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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电影》| 家国情义的胜利 ——《龙之战》的文化意义及其裂缝

原标题:《当代电影》| 家国情义的胜利 ——《龙之战》的文化意义及其裂缝

新作评议

作者:王一川

责任编辑:杨天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17年第10期

《龙之战》是一部诚意之作。尽管从近几年来中国电影审美趣味的急速更新视角来看,该片在叙事上没有提供太多令人惊喜的新东西,更没有用“小鲜肉”吸引眼球,但恰恰是这种以走老路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努力,非常值得重视。镇南关战役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少有的胜利之一,而其指挥者冯子材作为勇敢抵御强敌的民族英雄,其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意味深长。所以,讲好这一故事的关键,不在于如何使叙述呈现新花样,或者以“穿越”“小鲜肉”之类的新招吸引观众,而在于如何发掘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之所以这样说,是笔者对高峰导演和邢原平编剧这对“黄金搭档”的又一次联袂合作抱有颇高的预期。自2008年到2015年,二人先后合作过《十八个手印》《老寨》《草民草事》《土地志》等影片,而且都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其中多数获奖,可谓名副其实的“获奖专业户组合”。他们完全有理由在坚持自我的道路上继续挺进。二人之前的创作领域集中在当代农村题材,那正是他们长期协力耕耘并且开花结果的芳草地,而影片《龙之战》则将他们引向了此前罕有涉猎的近代军事题材领域,可谓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文化意义的生成

《龙之战》讲述了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法国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一般称为中法战争(又作清法战争),其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蔓延到中国东南沿海。在这场战争中,法国侵略军虽然一度占据上风,但始终遭遇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而无法取得战略性胜利。特别是由清廷重新起用的老将冯子材统率各部于镇南关战役中给予法军以重创,吹响清军全面反击的号角,导致其时法国内阁垮台及两国重启谈判,最终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一被称为“镇南关战役”或“镇南关大捷”的历史事件,早已成为民族的历史记忆,其意义也陆续被文艺作品讲述过,如今再来讲述,其意义何在?显然,意义生成的关键点不是出自那个被讲述的年代,而应当出自讲述年代本身,即今天人们回头讲述过往历史事件的行为本身必有缘故或所求。

2017年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选择在此时机精心钩沉有关“镇南关大捷”的历史记忆,此举本身必然会与建军、强军之类题旨形成紧密的内在联系:“镇南关战役”给了打赢保家卫国战的宝贵启示。从这方面而言,《龙之战》的现实价值或题旨显而易见:借助2017年喜庆建军大业之际,从往昔“镇南关大捷”和抗法英雄冯子材身上寻找我军据以打赢现代战争的启迪性元素,即以冯子材为楷模,寻找打赢现代战争的制胜法宝。如此一来,该片的叙述要务,不在于镇南关战役本身是如何进行的,而是它在132年后的今天还有何现实意义。一旦明确了这一点,《龙之战》在今天被重新讲述的文化意义就容易理解了。

编导们尽力发掘主人公冯子材身上所蕴含的厚重的文化意义。冯子材(生于1818年7月29日,卒于1903年9月18日),字南干,号萃亭,汉族,出生于广东钦州沙尾村(今属广西钦州沙尾村),为晚清抗法名将,民族英雄。不过,编导们并没有按传记片套路去拍一部个人传记片,而只是拍成了一部“镇南关战役”片。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在价值取向上必须“规避”冯子材在“镇南关战役”之前多次参与剿灭太平军及其他反清起义的旧事,那正是冯子材从军一生的主要“业绩”之所在。或许正是由于起初欲走传记片的路子而发现“此路不通”,主创才不得不放弃对冯子材前事的讲述意图,只是将镜头集中于他在“镇南关战役”中的具体作为。这样做本身便不得不遭遇“先天不足”之困:冯子材这样的民族英雄是如何突然间练成的?其身上蕴含的饱满意义及其演变历程,就可能会被忽略或蒸发掉。如此一来,编导们难免如同戴着镣铐跳舞一般地刻画冯子材其人的单面性而非多面性,其成熟性而非发展性。

于是,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由老演员刘佩琦饰演的冯子材,一出场就具有武艺超群、胆识过人的英雄气象。影片一开始,冯子材与蒙根和依南兄妹一行人骑马涉水过河,遭到鳄鱼的凶猛攻击。这组镜头以河中鳄鱼的凶残反衬出冯子材的勇猛、坚毅品格,更通过冯子材力斩鳄鱼的勇武与胆识形象地证明:假如河中鳄鱼代表落后与愚昧文明,冯子材则是已然挣脱落后与愚昧束缚的新一代中国人。影片中冯子材的勇武和胆识还表现在,不仅杀死鳄鱼,而且主动提出与被俘的法军雇佣兵上尉朗马克当众决斗,刀斩悍敌,极大地振奋军心,激发起军民英勇抗敌的斗志。

