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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马东、罗振宇:文化商人贩卖的不同社会情绪

原标题:许知远、马东、罗振宇:文化商人贩卖的不同社会情绪

许知远在《十三邀》上与马东的“尬聊”毫无疑问成为了前两周文化界最大的热点,以自恋的“知识分子”PK“大众文化”的面目在公共舆论中发酵。然而,许知远与马东并没有本质的对立,他们都是文化商人,就连《十三邀》上不合时宜的“尬”,也是文化工业销路的一策略。在本文作者看来,许知远的矫情、马东的松弛和罗振宇焦虑,所代表的是这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情绪,有的情绪畅销,有的情绪曾经畅销而如今滞销。这是一个焦虑与松弛共存的时代,许知远喋喋不休地纳喀索斯式提问方式不合时宜的拧巴,成为一种矫情。要告别焦虑的人,视矫情为一种无用的、软弱的絮絮叨叨,而要活得松弛的人,则视矫情为一种排山倒海的丧。

自诩为通俗知识分子,也曾在世纪初写就畅销青春读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或许没想到会因一档网络访谈节目而被如今的年轻人“围攻”。无论是娴熟运用文化研究术语和思辨传统进行的花样剖析,还是参和着对其泡面发型、油腻面庞审美无能的直白反对,他面临的窘境应了一句老话:“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

在“云知道(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组合出山之时,许知远也倾倒过一帮少男少女,书一版又再版。而如今迷倒青年人的,似乎是他的访谈对象罗振宇和马东,一手高流量、一手高估值,名利两不误。在轮流转的人气风水背后,则是不同社会情绪所能燃起的“购买”欲望——显然许知远式的“矫情”成了滞销货。

《十三邀》,一场奇特的情迷意合

对于许知远和马东的对话,批评者们认为是因“自恋”而造就的“尴尬”,是“知识系统腹泻”导致的不知所云,是一个旁观者对行动者的毫无共情的偏见。口诛笔伐背后,肯定有许知远的粉丝在为偶像辩解,毕竟这番批评与他以往的形象相去甚远——“尴尬”可被视为不合时宜、众浊我清的批评姿态,“腹泻”则是缠绵致密笔触下的抒发幽思、神会智者,而许知远也在行动着,近年来拿了风投创了业,也拓展了公共话语空间。

许知远

但批评者们本身,也已成为《十三邀》取得市场成功、在文化工业链条顺利运转的重要一环,毕竟这场“黑红”不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而是早已暗埋的草蛇灰线。许知远的人设是“偏见”,这意味着访谈并非为了倾听被访谈者的声音,而是为了将不同的“偏见”并置。当“偏见”双方寻求共识、和解或对偏见避而不谈时,冲突会被搁置,一片和风细雨。而当任何一方抱持固有立场、不愿回避冲突时,剧情就会以一种尴尬的戏剧性方式展开。

正因如此,我们很难轻松地说,许知远的“被怼”是新的媒介权力的转移,因为《十三邀》本身就是文化资本拥有者轻松、以玩票性姿态占据新媒体平台的表征。许知远不需要是个好的提问者或倾听者,也不需要对新的媒体表达方式有太多迎合,但依然能够与节目共赴或大或小的共赢。自带流量者并不惧怕骂声——只要不破人设,骂声没有风险,只会带来更多流量。

生于一九七六,成名于二十一世纪初,但许知远的心灵结构却一直停留在八十年代,那是一个告别革命、拒斥历史、试图重新书写历史预言的年代。

马东

知识书写创伤,又指引向救赎,这种宗教式的文化想象也给市场化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生存空间。需要有人不断地书写集体政治乌托邦导致的悲剧与注定的破产,也需要有人来彻底涤清封建的、激进的文化心理结构,更需要有人去高歌个人自由乌托邦与市场乌托邦。这种建立在对西方知识崇拜基础上的文化运动,在进入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市场时,表现出了各种繁复有趣的形态,甚至有些是套路的传播策略,如有自恨型启蒙者——将鄙弃乃至挣脱母体视为启蒙之道,有传道型启蒙者——通过简单的国别比对提供一种灯塔式的解决方案,有悲情式启蒙者——通过对悲情的审美化来推动特有意识形态的传播。

作为市场化知识分子的一员、转型社会的亲历者,许知远因其“理想主义”而被称道,他表现出对功利实用主义时代的焦虑拒斥,对价值断裂、意义缺失的无力悲哀,对反智狂欢庸众的无可奈何,对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的质疑,对以体制之名结出恶之花的反感与意欲挣脱,对技术狂欢和市场万能论的怀疑。甚至与上述套路性启蒙者不一样的是,对于宗教式的“神话”方案和“灯塔”未来,他也并不确信。所以许知远的理想主义成为对时代伤口的不断确认,他的粉丝会心疼他像一个跑转轮的小白鼠,尽管停留在原地但已经用力,而节目之外的更广泛的群体则看到的是“偏见”的并置、碰撞和虚与委蛇。

因而,《十三邀》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许知远需要表达,而以许知远的“偏见”为噱头的节目不是“以小博大”的资本冒险,但绝对是有稳定收益的避险投资,以商业逻辑运行的新媒体世界不会轻易抛弃任何一个未被榨干潜在价值的名人。因而,许知远运行多年的人设,只要他愿意,依然能以新的节目形态、在新的媒体平台上运转。

