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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任公高足

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任公高足

蔡锷,字松坡,号击椎生

1897年10月,时务学堂正式成立,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梁启超自幼聪明好学, 12岁时即得到了一个“博士弟子员”,即秀才的资格。16岁时入读当时广东最高学府之一——广州越秀山麓的学海堂,成绩优异,四季考试都名列第一,并于17岁中举人。1890年,梁启超经其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绍,认识康有为。康有为的新思想、新学识,给梁启超以很大的震动,遂决定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入万木草堂学习,成为康有为最出色的学生。1895年4、5月间,梁启超随康有为入京会试,因痛恨清政府甲午战争战败后对日本侵略者屈辱投降,协助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之后,梁启超积极参与组织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时务报》等维新刊物,并担任主笔。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很好,“笔锋常带感情”,语言流畅生动,立论新颖有力,其在《中外纪闻》《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大受读者欢迎,梁启超的名字,也就随着这些文章的广泛流传,而为社会人士所熟悉,进而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启超(1873-1929)

除了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之外,陈宝箴、熊希龄等人聘请来校任教的其他教师,也都具有变法维新思想,这就体现了时务学堂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11月14日,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到任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学约》。《学约》共十章:一曰立志。要求学生师法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以天下为己任,“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救世安民的志向。二曰养心。要求学生不以“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而夺其志,将个人的生死、毁誉、苦乐置之度外。养心之法,主要为静坐反思与阅历世事。学生无阅历,不妨虚拟一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去体验,以便养成百折不回、视死如归的心力。三曰治身。要求学生仿古圣先贤每日三省自身,每日就寝之前,默思一日之言行,将有失检点者一一记下,以便改过自新,日近圣贤。四曰读书。要求学生不能“只通一国之书”,而应“通古今中外能为世益者”之书,并将学生应读之书分为经、史、子、西籍四科,间日为课,学生须以数年之力,通彻经史大义,然后以其余日,肄力西学。五曰穷理。要求学生对每日功课所涉及的问题,反复琢磨,深入思考,务明其理。六曰学文。要求学生学会写文章,每日课卷一次,并写出自己的心得,所写之心得要条理清晰、语言畅达,但不拘形式。七曰乐群。要求学生重友朋,重师谊,“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但相爱,毋相妒;但相敬,毋相慢;集众思,广众益”。八曰摄生。要求学生注重养生之道,学习有张有弛,“起居饮食,皆有定时”;“体操之学,采习一二”。九曰经世。要求学生须深通六经及周秦诸子,以求治天下之理,同时必须博览历代制度沿革及泰西宪法官制,以求治天下之法。十曰传教。规定学生“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不久,梁启超又主持制定了学生功课章程,为学生开列必读书籍数十种,其中包括《万国公法》《万国史记》《日本国志》《格致汇编》《几何原本》《化学鉴原》等十几部西学书籍。除要求学生完成日课之外,梁启超还十分强调学以致用,要求学生勤读报纸,关心时务,了解国内外大事。从梁启超所订《学约》和学生功课章程看,时务学堂就是要把学生陶铸成有理想、有抱负、有学问、懂礼貌、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干才,以便将来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维新变法事业。

时务学堂部分教习

11月29日,时务学堂在临时租用的长沙小东街故阁老刘文恪的旧邸开学。在时务学堂,蔡锷有幸成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等著名维新人士的学生。梁启超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向学生大力宣扬孔子改制学说和“三世”说,鼓吹变法维新。

孔子改制说是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孔子改制说是公羊学口说微言,也是公羊学的核心思想。在公羊家看来,孔子在《春秋》经中,通过讥、贬、诛、绝等条例和春秋制、太平制以及三世等书法来表明改周之旧制,立《春秋》之新制。因此,孔子在《春秋》中所讥之世卿、不亲迎、以妾为妻和所贬之君殡用师等皆为其所改之旧制,而大一统、选举、天子亲迎、不以妾为妻、君殡不用师等则皆为其所立之新制。由于在孔子之前改制创制均为天子之事,庶民无权参与政治,更遑论改制立法。而孔子乃一布衣,若以一庶民身份改立新制,不但有僭越之罪,而且也不能使人尊信。因此,公羊家又指出,孔子改制往往通过“托古”的方式来表达,即将其所立之新制说成是尧舜文武之时已施行之制,是“古已有之”。公羊家还提出了孔子素王说,认为孔子虽无帝王之位,却有圣王之德,能够代天立法,为后世制定法度。这样就解决了孔子改制的合法性问题。

