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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雷滚滚:大清帝国晚年的政治气象|侯德云《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

原标题:天雷滚滚:大清帝国晚年的政治气象|侯德云《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

端木赐香

德云兄的历史随笔集《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惊艳亮世。乍一看,我对这个“天鼓”很不适:现成的天雷,你不雷,非得鼓。鼓啥哩?

有关“天鼓”,德云兄引证了古人的诸多解释。古人云:天鼓乃“天神所击之鼓”,“天鼓震则有雷声”。葛洪《抱朴子》云:“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李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德云兄曰:“说白了,天鼓,跟京剧《天雷报》里的‘天雷’,是一回事,即自然界中的雷电。”

自然界的雷电,在中国的叙事中,历来有天意与神兆的意思。所以,德云兄总结说,“天鼓”虽然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词汇,但它“蕴藏着一种难以逆转的不祥之兆,它可以跟个体命运相关,也可以跟家庭命运、村庄命运或更大范围的集体命运,紧密相关。”

有意思的是,慈禧老佛爷常看京剧《天雷报》,特别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按德云兄的理解,老太后这是给光绪看的——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众所周知,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特别是他疯狂的“围园谋后”之计,让光绪背上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黑锅,在太后面前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站在政治的语境里,你是老太后钦命的帝国接班人;站在民间的语境里,你是老太后抱养过来的养子。你这样做,对老太后是绝对的不仁不义不亲不孝。而京剧《天雷报》,讲的恰恰是一个弃婴功名发达之后,不认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成人的养父养母,老天爷看不上,让雷公出面,直接把他劈死了。慈禧对戏本还作了改良,特别增加五个雷公、五个闪电等情节——看意思,一次劈死还不中,还得一劈再劈。

老佛爷与光绪,不是普通的个人,他们的关系与博弈,演绎的当然也不是一己一家之命运,而是,一朝一国之命运。问题是,大清国运,仅与这母子俩的博弈和治国水准相关么?

德云兄认为,“对大清帝国而言,‘雷公砰訇震天鼓’的不祥之兆,就出现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之后,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等,已是“天雷引燃地火”了。于是,德云兄的全部叙事,就围绕着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展开。

不得不承认,这个德云兄不寻常。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我也侧面写过的,而且德云兄说,他的晚清史兴趣,还是我勾引出来的。这是他客气。全书纵读下来,哪里是别人勾得动的,是他自己沉淫其中久矣好吧。

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牵涉到大量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德云兄按照内容把它们划分为三卷:事件、人物和思絮。然后抽丝剥茧,娓娓道来。虽然都是老话题老人物,但是,每篇都不乏新意。所谓的新,一是视角,二是材料,三是阐释,四是文风。不愧是老道的读书人、品书人、小说家。他对晚清这段历史的打量,倒是很合乎我的口味:

一是强烈的个性化烙印,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德云牌的,独特的个性化叙事——我呸,怎么跟德云社居然撞车了。到底谁窃了谁的牌子哈?

二是犀利的思想锋芒,全书金句不断:“执政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戊戌变法,完全暴露了天朝的非理性治国思维”、“爱唱红歌的清流党”、“大跃进式的变法进程”……通过这些金句,思想的锋芒直刺你的心脑,由不得你不跟着转动。思想的快感尽在其中矣。

三是浓烈的趣味化叙事,品书多了,写字多了,德云兄的文字,行云流水,幽默可爱。惹得我这个以不正经为标识的历史挖掘者也不时的笑出声儿来。这也是他把此书称作历史随笔的主要原因吧,就是以文赋史。既没有历史八股文的匠气,也不乏历史的凝重思考,只不过赋思想于嘻哈,掩凝重于俏皮之后而已。阅读的快感也就尽在其中矣。

四是全方位的立体扫瞄。中国史学界,传统视角写甲午的多了,但大都有一个缺陷,没有把日本当作当事双方一对等的主体来打量。我敢说,不重视对手,其实还是不重视自己的失败么?一句话,一个世纪前的一场败战,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对对手足够的研究。自从雪珥这匹黑马杀进史学界以来,这种境况有所改变,那就是有关甲午的史著中,给了日本足够多的扫瞄。德云兄也是这种视角。有了这种视角,才谈得上历史研究,否则,只能叫历史的祥林嫂,除了哭诉,还是哭诉,听众听得不明所以,一塌糊涂,你却叫他们愤怒。有关国内状况,不管甲午,还是戊戌,德云兄的视角,也有立体的意蕴,除了扫瞄康有为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扫瞄了袁世凯的无奈,李鸿章的难为,清流党的口水,特别是光绪这个小孩班班长与小英雄气概的一面。这些扫瞄,对于受众一惯的板结化与扁平化思维,有十足的消毒之功能。

最后有一点,可与德云兄商榷。

德云兄认为大清帝国的不祥之兆体现在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期间。我倒觉得,所谓的不祥之兆在晚清帝国的哪个节点上都能找到立足的理由,甚至可以远溯康乾盛世。一是历史的时段问题;二是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问题;三是,判断标准问题。前两者且不说,只说最后一个,判断标准。同治年间,具体来讲是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有一段对话,让人触目惊心。

曾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曰:“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呆了半天,说:“然则当南迁乎?”