显然,斩杀鳄鱼的情节放在开头与片名“龙之战”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这意味着,“镇南关大捷”并非单纯的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中国巨龙的复兴之战及正义之战。该片的英文译名为The War of Loong ,其所使用的“龙”字已不再是西方通行的恶魔意义上的“dragon”,而是复归于中国神话传说中作为瑞兽的“龙”(Loong)。沉睡的瑞兽巨龙想要复苏,非得以斩杀恶魔般的鳄鱼为代价和台阶。这令笔者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则情节:卡德摩斯在寻找走失的妹妹欧罗巴途中,路遇毒龙阻拦,他奋勇地将其杀死。龙的躯体又演变出一队武士,它们一生下来就自相残杀。幸存的武士们被卡德摩斯降服,建立了忒拜城。如果说卡德摩斯杀死毒龙是人胜过未开化的自然的一项象征性举措,那么,《龙之战》让冯子材表演惊险而又精彩的斩杀鳄鱼之举显然也具有点题的妙用:冯子材正是觉醒的中国巨龙的象征;觉醒的中国巨龙一旦摆脱落后或愚昧的拖累,必然会释放出惊人的创造性能量,令任何入侵者胆寒。

影片随后便刻画冯子材宛如觉醒的“中国龙”般的卓越指挥艺术及其协调有方的才干。比如,他设计伏击、偷袭、隐蔽部分火炮、设立预备队、串联友军支援等。他虽然为人处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却也能妥善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广西提督苏银奎的关系,从而成功地争取到后者的支持和配合。苏银奎作为淮军主帅,起初对冯子材瞧不起,心存芥蒂。随着冯子材多次将胜仗的荣誉“卖”给他,以及处理相关事情公正无私,他便逐渐对冯子材心存感激,采取了合作态度,从而保证了整个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同时,影片中有两幅木牌的重复情节,产生了相互对照的意义。第一幅是在影片开始不久,在狼藉一片的镇南关战场,关楼上下清军尸体和遗弃军旗与枪炮旁,有法军士兵把一根木桩插在关门前,上书汉字“广西门户已不存在”,而尼格里等军官以战胜者姿态在此踌躇满志地照相定格。第二幅则是在影片结尾,“镇南关大捷”后,初升的朝阳下,残破的关墙旁,清军列队通过关门,新写的“用法夷的头颅重建门户”木牌插在地上,代替了“广西门户已不存在”的旧木牌,而冯子材缠着绷带望着牌子半晌,转身上马,身旁则是清军以浩荡之势越过残破的镇南关。接着出现字幕:“1885年3月法军战败,清军乘胜进入安南。”这两幅字(标语)的对照生出一种相互替代的意义,成为冯子材盖世功绩的生动象征。

与智勇双全的形象刻画相比,《龙之战》更显突出的还是冯子材品格中的家国情义观及其在整个形象系统中的引领作用。这一点可能正是影片编导最为费心费力之处。当下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冯子材身上的传统意蕴必然受到编导的青睐。我们看到,冯子材受命领军,处处受到强化的是他身上携带的广西地域特色:家族传统及其地域资源。这种家族传统表现在,冯子材首先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冯相荣和冯相贤,以及铁哥们的子女蒙根和依南(未来的儿媳)兄妹,然后请来旧部麦团练等,加上从俘虏营赎回的赵春生和韦阿山。他还大力挖掘广西地域的兵源,凝聚和激发广西籍军民的保家卫国力量。如此以来,冯子材统率的部队就以他的名号为号,人称“萃军”,也称“广西狼兵”。他的名言是:“上阵父子兵。不能让人说,使别人孩子的命,争自家的荣光!”可见,冯子材身上具备的中国传统家族精神,其核心正是家国情义。家国情义意味着,家与国、家族与国家之间是不分彼此而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有国才有家,无国则无家,从而家人无论男女老幼,皆须自觉承担卫国义务,直至不惜为国捐躯。相比之下,个人利益就不在考虑中了。他的一句豪言足以成为他的家国情义品格的标志性口号:“名利算个屁,不如多几门大炮。”他一心想的正是牺牲家族名利而换得国防安全。主人公冯子材身上的这种家国情义品格的表达,可能正构成这部影片的一个突出特色,也正是冯子材能率众打赢那场战役的关键所在。这恰恰是要回应当代人对打赢现代战争的力量源泉的高度关切。

由于首重家国情义品格,故而影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冯子材的严整军风的讲述。一支军队是否能征善战,首要取决于军纪军风。整部影片为冯子材先后设置了“四杀”的显赫剧情:一杀鳄鱼,显示他的勇武精神;二杀敌酋朗马克,鼓舞军民斗志;三杀贪官,进一步凝聚军心;四杀爱子,凸显其刚直无私和崇高。当观众目睹冯子材“大义灭亲”地对亲生儿子冯相贤因私自放走部下赵春生而施加赐死处置时,不禁凛然动容,大有直感心神震撼之势。军容严整的“萃军”要想打胜仗,就不能容忍在残酷战场上有逃兵。今天的观众可能会说:假设冯子材不是选择让儿子死,而是令他“戴罪立功”从而“将功折罪”呢?但历史事件没有假设,而只有实际发生的。冯子材形象的崇高力量正来自于自身的严于律己。