19世纪90年代,为给维新变法提供合理的依据,康有为受晚清经学大师廖平的启发,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写出巨著《新学伪经考》,详细论证了东汉以来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如《周礼》《逸礼》《毛诗》《左氏春秋》等,都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湮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并进一步指出这些经典的古文经都是伪经。这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场大的飓风。接着,康有为又写出《孔子改制考》,继承公羊学的观点,从正面阐发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并进一步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都附会于孔子身上,称其均为孔子所创之制,以孔子的名义提出其维新变法的主张。长期以来,孔子被认为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守旧者,而康有为却把他塑造成一个“托古改制”的先驱,其目的是为了给变法维新的主张挂上“孔圣人”的招牌,让孔老夫子念着“民主”“平等”的新名词为变法改制呐喊,这样“既不惊人,且可避祸,”,借助人们对孔子的迷信,来堵住顽固派的嘴,开辟改良主义的通道。这与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来反映资产阶级要求有着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初到时务学堂时,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加之对维新派所宣扬的孔子改制学说及其深意并不理解,因而在一篇学习札记中,蔡锷按照他所接受的传统封建思想对孔子改制说提出了质疑:“《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知其为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为自用自专之人也,此孔子所以惧也。如曰孔子惧罪,彼者罪我,则更相剌谬矣。《春秋》乃劝惩之书,非罪人之书也。”

对于蔡锷这种与康有为极力鼓吹的孔子改制说直接相矛盾的观点,梁启超批道:“此论犹属似是而非。”接着,他耐心地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蔡锷加以引导:第一,孔子确是改制之人。梁启超指出:“大约孔子《春秋》之制,可分为四种:一、周之旧制。二、三代旧制。三、当时列国沿用之旧制。四、孔子自创之制。即以讥世卿一条考之,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乃世卿也。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也。若讥世卿,则主选举者,乃孔子所改之制也。以此细推之,不一而足,何得谓孔子非改制度乎?”第二,改制是历史的必然,改制者不可罪。梁启超指出:“制度者,无一时而不当改者也。西人惟时时改之,是以强;中国惟终古不改,是以弱。盖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不能一日少安也”。并指出,“汝谓改制度为可罪者,是犹有极守旧之见耳”。第三,创制者不必为天子。针对蔡锷关于孔子乃布衣不得创制的“迂谬守旧之言”,梁启超特别指出:“虎哥也,果鲁士西亚也,皆布衣而创万国公法,天下韪之,未有以为不当者也。……夫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况孔子虽布衣而实圣人乎!如其不当也,虽一王之制,历朝相传之法,而樵夫、牧竖亦可从而议之,而况于圣人乎!”第四,孔子托古改制乃不得已而为之。梁启超指出:“孔子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曰‘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也。’此言天下有道时,可以如是而已。惟周末极乱,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譬之今之豪杰,使生于康、乾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俗儒,以改制为罪而已。”最后,梁启超还要求蔡锷对他的这番话语“熟思之”,“如尚不谓然,下次可详辨”。

在梁启超的耐心教导和启发下,蔡锷逐步懂得了孔子改制说的深意,思想豁然开朗。在以后的一篇研习《春秋公羊传》的札记中,蔡锷写道:“庄元年,不言即位;‘夫人孙于齐’,不言反,不言姜氏;‘单伯逆王姬’,不言使;‘齐侯迁纪邢、鄑、郚’,不言取;‘公子庆父帅师伐于馀丘’,馀丘不击乎邾娄;‘纪侯大去其国’,不言齐灭之;‘公及齐人狩于郜’,不言齐侯;‘公会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不言纳朔,皆孔子既修之《春秋》也。未修之《春秋》,则言反;言姜氏;言使;言取;言邾娄之馀丘;言齐灭之;言齐侯;言纳朔矣。”

这说明蔡锷已经从《春秋公羊传》中理会了孔子改制的笔法。对于蔡锷思想上的进步,梁启超十分高兴,及时给予鼓励,欣然在蔡锷的上述学习札记后批道:“通极。就此例以读全书,可见记号之间,无一字无深意。真所谓万物散聚,皆在《春秋》也。”

时务学堂旧址

“三世”说是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它同样源于公羊学。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将《春秋》分为十二世,其中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到了东汉,何休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以“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这样,便有了“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名词,孕育了由乱到治,由“衰乱”“升平”到“太平”的庸俗历史进化观念。康有为从传统的儒家今文经学中汲取营养,在《孔子改制考》中发挥“公羊三世”说,将其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相糅合,构成一个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发展到“升平世”(小康)再发展到“太平世”(大同)的“三世”系统。同时,为了给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他进一步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分别与“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相比附,认为文王拨乱行君主之仁政是君主立宪制,即“升平世”;尧舜行民主之太平,是民主共和制,即“太平世”。由于思想的局限,康有为又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据乱世”之中,应当变革为君主立宪制,向“升平世”进化,而民主共和制还为时过早,不是当前的任务。这样,经他诠释的“三世说”就成了维新变法理论依据。梁启超认为,三世说“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在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思想代表人物的影响下,蔡锷接受了他们所宣扬的“三世”说,开始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一个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在他的的学习札记中明显反映出来。在读到《春秋公羊传》中对鲁庄公八年秋撤军所用“还”这一善词,以表明怜悯疲惫军队的意思时,他认为这“可以劝据乱世之穷兵者”。他认为,“《春秋》不记诸侯与大夫盟者,为太平世设也”。同时,蔡锷在札记中畅谈了在梁启超指导下读《春秋》的体会:“读《春秋》,如测恒星,孩提只知其为萤火,长则知其为星。读天文书,则知其星之名号。以几何之法算之,以显微之镜测之,则知其为不可思议之地球,则知其内之动、植物件之多,且庶且备。《春秋》犹是也。俗儒只知其为字为取功名之用,妄儒只知其为断章烂报,皆不知几何之法,显微之镜也。几何法何?三世之义也。显微镜何?既修之《春秋》,口说之《春秋》也。以此法测之,则知其中有多少之道,多少之理,多少之人,多少之用,多少之益。此太史公所以云‘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也’。无几何法、显微镜而测恒星,则恒星为数万小光而已。无三世之《春秋》以读《春秋》,则《春秋》为数本古传而已。”

