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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误药记|天涯·新刊

原标题:杨献平:误药记|天涯·新刊

误药记

2011年冬天的成都空旷莫名,好像一个人在一大片新生的废墟中独自生活。这种情景像极了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我是传奇》所表达的那种况味与寓意。当然,偌大的地球,今天的每一座城市都异常拥挤、喧闹、千奇百怪、人欲物化,尤其是当下的中国。这是我来成都第一个年头,一切还没安顿好,妻儿还在西北。一个人的成都,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西南偏南的内陆城市冬天的冷酷,那种湿冷,在久坐的房间,以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的方式,对人体进行慢速绞杀和加速度冷冻。

临近春节,我想回西北过年。是的,我曾在巴丹吉林沙漠从戎十八年,从青年到半老男人,青春的油脂已被浩瀚的沙漠几乎燃烧殆尽,粗糙如纱布的皮肤开始失去弹性,皱纹像成群的窃贼一样从脸部发动进攻。在时间当中,任何的生命及其形式只有经受和被损耗的义务,无可更改;而心灵和精神则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向上的、务实的姿态,尽量让自己合群,并且懂得和熟练运用生存及其技巧。

直到这时,我才慢慢注意到,自己以为坚不可摧、形状强大的身体忽然有了磨损的迹象,其中,最严重的是胃。年少时候,总觉肉身是刚健的、永恒的,不会破损,更不会戛然而止。少小时候,家穷,挨饿是正常的,及年长,改革开放不仅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信仰。欲望打开的一方面是无度的采撷与摄取,另一方面,则使得物质在某些手掌和头脑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膨化般的扩张效应。我一直不爱吃早餐,多数是为了睡懒觉。慢慢学会喝酒,白的红的啤的样样都来。

喝酒是青春的表征,也是人在年少时候,证实、发泄、塑造、交游、博取各方面认同和出彩的必要手段。西北的大背景本就是旷达与放纵的,适合出塞的将军和猛士,也适合交流和沟通的商贾与使者。喝酒构成了西北地区人群抵御寒冷、消磨寂寥与孤独的常用招数。多年之后,我也不例外,自觉而积极地成为了西北众多喝酒大军中坚定且又剽悍的一员。

辽阔的北方始终是混血的、驳杂的、旷达的,也是凶猛与开阔的,历史上不断的民族战争与兼并,和解与互助,构成了人类血液横生逸长的根本动力。一个外地人,在异乡久了,从习俗、思维、生活方式和思想难免会被篡改。凡是伟大的地域,必然具备非凡的文化和精神塑造力。在人类的地球上,无论哪一块土地,哪怕不毛与海水冰山之地也都有着强大的人性化的力量。

胃疼,到第三人民医院。

胃不好应当是每一个军人的通病。一个人在成都生活了一年,回西北,尤其是回妻儿身边和岳父母家,喝酒是必须的。还在巴丹吉林沙漠空军某部服役时候,自从我和妻子成家,每年春节或者别的节假日,与岳父喝酒就成了我的一个惯常行为。其实,岳父喝不了多少酒。每一次,俩人说喝一点,结果是一瓶白酒还不够,再开一瓶方才罢休。十多年了,在沙漠,在军营和军营之外,偌大的西部中国,我的战友很多,可我的亲人似乎只有岳父母和妻儿。父母和兄弟远在河北,对他们挂念与热爱,却很少见面。

人是自由组合的,尤其夫妻。两个陌生男女一旦萍水相逢,从万千之众间相互走近并且深入身体和灵魂,那就是不可分割的了,哪怕是世上最锋利的刀锋和闪电,即使两个人在这一段的人生时空中失散或者故意离散,也永久性地分不开了。我一直觉得,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一旦用心地进入和被进入之后,那就是永恒的了。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在八宝街,对面是青龙街,不远处是骡马市商圈,算是距离单位最近的一家三甲医院。此前,同单位的小说家王棵给我说,三医院治疗胃病最好,前些年间,他胃特别难受时候,到三医院,一个医生给他开了几种药物,吃了就几年没犯过。我信,便去。一位医生给我开了几种西药吃,其中有铝碳酸镁、法莫替丁等四种。我连吃六天,感觉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舒服。那位医生嘱我吃九天。药没了,我想机关医院开药不花钱,就去。一个女医生,对我很热心,除了上述几种西药以外,还给我加了胃康灵、阿莫西林、盐酸小襞碱片等三种。这也就是说,我每一顿必须吃七种药物。