赵烈文斩钉截铁地,回:“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这是所谓的同治中兴时代,曾国藩这样的能臣大吏感觉到大清不中了;赵烈文甚至不需要看到甲午与戊戌,就把大清灭亡的时间与方式,彻底给掐准了。晚清气象,哪里都是气象哈!

前面我为什么说对天鼓不适,是因为喜欢天雷这个概念。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天雷”及“天雷滚滚”又增加了另一层语境:雷死人啦!我之前的研究兴趣,曾经驻足过两次鸦片战争,整个研究的过程,就是被清政府的无知与颟顸雷死的过程。一句话,天雷滚滚,雷死人不偿命!现在,读者诸君再被德云兄的叙事雷一遍,也叫重续前雷吧,雷你个外焦里嫩!?

侯德云新著《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上市

原创

《天鼓: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吸纳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历史随笔集。作者以他擅长的聊天语式,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角度,全方位勾勒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历史风云变幻,剖析晚清国运堕入危局的深层历史原因,同时也揭开了众多历史人物的旧脸谱,描绘出他们的真面目,并对暗藏于历史深处的"荒诞性",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卓越亚马逊

导言:大清帝国的天鼓

侯德云

1

1898年9月,清廷发动戊戌政变当日,慈禧太后从幕后走向前台,重新训政。以此为开端,大清帝国的领导核心,不再是光绪帝,而是慈禧太后。

这一次,慈禧太后的“亲政”仪式,一点喜庆色彩都没有,场面充满暴戾之气,说来有失“天朝”脸面。她召集少数朝中重臣和光绪帝训话,让他们都跪在她脚下,然后对光绪厉声训斥,道是:“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之后又说:“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

在慈禧的严辞责问之下,光绪颤颤兢兢为自己辩解了几句,说:“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慈禧大怒:“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光绪闻言,魂飞魄散,“竟不知所对”。

慈禧这个老太太,在那一瞬间,肯定是让光绪,更是让康有为给气糊涂了。你听听她的话,里里外外都是一副反对变法的腔调。主流史学界曾经异口同声把她归结在“守旧派”阵营,大概是以此为主要依据的吧?实际上,考证戊戌变法史实,哪里能找到一点慈禧反对变法的依据?即便在政变之后,也只是中止了“大跃进”式的变法进程,变法的脚步,并没有完全中止。

谁都一样,难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换句话说,都有感性疯狂的时候。

慈禧随后把光绪软禁起来,不准他乱说乱动,但她心中的怒气,并没有发泄干净。很多人都知道,慈禧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京剧。史料记载,政变后延续很长时间,慈禧经常点一出叫《天雷报》的京剧。这出戏的主要内容是,一对贫苦夫妻收养一个弃婴,小男孩长大成人后考中状元,老夫妻前去探望,混蛋儿子竟不相认,悲愤之下,老夫妻撞死在养子面前。上天难容这个逆子,让雷公把他劈死。慈禧亲自对这出戏加以改动:一是把状元扮成丑角;二是添加情节,让状元的嘴脸更可恶;三是增添五个雷公、五个闪电以及风伯雨师等,音乐效果也随之加强。不难揣测,慈禧是把戏中的混蛋儿子,当成光绪的替身,让雷电反复劈他。

我个人的看法,慈禧的情绪化,一直到庚子年间义和团作乱时,还在不断发作,否则局面也不至于那般混乱。由此可知,执政者的最大敌人是自己,是自己的感性颠覆自己的理性。灭秦者秦也,说的也是这般道理。

2

笔者沉溺晚清史籍多年,从中收获很多新鲜的事实和从未有过的思考,同时也点爆了一次又一次感叹。

学者羽戈有话:“切记,近代史花果飘零,满目疮痍,读来易动肝火、伤心肠,所以读史当如治史,平常心至关重要”。这无疑是知冷知热的行家之言,可惜笔者修养太浅,至今也无法做到以平常心对待。相反,在读到某个操蛋的历史节点时,耳边常常出现幻听,心头也每每陡然一震,似乎“天鼓”在耳边、在心头不断轰鸣。

在我熟悉的语言环境里,“天鼓”是一个极其平常的词汇。这个词汇,蕴藏着一种难以逆转的不祥之兆,它可以跟个体命运相关,也可以跟家庭命运、村庄命运或更大范围的集体命运,紧密相关。

古人对“天鼓”的解释是,“天神所击之鼓”(此外还有两种解释,与本文无关,不提),说是“天鼓震则有雷声”。葛洪《抱朴子》:“雷曰天鼓,雷神曰雷公。”李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说白了,天鼓,跟京剧《天雷报》里的“天雷”,是一回事。

慈禧老佛爷常看《天雷报》,她想过没有,有一天,天雷也会毫不留情地报应到大清帝国头上?