读罢蔡锷的体会,梁启超为蔡锷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当即作了批语:“比例精当,见地莹澈。”

1898年3月初,梁启超离湘赴沪就医。虽然在时务学堂,梁启超与蔡锷在一起的时间不到半年,但师生彼此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对学识渊博、思想先进的梁启超十分崇敬,称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论学则讲知行合一,论政则尚民权”。梁启超对年幼聪颖、勤奋好学的蔡锷十分喜爱,称之为时务学堂的“高才生”。从此,梁启超与蔡锷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梁启超也成为对蔡锷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

在时务学堂这所培养维新人才的新式学堂,经过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思想家的启发和教导,蔡锷在学业上进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898年3月,根据学堂关于学生试习三个月后进行严格甄别的规定,时务学堂对头班学生进行了考核。经综合评定,蔡锷被确定为中学内课生(即享受全部官费待遇的学生)。4月,湖南学政徐仁铸亲自到学堂抽考宝庆籍学生,结果蔡锷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等第三名,李洞时、戴哲文蒙取进入学。6月中旬,经考核,蔡锷又被补为西文留课生(即中学内课生兼习西文的学生)。不久,陈宝箴考选出洋学生,应考5000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

在学业进步的同时,蔡锷接受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洗礼,最终完成了由封建守旧思想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在努力学习维新变法理论的同时,蔡锷还注意联系实际,关心时政,“谈到当前政治败坏,声情激越,决心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国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人物一样,年青的蔡锷也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这些都在他发表于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湘报》上《〈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这两篇借古喻今的文章中反映出来。

蔡锷:《〈后汉书•党锢传〉书后》

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一文中,蔡锷认为,封建专制统治是造成中国落后衰弱的根本原因,由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靡不出死力以剥之”,致使像古代“片语而复汶阳之田”的曹沫那样的心侠和“四十不动心”的孟子那样的气侠,“至今其种无一存也,以致外人欺伺”,造成“无面不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的悲惨局面。尤其是对于清政府在初挫于英、再挫于法、三挫于日以致面临国破、种灭、教亡的空前危机之时,仍然“不知振”,蔡锷感到十分愤怒,认为中国若不幡然猛省,变法图强,“再阅百年,则黄种成豕马,成木石,听人舞弄而不知矣”。蔡锷认为,“今之计也,四万万人不足恃,足恃者自一人而已”,天真地希望光绪帝象德国的俾斯麦和美国的华盛顿那样,带领四万万同胞,战胜列强,成就中国独立统一的大业。同时,他还呼吁人们“心不死,气不销”,团结起来,组成“心党”和“气党”,以保教、保种、保国。

在《秦始皇功罪论》一文中,蔡锷认为:“千古之罪,未有一人成之者;千古之功,未有一人树之者。”这就是说,一人的事业成功抑或失败,除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和努力之外,还要受外在客观因素影响。在以中国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此加以论证之后,蔡锷指出,秦始皇所以功不成功,罪不成罪,都是因为“被臣下之锢蔽”,以致“不获已之势成之也”。因此,他提出,当道者要借鉴秦始皇等历代人物的经验教训,“师之当师其所以兴,革之当革其所以亡”,“听言不可不慎也,用人不可不慎也”。也就是希望光绪帝听维新变法之言,用维新变法之人,以成维新变法之业。

蔡锷:《秦始皇功罪论》

由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时务学堂“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还秘密摘印具有反清的思想的“《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数万册,秘密散布”,引起了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守旧派的强烈不满和猛烈攻击。7月10日,他们上书陈宝箴,诋毁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折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要求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为了缓和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陈宝箴只得将熊希龄免职由黄遵宪继任,还将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人一一辞退。由于学堂提调易人,加之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皮锡瑞等维新派教习先后离堂,时至8月,时务学堂已难以为继。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光绪帝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位维新志士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10月6日,清廷降旨,陈宝箴、黄遵宪及熊希龄等均遭革职。这样,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变法运动遂宣告失败,时务学堂交由守旧人士接管,改名为“求实书院”,蔡锷等时务学堂原有的学生被赶出校门。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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