医生总是对的。病人对医生的信赖甚于父母。医生在普罗大众心目中,不单单是一个职业,糊口的本领,而且还富有神灵的意味。总以为他们无所不能,对任何疾病都了若指掌,药到病除。我也是这样。拿了药,吃了晚餐,就一把把吞了下去。我清楚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傍晚,吃了药后,我在公寓房的沙发上躺下来,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切都跟平时一样,连一丝梦都没做。倏然醒来,上卫生间,忽然觉得肠子特别饥饿。那种饿,类似于十几天没有进食,肠子内空空如也,进而引发了满怀敌意的反抗与暴动一样。旋即,感觉到晕眩,是那种让人丧失意识,无法掌控身体和任何动作和行为的晕眩。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这种感觉我从没有过,而且来得凶猛可怕,如同坠入毒蛇洞窟,急忙出门到医院。在急诊室,我诉说了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反应。一个女医生让我做检查,心电图、血糖化验、脑电图等等。这些检查很快出结果。显示称,除了窦性心律之外,其他没有发现异常。

只好回住处,走到大门外,晕眩和不适依旧深刻而顽强、凶狠。我忽然想到,很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母猫,有几次,母猫吃了被毒死的老鼠,口吐白沫,哀号不停,全身瘫软,母亲用食醋喂它之后,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如常。从生命本质和生理的基本构造上说,人和猫乃至其他动物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我返身到一家超市,买了一盒方便面、一瓶香醋,还有几块面包。跌跌撞撞地往回走时,我想,吃点东西,再多喝点醋,估计就会好起来的。我很清楚,这是误服药物之后的中毒症状。煮面,又加了很多醋,然后狼吞虎咽吃。起身,还是晕眩,巨大的极端的不适让我觉得了一种恐惧。扑倒在床上,只觉得整个身体发轻,好像一团棉花,只要一阵轻风,就可以吹得无影无踪。

昏晕了很久,睡着了,早起吃饭,也还是晕眩和不适,一点都没有减弱。我再次去医院,如实说了自己的感觉。医生轻蔑地说,怎么可能?误服了药物,二十四小时就会排泄出来,一般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我无语。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我又打车到成都军区总医院。一个人的车上,晕眩和不适像是源源不断的凶猛蜂群,轮番对我进行细密的深扎猛蛰,毫不妥协,深入肉体的每个细枝末节。我问司机说,怎么这么远?司机慢条斯理地开车,一边说,其实不远噻,再有几百米就到了。

生命总是时间的祭品,但又在时间当中忍不住来自自身的煎熬和痛苦。仰躺在出租车后座上,我再一次想到,无论是哪个人,只要出生,在尘世间混,就是要吃苦的,更多的痛苦在等待着他们,所谓的幸福只是苦难的点缀,而不是全部。特别是身体,这个唯一的精神和灵魂容器,活着的证据,他一方面给人带来无限的庸俗的快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赋予人相等的痛苦。

到医院门口,付款,下车,忍着剧烈的不适,我踉跄着冲进去,排队,好不容易见到医生,语无伦次地诉说了自己的感觉和身体反应,然后,睁着眼睛,期望医生能够给我一个新鲜的看法或者检查方式。可我悲惨地失望了,这位医生居然和原先的医生观点基本一致。

最狡猾和残忍的敌人往往来自于内部,肉身也是如此。四十年来,我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来自身肉体的痛苦。准确说,也不是痛苦,而是那种晕眩的不适,以及伴随而生的视物模糊、心悸和高度紧张,让我觉到了一种濒死的绝望、无药可救的无奈和激烈的悲怆。但我还想活,并且健康地活下去。这在一切都没有明朗之前,我只能熬着,等待假设的或者实有的奇迹出现。我也始终坚信,作为一个人,我注定会消失,但无论如何都不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的使命(尽管微不足道,与这个世界丝毫无益)还没有完成。躺在床上,黑暗像是厚实的黑色泡沫板,既松软又很闷。邻楼的灯光不时明灭,伴随着女人的尖叫、孩子们的哭声,还有夜归者的脚步。一年四季都在发情和交配的猫儿们喊得人心发慌。