我以为,对大清帝国而言,“雷公砰訇震天鼓”的不祥之兆,就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之后,庚子年义和团作乱等情事,已是天雷引燃地火,帝国之屋的坍塌不可逆转,即便诸葛再生,也无可奈何。

中日甲午战争(网络图片)

3

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提起那场战争时说:“中日战争是中国末日的开端。”在他看来,战争之后,“中国的气泡被戳破了”,“里边充满的都是空气”。

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田贝一个。抛开旁观者,当局者中,也有不少人清醒看到战争的危害有多大。李鸿章无疑是清醒者中的一个。此外还有张之洞,所见也很深刻,他在一份奏折里把甲午战争的危害形容为“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之后还说,日本“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且西洋各大国,从此尽窥中国虚实,更将肆意要挟,事事曲从则无以立国,稍一枝梧(支吾)则立见决裂,是日本之和不足恃,各国之和亦不可恃矣。”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国外交界的诡异现象:“各国使臣来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往往咆哮恣肆,非复前比矣。”这等于说,外国人根本不把大清国的外交官当人看。还有一位官员说他在总理衙门遇见洋人来访,“态度极为凌厉”,把他老人家气得“血管几欲沸裂”。从这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大清帝国的“精气神”,在甲午战后衰败到何种程度。

与此相呼应的另一种说辞,是日本政客伊东巳代在1923年的感叹:“呜呼,今日日本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这一声感叹,至今还铭刻在马关“日清讲和纪念馆”门外的石碑上。

甲午战争,大清帝国在物质层面损失巨大,两亿三千万两银子,此外还有割让台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情状。中国这位衰老的巨人,在一个“蕞尔小国”面前,算得上是丢尽了脸面。在这些损失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层面的损失,可能永远无法用数字来表达。那便是精神上的凌迟之痛,从此在整个东亚地区,再无话语权。用日本人的思维来说,便是“利益线”丧失殆尽。如今痛定思痛,那痛依旧铭心。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专著《晚清七十年》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我对此论,完全赞同。

也许有人会纳闷,说甲午战争是大清帝国的天鼓,似乎还好理解,怎么把戊戌变法也包括在内?

我的解释是,戊戌变法,完全暴露了天朝的非理性治国思维。这非理性,预告了帝国命运的大劫。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回顾戊戌变法时,用了这样的字眼:“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在我看来,天鼓的这一次爆响,绝不亚于甲午战争的雷震。《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评价戊戌变法:“这种激进的倾向不但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立场背道而驰,而且也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变法运动的惊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长的激进倾向,造成了普遍的忧虑和不安气氛,致使变法维新运动很容易被看成要无区别地摧毁一切现成秩序。”你说,如此暴戾的变法,是不是感性对理性的颠覆?而感性对理性的颠覆,是不是天朝的不祥之兆?

中国改革史研究者雪珥,把戊戌变法称作是“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确实是“激情一跳”,可这同时也是闭着眼睛的一跳,呼嗵一声,掉到沟里,不光灰头土脸遭人耻笑,还摔折了老胳膊老腿,从此步履更加蹒跚。

羽戈在《从戊戌到辛亥: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一文中,用充分的事实论证和逻辑论证,宣示这样一个论断:“戊戌变法被视为改革,细究其内容,却更接近于一场革命——这正构成了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辛亥革命名曰革命,论其实质,却充满了改革的味道。”对这一论断,我是信服的。那个“广东小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后期,竟然生出“围园(颐和园)杀后(慈禧太后)”之心,走的是“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之路,不是“革命”又是什么?而辛亥革命,流血不多,清帝退位,是谈判谈下去的,而不是用武力打下去的,改革的元素非常明显。

这一论断让我想到,晚清改革,物质层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一进入文化层面,比如戊戌变法,比如清末新政,就一定翻车。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有什么先天性缺欠?想到这里,脑门上陡然一层冷汗。

历史的荒诞让我恐惧。这恐惧随着阅读的深入,越来越强烈。这也导致我的阅读和思考,欲罢不能。

戊戌六君子(网络图片)

4

我把这本书按内容划分为三卷,“事件”、“人物”和“思絮”。“事件”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事件,“人物”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的活跃人物。事件里边有人物,人物活动又是事件的主要成分,两者可以混为一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有的篇章以事件为主线,有的则以人物为主线,按不同视角对史料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裁剪。当然,这里边毫无疑问会夹杂作者的个人观点和情感。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永远做不到历史学家那样的冷静。退一步思量,我只是以随笔方式把晚清史作为叙事对象,非虚构写作而已,又何必冷静。最后一卷“思絮”,是我阅读部分晚清史籍的感悟类文字。这感悟,绝大部分也是围绕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而生发出来,只有《回顾与慎思:关于安重根和伊藤博文》和《“以满人为本”与晚清国运》两篇,距离这两大历史事件较远,但其中的逻辑联系,显而易见。

我的这次写作之旅,是被一个又一个“兴奋点”驱动而成的。潜水式的阅读之后,便是对这两大重要事件和事件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梳理和认知。梳理和认知的结果,如羽戈所说,并没有找到什么真理,“而是从此不会受骗了”。

我真诚期待读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无论怎样的年代,不受骗都是一件挺好的事,对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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