语义的“裂缝”

在致力于塑造冯子材的高大形象时,《龙之战》难免呈现出几丝“裂缝”,其中要数临阵斩子、夸大火龙神力和背景单一等问题最为突出和引人反思。

冯子材近乎“虐心”的“大义灭亲”情节,本来称得上是影片主人公性格塑造中最感人的段落,但是笔者的质疑点恰恰也出在这一“虐心”的时刻里:冯子材以治军严整著称,且戎马一生,直至年近七旬,他的亲生儿子应当早已深知父亲的治军之道,并且应当早已习惯于严格配合父亲如此整肃军风军纪,又怎会出现如此不识大体,不合常识、常理、常情的违纪之举?这完全是对其家风和军风的严重败坏,更是对冯子材军人形象及民族英雄形象的内在瓦解。编导主观意图或许是想借此表现冯氏家风或军风中本来就有的仁爱一面,但却因此对冯子材的军人整体形象造成了自我消解或自我毁坏的副作用。据笔者初步了解,在有关冯子材的历史编撰材料中,还从未见过其儿子中出现如此“败家子”现象的任何记载。假如这一点真实可信,那么,冯子材挥泪斩子的情节应当是刻意虚构。这应成为编导们自我反思和批评之处。

《龙之战》的另一象征性情节在于以火龙大破法军,这甚至被视为扭转“镇南关战役”之战局胜败的关键手笔。笔者的质疑也出在这里。该情节是这样的:冯子材已死的儿子冯相贤托梦献计,危急时可以点燃小青山溶洞壮人百年酒窖以为火阵,阻挡法军攻势,避免部队溃败。冯子材依计而行,就在法军气焰嚣张而清军面临溃败的千钧一发之际,麦黑牛奉命在百年酒窖里点燃的火把迅速扩展为熊熊燃烧的巨大火龙,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扑向敌人,此举产生至少三重效应:一是极大地震慑了法军气焰;二是提振了清军士气和胆略;三是给予苏银奎以“天启”般的顿悟——“天降火龙,法军必败”,于是下令全线出击,最终取得反败为胜的战果。影片将“镇南关战役”取胜的关键,赋予这样一个托梦而来的火阵情节,此种带有神秘意味的象征性手法的运用,虽然可能是为了增强影片的视觉观赏效果,但与影片的整体设计相比,缺乏足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美学效果,反而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影片精心建构的家国情义(观)的感染力。儒家向来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传统。影片既然要表现以儒家为代表的家国情义(观)的深厚力量,就不宜再同时乞灵于道家似的神秘力量的隐性作用。这两者之间实际构成了相互拆解的离心力而非相互借重的同心力。家国情义诚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却因此而被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同时,《龙之战》未能进一步将“镇南关战役”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去做发展的、整体的和复杂的透视(尽管已经付出了一些有效的努力),显得孤石独立般缺乏应有的复杂性、关联性和多义性,从而很难让冯子材的形象更显饱满和沉厚蕴藉。

此外,影片中还有些地方设计得不尽如人意,如让法军司令尼格里在司令部性侵越南籍女秘书阮月的情节。编导可能是要借此暴露侵略者的丑态,并为后来她智救被俘的依南埋下伏笔,但此举显得有些脸谱化和滑稽,减弱了对法军的自高自大形象的描写力度。其原因在于未能下足够工夫去认真了解和分析法军指挥官的身世、性格及其在战役中失败的原因,而这一点在图书资讯业已相当发达的当下是可以做到的。敌方形象刻画趋于表面化或脸谱化本身,实际上等同于对我方形象同样的表面化或脸谱化处理。

结语

今天的观众喜欢置身于历史宽度、深度和厚度之中的生动感人的故事,从而有理由对国产片的思想开掘力度及其历史蕴藉效果产生更高的期待。由此,笔者想到一个问题:今天应如何塑造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巨人形象?巨人们之所以崇高,恰是由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悲剧性之所在:一个需要巨人拯救的时代恰是悲剧性的时代。悲剧,正如鲁迅所说,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这“有价值的东西”究竟如何构成就值得特别重视了。要重构起诸如冯子材这样的现代巨人或民族英雄形象,便需要真正深入其精神品格及其文化价值系统内部细细体察,悉心探究那些决定或影响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的个人言行的社会根源、文化传统及自我原因,并对那些根源、传统及原因等做出全面、系统而又辩证的纵深分析。例如,镇南关大捷只是我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少见的胜利或唯一的胜利,假如把这场罕见的胜利置放到整体性失败语境中去看,这种局部胜利与其整体失败语境之间,是否可能产生新的意义碰撞点以及新的意义阐释链条?在这个意义上,《龙之战》在积极探究过程中留下的得与失,可以成为今后同类题材创作的新起点。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100871)

注释:

(1)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3页。

编辑: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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