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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万象:触手可及的经年轶事

原标题:柏林万象:触手可及的经年轶事

在施特赫利咖啡馆,我们可以对文学柏林化的概念有个了解——这点毫无疑问。人们带着狂野的欲望和嫉妒的眼神拿起一堆报刊,左手捏住一叠,右手还一份接一份地在呆滞、冷漠的表情中翻阅:在这沉默的动作语言中,大概他们自己也迷糊了。期刊杂志的铁嚼子和锁链仿佛用了巨大的力量把人的喉舌束缚住了——谁会在这儿把有趣的简讯给邻座看呢?可能有一支敌军离柏林只有一英里远,但没有人会将这事儿说出来,人们会等待它被印刷出来,然后拿一份,传阅到所有人的手里——几乎大家都这样做,就像施特劳的正派人

在每簇稍显热闹的人群前走过时便会欣慰地呼喊:“明天印出来就可以读到啦!”

光顾施特赫利的客人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种:年轻人和老年人。更确切地来讲,是向往着成熟的年轻人和追忆着青春的老年人。那一群都是文学青年,怀揣朦胧妖娆的美好愿望,憧憬着有朝一日人们能像如今看待古典文学大师那般尊崇自己;这一边是政府官员、老军官们,他们口若悬河地谈论着普鲁士国家的政治立场,埃尔斯勒的双足,松塔格的花腔,谢希纳的表演!简直无法忍受!在这些老纨绔高谈阔论之前,人们就恨不得闭耳不闻,或是逃到最偏远房间的僻静侧室里去。尤其是在冬天,这些人穿着短袜与毛靴,面容愚蠢而忠诚,当他们走上来时,脚步声大得即使是最迟钝的耳朵都能听见。他们雀跃地欢呼着要看《国家报》,寻找研究H.先生、v.R.先生和v.Wsn.先生的个人官方声明。接着他们又读了些《汇报》里柏林的报道,这些报道大概就是柏林民意的表达吧,仿佛民意真的存在似的。当他们读完《波兹南日报》合乎逻辑的报道,从中增加了自己的知识与见解时,就开始批判戏剧,视戏剧为眼中钉,要人们必须远离剧院。在他们旁边的是身材高挑的卫队少尉和候补官员们,这两者的区别是:一个说得多而想得少;另一个想得少而说得多。这些人是前文被称作年轻人的过渡群体,我会在后面更详细地谈及。

这里完全不缺展现柏林万象的方法与元素。离开此地,无论怎么展望,人们对这个地方的特征总会有更确切与更独特的认识。就像第一眼看到一座教堂,它既像教堂,也不像教堂。大教堂的正面骄傲地挺立着,与它的奢华相比那空洞的石堆显得十分突兀,它的背后是一座毫无美感的拱形穹顶附属建筑物,如同一只气球,为了安全着想,还栓了一个降落伞,人们对此发出的异议才是星期天礼拜时那些吵闹嘈杂的真正原因。从歌剧院广场眺望,又是另一座由丑陋的石堆砌成的教堂,展示着十六、十七世纪品位的匮乏,成百上千的窗户让人想起启蒙运动时期和光照派存在的时期,光秃秃的文化尝试又再次落脚在这从底部到80-90英尺的高处都平滑而空洞的壁墙之内。当然这更多都属于过去,但也不难看出,所有这一切也都可在最新建筑的时髦装饰风格中重新找到踪迹,这些只是真实的现代社会的表面粉饰罢了……

(本文经授权,摘自《柏林万象》)

卡尔•费迪南德•古茨科(Karl Ferdinand Gutzkow,1811-1878)生于柏林,自1829年起先后在柏林、海德堡、慕尼黑学习哲学、神学、语言学和新闻学。1831年与沃尔夫冈•门采尔在斯图加特办《文学报》。1835年因门采尔告密,与H.海涅以及“青年德意志”派作家被德国联邦议会以“亵渎宗教”、“有伤风化”的罪名禁止作品出版。他是“青年德意志”文学的主要代表,从激进自由派立场出发,撰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他最成功的诗体悲剧《乌里尔•阿考斯塔》,针对19世纪30~40年代关于宗教问题的辩论,表现了反对教权、提倡容忍的主题。著名喜剧《达尔杜弗的原型》(1844)讽刺德国现状,特别是文字检查制度。重要小说有受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影响创作的《多疑女人瓦莉》(1835)。

《柏林万象》一书为所有对柏林历史与轶事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场盛宴,古茨科在其中讲述了19世纪在他的家乡——世界之城柏林——发生的人与事,包括城市面貌、建筑、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戏剧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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