如果有一个人多好?最好是妻子在。有了这种疾病或者不适之后,我在电话里给她说过。但她也很忙,又距离远。安慰虽然很重要,但终究不如陪伴。儿子还小,上学,和同学们玩耍。他们都在我以前供职的空军某基地,在四面空旷、沙漠戈壁环卫的不毛之地像从前那样生活。而我,虽然身处闹市,貌似一切都很方便,可是,一个人终究是不方便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切地意识到,夫妻和亲人,其实是上苍用来相互陪伴、激励、安慰和互助的。前不久,微信上流传一些孩子们对父母的规劝,意思是,孩子们大了,不需要大人们的干涉和包办,告诫父母要学会“体面地退场”“优雅而大度地放手”。这使我觉得不可思议,也想到自己年少时候,对父母也有如此这般的心理要求和情感期望。可现在,则觉得儿女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摆脱父母的庇护与包揽,是很自私的表现,体现了人最自私和狭隘的那一面。

成都的冷敲骨吸髓。我无法坐下来,也无法躺着,只能到外面去溜达。城市多么稠密和匆忙啊,到处都是钢铁的冲撞与人身的穿梭。有几次过马路,差点被车撞了,因为晕眩和不适。站在路边,看着车流浩荡的大街,总是担心自己会不会走到中间,忽然就栽倒在地,甚至猝死?如果真的是那样,这样大的城市,除了我的师长和同事,谁能对我发出怜悯之叹息呢?人越多,个体越孤独;城市越大,越是冷漠。

这不是群体的错误,也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人性在起作用。有些天,我过江汉路,到白家塘街一家新开的洗脚店洗脚。洗脚不是目的,而是人多会使得我从心理上觉得安全。但有几次,走到白家塘街东口,忽然紧张、心悸,后脑如抓,好像是无数的钢丝被持续拧紧。我趔趄着冲到八宝街的成都市第三医院,挂了急诊的号。躺在病人各异,但都表情沮丧和痛苦的急诊室,我再一次觉得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也真切地体验到了一个人在陌生之地,从身体到灵魂的那种强烈的孤立无援。又是一番检查,还是没有任何大的问题。我也觉得好受点了。起身,再回住处。如此的一个人的成都完全是疾病的,也是属于恐惧的。

再些日子,我一边预约了华西的体检,一边到人民中路三段的一家名叫琴江的茶店喝茶。是的,我需要人,哪怕与我无关,但只要他们和我说话,能使得我的注意力得到有效转移,我就对他们感激不尽了。茶店都是女孩子,一色的九零后。大都来自都江堰、金堂及其他成都周边县市。我喝茶,她们沏茶。我满嘴跑火车,她们听或者不听。一会儿表示同意,一会又羞红了脸。年龄稍大的店长多次提示我说,这还都是未婚小姑娘,杨哥你不要毒害青少年噻!我赶紧住嘴,喝一口茶,再把话题转移出去。如此的日子,让我觉得了一种外来的,不远不近的安全与安慰。那些叽叽喳喳,花枝招展的幺妹子们,或许她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对她们保持了一种长久的感激甚至感恩之情。

整整一周,我都在惶恐中度过。此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肯定罹患了很大的疾病,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和不适呢?也可能,误服的药物摧毁了我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或者神经,使得我的整个身体发生了大故障。那些天,正是农历十二月份,成都的湿冷步步推进。在房间坐一会儿,全身就凉透了。但再到户外走动一会儿,马上就会冒汗。成都的这一种冬天,是我没有遇到过的。晚上开了电褥子,又买了一个电热板。是这些东西,让我凭空觉得了一种温暖。我也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喜热怕寒的。来自电能的火焰,尽管没有草木和煤炭的温暖贴切,但也是一种靠近与烘托,而且,这种烘托,不仅深入到了我的肉身,还使得我的心理、精神和灵魂都有了一种安心的感觉。

也没什么事情,拿着体检结果报告表,我看了好几遍。对医疗卫生,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我又不信,便再拿去找机关医院的医生看。他说,就是尿酸高、血脂高、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高,这些要注意饮食。其他的没啥子。我这才放心。出了医院,就跟妻子打电话报告了情况。是,报告。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把妻子作为了自己最高的“领导”和我们家“灵魂性的人物”,还有点家长的味道。她说没事就好。还嘱我多吃饭,好好休息。我自己也很振奋。但晕眩、视物不清、心悸等等症状依旧魔鬼一样包抄与围困。临近春节,我请到了假,急不可耐地爬上回西北的列车。从西南到西北,古蜀道都被隧道打通了。古老和诗意的蜀道之难也只是时间和里程上的了。从平凉再到宁夏,过了腾格里沙漠,窄长的河西走廊便扭着白色的祁连山腰身和空漠的戈壁胸脯迎面而来。当晚在酒泉见到妻儿。八岁的儿子还是很顽皮,抱着我喊爸爸。妻子好像又优雅大方了很多。