滞销的、畅销的情绪和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知识经济创业者,许知远在《十三邀》上访谈了他的同行——出生于一九六八的马东与出生于一九七三的罗振宇。尽管同为七零后,在节目中自我陈述的罗振宇显然没有许知远般的纠结,他出生在匮乏的小城镇,在人生中践行着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我奋斗——不停地生产欲望、消灭匮乏,实现自我的个体价值。而更为年长的马东则更早地深入接触了西方社会,而今,他在尽情拥抱九零后——他正在创造的基于中国语言艺术的娱乐平台,打造出了爆款《奇葩说》。

罗振宇

罗振宇迎合的是这个时代的焦虑,当一个人说出“认知是人之间的唯一壁垒,原来有很多壁垒,如血统、出身、城市、学历、官职、社会地位”这句怎么听都不对头的话,同时还被视为青年导师、鸡汤偶像时,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焦虑的深刻与无处安放。

而马东则是售卖着这个时代的松弛,《奇葩说》以辩论的形式,展现的却是寻求认同的各种路径与可能——理性的逻辑分析、感性的情绪表达甚至基于个人魅力的胡搅蛮缠,它并没有拓宽讨论话题的范围——宛如一个生活杂谈类BBS的视频版本,但确实创造了一种松弛的、宽容的讨论语境,在“唯一正确”、“绝对正确”之外开辟了一个“我们谈一谈”的空间,“奇葩”是松弛的时代精神产物,它一次性地收容了异装癖、同性恋、激进青年、巧舌妇女和屎尿屁性的低俗表达,并认为这种五彩斑斓与新一代九零后青年能够碰撞契合。

这是一个焦虑与松弛共存的时代,许知远喋喋不休地纳喀索斯式提问方式不合时宜的拧巴,成为一种矫情。要告别焦虑的人,视矫情为一种无用的、软弱的絮絮叨叨,而要活得松弛的人,则视矫情为一种排山倒海的丧。罗振宇和马东向许知远展现的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罗振宇的成功,标志着上个世纪的平等主义实验与实践在民众认知层面上的破产,都是鸡汤,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那碗更香。用八十年代新启蒙者的视角看,罗振宇坦诚的绝对自利取向也可被视为所谓封建落后意识的反扑,而非现代性神话的彰显,这并不是新启蒙承诺的后果。但这种底层自我奋斗的共识和动力,恰恰是社会不平等结构中处于弱势位置者生命力的体现,这是时代的困惑与克服困惑的努力,基于此罗振宇建立的共同体才免于坍塌。

《奇葩说》的老面孔也出现在了十三邀。

《奇葩说》中的松弛,一方面是焦虑时代的娱乐需求,马东说人类需要娱乐,另一方面则是营造了一个文化自信开明社会的愉悦氛围。这种氛围并非无源之水,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人舔舐伤口意欲再造文化,生活在九十年代的人面对社会的转型波波碌碌,他们眼前均有一个灯塔式的先进社会作为参照物,还背负着一个被视为创伤甚至意欲隐匿抹去的历史。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年轻人们,他们头顶从未悬着“中国崩溃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被视为创伤的历史又从未短兵相接,他们的时代生机勃勃。那种丧丧的、找不到出路的甚至无法用幽默自嘲言语化解的情绪,对这一代人来说,既是从情感层面难以理解的,也是从理智层面不屑去面对的。

许知远的矫情也并非毫无意义,它代表了一种正面社会创伤、永远在无望之处试图弥合创伤的姿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众多群体——农民、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下岗大潮中的工人、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缺乏劳动保障的农民工、在寻找工作中受到歧视的妇女等,还有那些在既有结构中萌生并难以消散的焦虑、恐惧、悲哀、愤懑,都需要以一种创口式的方式被感知。但回到新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于自身的处境有着切身的感受、对于关乎自己的历史有着完整的叙事,但对于那些历史主体,新启蒙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恰如知青的伤痕文学血泪控诉的背后,是另一个面临同样甚至更持久苦难的农民群体,以知识分子自我为中心的叙事阻碍了我们对共同苦难的认知,也拒绝了对于苦难团结的想象,因而阻断了我们去深入认知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

这样的启蒙,面对更广泛人群的时候——既包括超越知识分子阶层的其它历史主体,又包括超越了八十年代的新新人类——很容易丧失将他们纳入到未来想象结构中的能力,这种自称的启蒙者肯定会受到嘲笑。知识分子可以用文字或其他表征方式重现、展示创伤,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社会需要的更是他们能够凝聚的努力,在现实的行动中愈合创伤。启蒙者首先要启蒙自身的偏执愚昧,将自己放入更宽泛的历史之中,这样才不会因为贸贸然评价九零后、贸贸然谈及粗鄙而被“吊打”。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不是布朗运动,不是无数个体漫无目的、永不停止地东冲西突,它生长于线性的时间之中,诞生于人类生命铸就的历史遗迹中,是充满了想象、意图、共识的集体行动。这种“吊打”可以被视为一场自发的媒介素养运动,它在深度平台化的媒介空间内重申建立大众文化与社会进步的联系,它用一种文化自觉不惧于去怼占用了宝贵资源的尸位素餐,去让丧失启蒙能力的启蒙者重新自我启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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