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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

原标题:【民国年间】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

光华大学大礼堂被命名为“丰寿堂”。

01

1925年6月,圣约翰大学553位学生因反对美籍校长侮辱国旗愤而离校,另立光华大学。沪海道尹张寿镛被推举为首任校长。张寿镛聘请赵晋卿、钱永铭、吴蕴斋、林康侯、陈光甫、虞洽卿等商界名人担任校董。从理论上讲,他们负有为光华筹划基金及经费,核定预算决算的职责。然而,这些校董并未真正尽到责任。

圣约翰大学六三事件现场。

当时上海各私立大学都聘请沪上工商银行界的名流担任校董。然而,各校的校董会制度并未真正有效确立,多是装点门面的产物。光华大学亦是先有学校而后才组织校董会,张寿镛广泛拉拢工商界人士进入校董会,以应付环境。目前几乎没有看到光华大学校董会开会的资料。对光华大学而言,这些商界校董实为疏离的群体。

1925年9月,光华大学举办首次开学典礼。

从光华大学历年的财务情况上看,也可证明商界校董的筹款作用甚是微弱。1926年,学校获得的捐款仅6233元,借款则高达6万元。1930年,学校仅获得110元捐款,借款将近9万元。有研究者谓,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之所以存在,系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江浙的大绅商积极捐款支持私立大学。然而,从光华大学的情况看,这实为一种想当然式的理想论述。中国私立大学的社会根基极其薄弱,缺乏确切证据证明其与工商阶级存在紧密关系。

02

1927年5月,张寿镛被蒋介石启用,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利用地位从大学院为光华谋得5万元续江海关二五库券的建设费,使得该校当年度免于借款之虞。张寿镛在江苏省财政厅任上,将各县的财政局局长职务多委以光华大学的毕业生,解决了他们的毕业出路问题。

张寿镛

张寿镛作为前北洋政府官僚,在国民政府内根基不深,但与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张寿镛受蒋介石启用,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共进退。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政困窘,急需沪上银行界的支持。每次代表政府前往沟通发行债券者,基本都是张寿镛。蒋介石北伐支出军费浩大,向张寿镛催款常常急如星火。对蒋介石的要求,张寿镛有求必应。此种忠诚和恪尽职守,获得蒋的肯定,也提高了张寿镛的政治地位。这对他执掌的光华大学而言,可以成为一种间接的政治资源。

1930年4月,张寿镛之子,光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员张星联、学生张华联被匪徒绑架。蒋介石获悉后,当即电令淞沪司令熊式辉,要求特别注意设法剿灭绑架张寿镛二子的匪徒。

03

张寿镛作为财政官僚,长期为政府理财,承受着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1932年7月,张寿镛以年老体衰为名正式辞去所有官职,专心办理光华大学。然而,蒋介石十分重视张寿镛,曾亲自致电上海市市长张群,要求“张寿镛须挽留”。因此,蒋介石和张寿镛之间达成私人协定,以私人身份为政府理财。由于此种关系,张寿镛尽管辞职,仍然可以利用身份优势,为光华大学争取一定的利益。

1933年5月,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公布《二十二年度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招生办法》,规定裁汰不合格的文法科。光华大学作为私立大学,文科生占绝大多数。限制文法科的政策,必然会对学校的招生造成致命打击。1933年6月,张寿镛亲自致电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希望其命令王世杰收回成命。

不过,此种渠道并不长久。1935年以后,政府对上海大银行进行改组,并接管小的商业银行。在此种情况下,张寿镛这种国民政府与上海工商界之间中介人的作用日益微小,在政治上亦逐渐边缘化,失去与蒋介石直接联络的渠道。此时,私立大学对政府的依赖加重。从1933年开始,中央教育经费开始补贴私立大学。私立大学校长若在政府中拥有一定的人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补助。各私立大学纷纷转而聘请国民政府的政界要人担任校董,希望他们为学校争取资源。

翁文灏

1936年,张寿镛的亲家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张寿镛遂于该年聘请其担任校董。1937年,复旦、光华、大夏、大同大学四校筹划联合内迁,正是翁文灏代表张寿镛与王世杰接洽。由此可见,张寿镛致仕后,翁文灏成为他与政府联络的新渠道。