我喜欢如此的生活,妻儿一起,再贫困也是幸福的。我虽然追求好的,甚至丰盛的物质生活,但就不贪婪,我喜欢让家人都过得开心一些,不至于为基本的生活和物质满足而发愁、吃苦。至于大富大贵,攀龙附凤,帝王将相,我不关心,也不想成为他们。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不离不弃,互助合作,用真心和真情,把自己的这一个小世界建设得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且不乏日月星辰的照耀与土地河流及其万物的滋养与温润。

到岳父母家,当晚,就和岳父喝酒。他又老了一点,头发白得厉害。我询问了一年的情况,又说了自己在成都的工作和生活。然后让妻子炒了几个菜。岳父坐在沙发上,我搬个凳子坐在他对面。打开一瓶汉武御酒,这是酒泉市自产的一种白酒。和岳父一开喝,话题就更多了。面对这一位老人,我总是以为他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尽管我很清楚,我的生身父亲已经在2009年去世了。也应当这样说:正因为自己的父亲不在了,一个节节中年的男人才真正地理解了父亲,觉得了父亲对于一个男人的精神支撑力与情感上的重要性。

岳父母对我一直很好,视如己出。这一种感情,我觉得是最理想的。女人和男人一旦成为夫妻,就是一家人了,没有父母,不会有我,也同样不会有你。我和你、你和我,其实都是父母的翻版与再造,是一种生命的绵延的传承与继续。面对岳父,觉得高兴,忍不住喝一杯,再喝一杯。一杯一杯的酒在灯光下进入嘴巴和肠胃。我和岳父开始就说,俩人喝半斤,没事儿。谁知道,喝完一瓶之后,又打开了一瓶。直到岳母和妻子喊停,才罢休。

酒这个东西,我不爱,但还是要喝。年轻时候,是和别人喝,朋友、师长、上级及其他。实在不想喝的时候,也偷奸耍滑。但大部分时候,是真喝,喝得晕头转向,甚至吐血、人事不省。醒来,一次次告诫自己说,再不喝了,再不喝了!可再次上了饭桌,又忍不住喝。喝着喝着,就多了。喝晕了的人,大都不用劝酒,自己要找酒喝。人说,男人喝醉不如猪。酒精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人冲锋陷阵,与敌人厮杀受伤而觉不到疼痛;再者是为了庆功、浇愁和暖身子。其他的迎来送往,觥筹交错,都是礼节性的,很多人酒桌上喝得称兄道弟,次日醒来,却相互不认识。醉酒就像一场幻梦,一场脱离现实的情绪狂欢。

早上醒来,不适加重。我知道自己不可再喝酒了,可在岳父面前,不喝酒,从心里过不去。他倒是不会劝我或者我不喝酒就不高兴。这完全是我自愿的。因为,在他面前,我才是孩子,再加上他和岳母没有儿子。我这个大女婿,该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我对妻子说了自己的不适。她带我去酒泉的解放军25医院,又是一番检查,医生说,可能是我的颈椎病引起的脑供血不足。拿了一些药物。妻子又听说,距离酒泉市区十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乡村诊所,一个男医生的针灸效果很好,便打车带我去。

西北的冬季是荒寒的,风中的尘土和人世的仇怨、悲伤与无助一样多。连续做了两次理疗,好像没什么效果。返回原单位的家,准备过年。我们把岳父岳母接来,一家人吃团年饭。一大早起来,带着儿子燃放鞭炮。礼花在冷硬的沙漠天空绽开,夜幕中的星辰也黯淡无光。这样的狂欢是吉祥的,我相信先人们创造这样的节日必有深意,即让劳苦的人们找一个休息的机会,也让为了生存四散奔走的人得以喘息,尤其是回到故乡,团聚在亲人的身边。人生不唯现实的体面和物质的饱足,还应当有精神的丰盈与情感上的充实、和谐和快乐。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光,尽管它很庸俗,甚至庸俗得难以形容,令人厌烦。可是人活着哪一件事情不是麻烦的呢?又有哪一时刻不是繁琐与冗杂的呢?天亮吃饺子,儿子继续放鞭炮。秧歌队和舞龙舞狮队上场,很多人都出去看。孩子们最快乐,在冰冷的风中,踩在冻得咯吱作响的广场上奔跑欢笑。

