国人“谬论”的影响,胡适回信辩解,理由是他的公开信在外国人发表相关言论之前,所以不曾为外国人“谬论所惑”。

周、胡二人是老朋友,且都是性情相对平和的人,并未就这一问题深入辩论。实际上我们从上文已可看出,胡适对溥仪的观点不仅完全受了庄士敦的影响,甚至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胡适见溥仪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溥仪的看法本身即是庄士敦代表溥仪对胡适“统战”的结果,而且庄士敦塑造的溥仪形象经过胡适的宣传加工,也影响到了周作人、钱玄同等坚决反对清室的人。

“溥仪出宫”事件发生后,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在《语丝》展开讨论,其议题之一即是溥仪未来的人生道路问题。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溥仪个人非但没有恶感,反而存有同情和一定的欣赏。钱玄同和周作人为溥仪设计的道路,都是希望他能够从此摆脱宫禁,像其他现代青年一样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学习现代人必备的知识技能。钱玄同认为溥仪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在现代知识技能方面都低于同龄人,所以希望他补习初中程度的科学常识,然后考高中,甚至出国留学。周作人则在钱玄同的基础之上,更考虑到溥仪身份、经历的特殊性,建议他将来到欧洲研究希腊文学,因为他做过皇帝,会比一般人更容易理解这种贵族式的精美的文明,周作人甚至期待他学成归国之后可以到北大担任希腊文明的讲座。周作人和钱玄同都没有见过溥仪,他们之所以对溥仪的未来人生道路设计抱有如此热情,自作多情地提出这些带有一厢情愿色彩的建议,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胡适塑造的带有现代意识的溥仪形象,先入为主地以此作为谈论的前提。钱玄同的文章的结尾说:“我听人说,您在那个不幸的环境里,居然爱看《新青年》,《晨报副镌》,康白情底《草儿》和俞平伯底《冬夜》之类,我觉得您还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这里的“听人说”,自然是听胡适说。周作人的文章则开头便说,“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不得不说,经过胡适的“说项”,溥仪已经博得了相当一部分新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好感。

胡适见溥仪,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都引起很多关注。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虽然是新派知识分子,坚持改良社会,但是他倾向于在部分认可既定秩序之下进行改变,所以对于辛亥革命遗产的“优待条件”是认可的,对于溥仪和逊清皇室也有一定的尊重和同情。而力主革命的国民党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则从革命伦理出发,视“优待条件”和逊清皇室为革命不彻底的表现,“进宫谒见溥仪”在他们眼中自然成为落伍、反动之举。而以胡适的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力,他对于溥仪的极力揄扬,也塑造了一个正面的末代皇帝形象,并引起部分新派知识分子的同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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