04

抗战爆发后,光华大学在成都组建分部。张寿镛在政界的依靠力量为孔祥熙、朱家骅。

孔祥熙

朱家骅

张寿镛和孔祥熙曾是财政系统的同僚。建校初期,孔祥熙曾拨发给光华3万元。为报答孔祥熙,成都分部将附中校舍命名为“祥熙堂”。1941年2月,财政部临时追加各校救济费100万元,孔祥熙分拨7万元给成都分部。然而,孔祥熙深谙商人的精明算计,处事圆滑通融,与各界人士都维持一种良好关系。他同时担任很多大学的校董,相助不过是顺势而为,也谈不上特殊照顾。

张寿镛与朱家骅同是浙江人,又同是孙科内阁的部委首脑。朱家骅是学者从政,愿意与文教界广结善缘,充当知识分子的保护伞,也颇得知识界拥戴。1939年5月,张寿镛加聘朱家骅为校董。对张寿镛而言,朱家骅的作用主要是向教育部为光华争取资源。张寿镛与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并无渊源。因此为光华涉及筹款之事,他在以私函向陈立夫求助之外,都请朱家骅从中关说努力。

朱家骅最初一直被外界目为CC。随着他担任中统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长,逐渐与CC分庭抗礼。因此,抗战以后,朱家骅和陈立夫有一个从亲到疏的过程。从两人就光华财政的来往公文来看,虽然每次朱家骅都尽到为张寿镛关说的义务,但陈立夫却以种种借口敷衍朱家骅。张寿镛选择了朱家骅为中央的靠山,最后形同将学校的派系立场定格在朱家骅一方,可能会使光华无形中充当了朱陈内斗的牺牲品。

05

抗战时期,光华大学在成都建立分部。张寿镛也十分注意争取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尤其是刘湘一系。不过,张寿镛与刘湘系并无渊源,关系主要通过副校长谢霖建立。1935年4月,谢霖被财政部任命为代四川财政特派员,受命调查整理四川金融财政,与四川省主席刘湘相交有素。刘湘对教育颇为热心,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创办事宜立即获得了四川省政府的支持。

光华大学成都分校。

由此,张寿镛委托谢霖聘请刘湘亲信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等人担任校董。1937年12月,四川省政府准许光华办校用地免征田税,并拨款5万元用于学校迁建。刘湘、邓汉祥、甘绩镛各捐教室1座。缪秋杰以四川盐务管理局的名义,向自贡自流井富荣盐场全体商人捐助建筑经费2万元。光华校方也尽可能回报捐赠者,将学校建筑均冠以捐赠者之名。

1938年1月,率军出川抗战的刘湘病逝于汉口。四川省主席由邓汉祥、王瓒绪等代理。其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省政被中央控制。刘湘的去世导致四川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动,并间接对光华造成影响。

1940年12月,光华校方致函张群,历数光华在川办学的历史,表示了战后永远留川的决心,恳请从1940年7月起,每年由省政府补助5.5万元。张群显然不愿为一所私立大学增加额外负担,以“本省财政极度拮据”为由,将救济教育的责任转嫁给教育部。张寿镛向地方政府求助的努力受阻,在地方编织政界人脉的努力失败。由于光华大学在川缺乏政治依靠,地方军阀邓锡侯、向传义于1943年秋支持学生发动学潮,接管成都分部。抗战胜利后,该校由川人接办,与本部彻底脱离关系。

06

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多仓促建立,虽然确立了校董会制度,聘请工商银行界要人担任校董,但商界校董们和大学并无共存关系,不能有效起到筹划资金的作用。随着国家教育财政的正规化,私立大学最稳妥的途径便是向国家争取资源。因此,私立大学校长的政界人脉,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近代中国政局变幻,所谓的政界人脉常常脆弱。私立大学校长政坛地位的变动,决定了政界人脉的有无,进而影响经济资源的有无。在缺乏利益交换的前提下,所谓的政界人脉,亦很难真正发生效力。而且,在政坛派系斗争的前提下,选择依附一种政治势力,便意味着疏离于另外一种,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阻力。因此,如何建构政界人脉,如何利用政界人脉,与私立大学校长的视野有关,也对他们的智慧构成某种考验。

韩戍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作者:韩戍

编辑:王富聪 田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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