我小时候也是如此,当然,那时候的物质没有现在丰富,家里的条件也差。但再差再苦的童年都是美好的,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具有自由品质与生命色彩的时光。人越是上了年岁,越是怀念童年。看着欢快的儿子,我心里暖暖的。也想,作为父亲,我没有让自己的儿子衣不遮体,吃的玩的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他。过一个丰裕的童年,再加上无忧无虑的天性展露,或许,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可惜,相聚总是短暂,几天时间,我就又回到了一个人的成都。长长的火车,像是一条巨大的蟒蛇,蠕动在西北和西南大地。下车,孤独、空旷的感觉再度重袭。更令我沮丧的是,身体的种种不适依旧凶猛异常,持续得令我一次次绝望。连续去军区机关医院做各种检查,不到两个月,累计花销三万多元。我又怀疑是肠子问题,去做肠镜。没事儿,又怀疑是胃部出了毛病,再去做胃镜。如此折腾,还是找不出原因。再去西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求诊,说了病情和身体的各种反应,医生也说,这个不是啥子大问题,还是你的心态和情绪,做一下心理调节就好了。我无奈,一个人咬着牙齿,拖着脚步出了医院大门,面对稀薄的阳光,灰霾的天空,忽然想扬起脑袋,旁若无人地放声痛哭一场。或者狠狠心,躺在大街上自杀算了。

可我还是没有勇气,特别沮丧的时候,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她六十多岁了,她和父亲把我养大,辛苦大半生,我必须尽人子的义务;她也不能没有我。作为她的儿子,我必须报答她,更有责任让她有一个尽可能开心和幸福的晚年。我爱自己的妻子儿子,还有岳父母。我觉得,他们也不能缺少我。我在,就尽可能地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想长久地陪伴他们。我咬咬牙,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也想到,既然检查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就应当不会有大事情。我转而寻求中医的治疗。几乎每天跑位于总府路的同仁堂,找了好几位医生,吃了无数的中药。到五月,天气大面积地热起来的时候,我的不适才有所减退。但还是晕眩,走路不稳,视物模糊,心悸和无端紧张。

我努力让自己坐下来,上网已经毫无意思了。只能看电影,专门找一些喜剧片,一部一部地看,转移注意力,忘掉身体的不适。如此一段时间,还是不适。我想写东西吧,写东西能忘掉一切,进入到某种回忆、经验和虚构、幻想当中,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到六月底,晕眩消失,心悸和视物不清等症状也有所收敛。只是,每次躺在床上,不经意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发自身体内部的一种震动,或者说震颤,好像地震,咯噔一下,轰隆一声,快如闪电,却又很深重。这时候我才知道,一个人的身体也会发生地震、飓风、海啸与火山爆发。

2012年6月下旬,妻儿也由西北来到了成都生活。一家人团聚,我欣喜发现,身体的不适发作频率慢慢减少,但总是感到极端的饥饿。有几次走在路上,突然饿得心慌头晕,视物不清,赶紧找一家超市,买一个大面包和一瓶水快速吃下去,才会好转。每天下午去接儿子放学,拉着他的小手,父子俩走在街上,他有时候呱呱不停,有时候一言不发。我拉着他的小手,和他并肩走。儿子走路的样子很可爱,我总是心疼,想像他小时候那样抱起他亲他,或者背在背上快步走,让他抱紧我的额头,幸福地哈哈笑。

可儿子自己也觉得长大了,一般不愿意我再抱他背着他。我觉得遗憾,有时候天真地想,要是儿子总是这么大,我也不会老去,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呢?到9月,我的身体的种种不适大部分溃退或者自行灭亡了,只有身体内时不时的“地震”让我不得要领。但有妻儿在身边,我觉得安心。也始终觉得,一个人在世上,最根本的良药绝不是层出不穷的各种物质和技术,而是人心和人性当中最能体现爱意与慈悲的韧度与亮光。一家人的成都,仍旧是繁华的、奔忙的、庸常的,但我愿意一生沉湎其中,不做任何撤离和逃跑。

杨献平,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匈奴秘史》《沙漠之书》《生死故乡》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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